绪言
马克思说，“教育过程是一种精神生产过程，是一种精神财富生产和传递的活动，它同物质生产过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可以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提供各种水平的劳动者和科学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它是物质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条件，且对物质生产具有重要作用”[1]。
抗战时期，贵阳，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一方面为抗战输送大量的人员的同时，也是暂时的后勤补给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又要为大量涌入贵阳的青年人进行教育的同时，也为失学的民众提供教育的机会。于是，各种社会教育在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快速的发展起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进而为抗战培养了大批有素质的人才，从而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说“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蔽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
毋庸置疑，贵阳抗战社教模式，对当今的社会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为当今社会教育模式的参考，特别是农村社会教育形式有力的补充。
一、理性育人：失学民众补习教育
失学青年的争取，有助于提高民众的素质，增强抗战的力量。民国时期的补习教育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劳动者所进行的职业技术培训，一类是对失学群众的扫盲教育。对于职业补习教育，教育部本在战前的1933年颁布有《职业学校规程》，抗战爆发后又制定了面向失学民众的《补习学校规程》。抗战期间，贵州省政府将本省社会教育的基本任务，定为“普及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理职业补习教育、办理抗敌及兵役宣传、推行新生活运动、促进国民精神总动员、社教研究与辅导”等六项，并为此采取了相应的实际措施，如健全社教行政机构、增筹社教经费、充实社教机关等。
抗战以来，大量的人员涌向贵阳，失学的青年越来越多，为了让更多的青年参与到抗战的大潮中来，于是，私立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
1.贵阳市私立明诚补习学校
抗战以来，闲荡及失学的青年增多，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及认识保家卫国的道理，在龙井路江西会馆内豫章小学民教部，开办了贵阳市私立明诚补习学校，该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三科，同时增设史地、理化、会计簿记等学科，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与高级班的学生名额分别为二十名，期限以三个月为一期，结业时报贵阳市政府备案。每天每班上课三小时，三个月上足二百四十个小时。交费是高级班为300元，初级班为240元。
2.贵阳市新药业同业公司附设药学讲习所
抗战爆发后，后方急需药学方面的人才，于是贵阳市卫生局利用自己的房子筹办了一所新药业药学讲习所，目的是造就药学人才，并为将来扩充为药学专科打下基础，该所设教务、训导、总务三部分，每部设置主任一人，设事务员一至三人，教员若干，设置教室一所，实验室一所，实验室分制药、调剂、化学三部分。招生范围为初中毕业或失学有一定基础的青年，开设的课程有：体格检查、党义、国文、理化、数学、英文、口试。学习期限，每十八个月为一期，除星期及例假外，寒暑假照常上课，修业满后举行毕业考试，然后到贵州卫生材料厂，省立医新洲药厂实习二个月，方才发放毕业证。
3.毓英补习学校
该校是一所靠租赁黔灵路民房为校舍的短期补习学校，公晨班、晚班上课，主要是方便失学的青年，补习科目有国文、数学、英文三科。晨班和晚班结业期均为四个月，晨班只收二十人，晚班十三人，学生需要有一定的文化，高中班学费为二百四十元，初中班学费二百元。目的是：为大量涌入贵阳的失学青年，或是四处流浪的游子，或无机会上学者，或为环境所迫，希望上学者，基此诸因，此补习学校弥补了公办学校的不足。
4.贵阳私立测友补习学校
此校是为失学青年专门进修开办的，在正谊小学内，每天晚上6：00―9：00上课。该校以董事会为最高组织，校长承董事会之督导，综理全校事务，下设教务二组各设主任一员，教务员及事务员各若干人。设置专修班、高级班、初级班三个班，专修班的课程为普通测量、土地测分、工程图之测绘、摄影印刷、天文知识等科目。高级班分设微积分、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球面三角、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物理、化学、德文、英文等科。初级班分设代数、几何、算术、物理、化学、英文等科，将来视社会需要增设其他科目。
5.英缅语补习班
该校为贵阳市南洋华侨运动会与社会部贵阳社会服务部合办的补习学校，此校是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即是中缅通道需要更多的懂英语懂缅语的人才。
班级设置：缅语班分甲乙两组，英语班分高级初级两组，每组员额为50名，入学的资格是：凡属中华民国年龄在十六周岁以上，国文通顺，语言畅达且有初中以上程度的男女青年皆可报名入学，学习期限为四个月，培训完后可选择直接上前线。此补习班的主要目的是为抗战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为修建中缅公路，打通西南运输大通道服务。
