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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日本汉字的几种非文字性存在分析

  汉字对日本产生的影响的先行研究多集中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中国的汉字向日本传输的过程遵循文明程度高的地方流向文明程度低的地方(如佛经诗偈等汉籍书目),或者是外部力量强压的结果(如钱币,册封诏书和官印等等权力符号)。汉字深入日本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从一种记录外来的文明的异国符号到记录本国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体系,汉字逐步奠定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最重要的文化基础。
  一、舶来品上作为装饰功能的汉字――铸币上的汉字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频繁。伴随着古代中国的朝贡贸易和随贡贸易,日本的贡品纳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物品也大量流入日本。这些中国物品上或多或少带有中国的文字,符号或图腾,以及其他典型的中国元素印记。中国古代货币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
  《日本书纪》记载, 天武天皇十二年(683)颁布诏书, 要求“自今以后,必用铜钱”。在此之前,社会上应该已开始使用钱币,只是大部分人仍习惯于物物交易,钱币还未被日本人普遍接受,故这个政策对钱币使用和认知有强制性要求。“日本福冈出土的文物中有刻有小篆‘半两’字样的铜钱,在山口县及长崎县又发现了大量分别刻有‘五铢’、‘货泉’字样的铜钱”。[1]这些刻在钱币上的“半两”、“五铢”和“货泉”等字样应该是出现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最早的汉字。当时古代的日本人具有汉学修养者甚少,只有官僚贵族才具有汉语认读的能力。这段特定的时间内,绝大多数日本人没有因此激发出学习汉字的动力,只是认为中国汉字是一种异文化符号。之后随着中日贸易日益频繁,特别是日宋朝贸易达到鼎盛时期,宋代钱币开始大量流入日本。宋钱上刻有的中国汉字和书体都很丰富,书体有隶、行、草、楷,包括徽宗御书瘦金钱文“大观通报”,“崇宁通宝”,还有篆体“皇宋通宝”等。这些汉字和书体除了少数有汉学修养的文人之外,也只是一种官方强制性符号而已。