6.贵州私立乐群会计补习学校
本校教授会计学、财政学、经济学、党义等课程，班级设置为一个班，名额不超过60人，如有必要时增加班次。学费为每人每期收国币250元，每周日上课两小时，下午7：00―9：00上课，假日休息。
二、文艺度人：零散的社会教育工作团体 教育是同温暖的生命一起开始的。民众教育学校和民众教育馆都是从事社会教育的机构。在军阀统治时期，贵州有的中学学生自治会就附设民众夜校，设高初两级，用小学课本。1937年，省教育厅提出“民众学校为实施抗战教育，扫除文盲”，在贵阳开办民众学校，先规定16―30岁的民众可入校学习。后来允许10岁以上失学儿童都可以入校，1938年改为15―40岁，次年又改为12―50岁。男女分校，以区为单位设管理主任，由警察分局局长兼任，联保主任担任副主任。教员由学校和机关派人兼任不兼薪。课程有国语、公民、常识、音乐等。以后还设立过战时民众补习夜校。全省有的中学学生自治会也办民众夜校。贵州省立民众教育馆成立于1935年，开展图书阅览、补习学校、通俗演讲、音乐美术戏剧等活动，大多与当时的抗日救亡工作紧密配合。
1938年5月28日，筑光音乐会、黄钟音乐会、贵阳医学院歌咏队、达德中学歌咏队、贵阳联合口琴队、儿童联合音乐演奏会，演出了各种形式的节目22个。特别是儿童联合歌咏队的120个小朋友演唱的《孩子进行曲》、《练壮丁》、《打日本》等歌曲，感人至深，使听众从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1938年秋，日军加紧进攻武汉，武汉告急，消息传来，中共贵阳县委布置筑光音乐会与沙驼业余话剧社联合组织一次“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除了在民众教育馆广场演唱和教唱外，还要举行示威游行，入夜，在几十把火炬照耀下，筑光会员教唱《保卫大武汉》，他们事先把歌词用斗大字写在纸上，当教唱到那一句，拿这一句歌词的人就把报纸高高举起，引导群众注目而唱。教唱结束后，许多群众自动参加游行，数人一排，挽臂前进，高唱着“我们臂挽着臂，手拉着手，用我们最后一滴血，争取民族的自由！”
1938年12月，中共贵阳县委决定由筑光音乐会联合贵阳音乐界举行一次劳军联合大演出，为了扩大宣传效果，还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发了《筑光音乐会劳军演奏特刊》;特刊中刊发了由地下党同志执笔并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审定的《前奏曲》一文，文中指出“正因为日寇要灭亡的是全中国，所以必须全中国的人民经常不断的作持久的努力，贡献一切力量于持久的抗日战线上来，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次中国的抗战是全民解放的战争，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是战胜日寇的主要条件。”[2]
这次演出除了筑光音乐会以及由黄钟音乐会、贵阳青年会及社会名流共同组成的贵阳合唱团参加外，一些路过贵阳的外地团体如上海音乐会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部分师生也参加了演出，演唱会演唱了《追悼阵亡将士》、《武装保卫中华》、《流亡三部曲》、《松花江》、《热血歌》、《中国男儿》、《抗敌歌》、《旗正飘飘》、《淮河船夫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歌曲。当唱道“爹娘呀，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时，演员泪流满面，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情感交融，达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贵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劳动人民惯用山歌对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为了使抗日救亡歌曲普及到广大城乡群众中。
1938年夏，筑光集体创作了山歌剧《送郎打日本》。剧本由高言志构思，李良广执笔写出初稿，经谢凡生润色定稿，常学墉完成音乐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们深入农村采风，组织完全农民边唱边改。在正式排练以前，中共贵阳县委还邀请筑光音乐会骨干成员开了一次工作方向问题会议，要求大家面向工农，深入农村，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
《送郎打日本》表达一对青年夫妇，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妻子积极送郎上前线，保家卫国。剧情简单，演出时间不过二三十分钟，只要男女两名演员演唱。布景、道具也很简单。通俗易懂的歌词，很受群众的赞赏。歌中唱道“（男）太阳落坡又东升，我国来了东洋兵，烧杀掳掠都干尽，不去当兵就不行。（女）月亮钻云黑一堂，人家有郎我有郎，我家送郎当兵去，人家把郎挂身旁。”剧情集中体现了贵阳民众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情怀，激发了民众当兵为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该剧在贵阳城乡广泛演出后，受到热烈欢迎。有时筑光音乐会还在演出中邀请苗族青年吹木叶伴奏，使少数民族观众倍感亲切。当郑君里带着孩子到贵阳时，常学墉教会了孩子剧团唱《送郎打日本》。以后，《送郎打日本》随着孩子剧团的演出，传到西南各省乃至全国。当时《国讯》旬刊登载过这个剧本的全文，重庆通俗读物编刊社还发行过歌剧的单行本，影响相当广泛。
遍及贵阳的各个机关、学校的歌咏队，亦是抗日救亡宣传的主力军。他们的歌声遍及贵阳各个角落。1939年寒假，大夏大学歌咏队以贵阳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到贵阳市郊狗场、朱昌一带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了抗日歌剧《黄花曲》、《送郎出征》，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等。193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黔邮歌咏队的队员走上街头，以演唱抗日歌曲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三、真理树人：其它社会教育形式
1.生活书店贵阳分店及贵阳读新书店
教育人就要形成人的性格。1938年4月1日，生活书店贵阳分店正式开始营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当天就卖出2000多册书，展示了贵阳读者追求真理的盛况。先后参加贵阳生活书店工作的有邵公文、凌毓俊、何祖钧、董咏华、熊蕴竹、吉嘉福、沈为民、濮光达、沈炎林等。
贵阳读新书店是读书出版和新知书店在贵阳联合经营的书店，1939年2月在贵阳创办。1939年4月，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了书店支部，由熊蕴竹任书记，领导两书店中的一般党员。1939年，为纪念抗战两周年，读新书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举办读者向前方将士写慰问信活动。书店门市部的广告牌上张贴了致读者的公开信，“前方将士正浴血抗战、英勇杀敌。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欢迎你们给前方将士写信致以亲切的慰问。”[3]公开信贴出后，读者络绎不绝到书店写信。此次活动前后为时10天，征集到慰问信几千封。贵阳读新书店发行的图书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由延安编辑的《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刊物，也由读新书店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两家书店还为贵阳的自力书店和遵义、毕节、安南、平越、镇远等县的进步书店提供图书。将革命文化运动推动到全省，为贵州的救亡活动做出了贡献。此外，开明书店贵阳分店、新亚书店贵阳分店、正风书局、正中书局贵阳分局等由外地迁入，对开通民智，增加文化氛围，促进抗日救亡宣传也做出了贡献。
2.贵阳文通书局
1941年6月，文通书局编辑所成立，聘请大夏大学教授马宗荣、谢六逸为正副所长，并向全国伸展，聘请各方人士，组成以王伯群、任可澄、竺可祯、茅以升、冯友兰、张奚若、曹未风、功步青等112人的编审委员会，《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抗日救亡著作拾零》。编辑所的成立，适应了抗战形势的需要，为贵阳的抗战文化做出了贡献。
为了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鼓舞民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文通书局在出版不少反映抗战的图书的同时，还编辑出版《文讯》月刊。谢六逸在《文讯》发刊词中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战争毁灭文化的观点。号召文通书局同仁所要做的便是“使精神粮食，无论在战时、战后、都是能够接济不断”。《文讯》月刊发表了不少反映团结抗战的文章，用生动具体的事例，反映了中国军民在前线英勇杀敌，在后方加紧生产的动人故事。
3.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读书会
抗战爆发后，地下党组织在原来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支部，李策任书记，领导贵阳各校读书会的活动。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读书会的活动转向抗日救亡活动，他们主要通过时事报告和形势分析，结合参考资料如《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阐述抗战中出现的问题或国内外形势。或者举办读书报告会和座谈讨论会，畅谈学习文艺著作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体会。
各读书会还秘密复写或油印地下刊物，有《微音》、《小星》、《血潮》等，刊登读书会成员撰写的部分文章，在此基础上，1938年1月，文研支部创办了地下刊物《生活批评》。《生活批评》上的文章，是由丁毅同志在部分读书会的刊物中选择的，由丁树奇同志修改后刊出。
刊出的文章中，较集中地论及了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有分析七一九事件原因的文章;有如何健全党的组织，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文章;还有讨论党在农村工作等各方面的文章等，字里行间，闪烁着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崇高品质，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1937年冬，上海大夏大学迁入贵阳，大夏大学的同学很快就投入贵阳的救亡运动中，1938年冬，以大夏大学歌咏骨干为核心，组成读书会。读书会利用节假日，到贵阳城郊的山头、野地学习讨论。
1940年10月，针对当时滇缅路的开放，王启霖写出了《“滇缅公路开放与今后的中国”提纲》，要求大夏读书会进行讨论，《提纲》在提出“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假使这样发展下去，对中国的前途是怎样的？”“我们对滇缅路开放的看法怎样？”等问题后，得出“我们的结论是：（1）不能改变中国抗战之性质。（2）仍须加速掘发自己的有生力量，实施民主。（3）我们是力争外援而不是依赖外援”。[4]在提纲中，王启霖还指定读书会根据讨论的内容，学习有关的理论书籍和《新华日报》社论。
4.探讨：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
1938年5月，受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委托，生活书店经理，中共党员邵公文，利用庆祝书店开业的机会，邀请贵阳各大专院校教授和知名教师数十人到书店座谈。邵公文首先感谢与会者对书店成立的支持和协助。接着他又说：通过和大家的接触，知道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希望能有一个组织，大家能彼此交换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对政治理论的研究，书店愿意提供资料等等。成立了一个叫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简称社座）的组织。
社座的活动方式是学习和讨论，座谈是分小组进行的，轮流在成员的住宅和办公场所举行，梁园东家一组、王启澍家一组、贵阳医学院一组、达德学校一组、贵阳中学一组。社座成员的联络工作由王启霖、蒋蔼如负责。鉴于社座成员大多是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特点，党组织决定对社座成员：组织上不做硬性约束，思想上求同存异，只要求集中于抗战救亡这个中心，把工作更多的放在与会人员诚恳的接触上。讨论问题，重研究分析，重以理服人。地下党组织的正确决策，使社座能顺利地发展，在社会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社座并不是坐而论道，他们也曾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救亡宣传。如何战时利用贵阳医学院公开出版的院刊，开辟《时事述评》专栏，他在专栏上连续发表了《希特勒手掌中的捷克》、《北方大熊的呼吼》、《张伯伦演说露出了尾巴》等多篇述评，在第七期刊出的《怎样伸出第二期抗战的铁拳》一文中，提出“亲爱的中华儿女们，更进一步地努力吧！应遗与我们后一代以永远的独立、自由、幸福！纪念我们彻底英勇伟大的史迹”。[5]这些文章，提高了贵医师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鼓舞和激励了他们的抗日救亡热情。
社座为了扩大宣传，并为了向其他团体如民先、沙驼、筑光等青年同志提供资料，供他们在抗战形势的讨论中作参考。由王启霖、蒋蔼如作编辑，编印了油印刊物《会报》。《会报》以报道各个论题，各组座谈的情况为主，重要发言摘要刊登，还附有讨论提纲。《会报》不仅在社座成员中传阅，而且也受兄弟团体的重视，有的讨论提纲，他们用来组织自己的成员学习讨论。
5.联合：中苏文协贵州分会
中苏文协贵州分会是地下党组织巧妙利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出面而成立的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组织。（分段，便于阅读）
1938年，地下党员武纡生得知当时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王漱芳是孙科的人，而当时中苏文协总会的会长是孙科，并且武纡生与总会的人也很熟悉。武纡生便萌发了建立中苏文协贵州分会，以利于开展统战工作。
1938年12月3日，《贵州晨报》刊登了《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成立大会特刊》，告知贵阳的广大民众，第二天，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即成立。12月4日，贵阳各界代表500余人聚集省党部大礼堂，召开中苏文协贵州分会成立大会。
中苏文协贵州分会与社座及其他进步团体广泛协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抗战文化工作，在贵阳知识界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拉近了国共之间的距离，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分段，便于阅读）
6.呼号：标语形式的社会教育
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在修筑黔桂铁路时，在贵阳人流量较大的喷水池、甲秀楼等处，利用一些醒目的标语，激发民工和群众的热情，同时，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如：“勇跃应征运输工粮，接济修筑黔桂铁路的同胞，完成西南生命线，是爱国血诚的表现！在国难期间，全国同胞，要发动起来，流血流汗，才能把敌人消灭，恢复我们的国土！”“后方修路与前方抗战同等光荣！”[6]这些催人奋进的标语，让许多贵阳人走上了抗战的一线，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四、结语
爱因斯坦说过，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本文对贵阳社教的考察，不局限于事实的梳理，而是围绕其特点以及其对抗战的影响来展开的。
概言之，国民政府举办的社会教育，与广大贵阳民众的社会办学，以及各式各样的办学模式相结合，构成了贵阳社会教育的总体网络，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失学民众及广大失学的青少年，培养了大批的社会教育人才。一方面，为抗战输送大批的抗日战士，另一方面，为贵阳教育的全面大发展奠定了基石。它充分体现了抗战那段特殊时期贵阳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贵阳人民在抗战时期强大的社会物力与人力的合力凝聚一起共同对付来犯之敌的表现，具有抗战时期独有的社教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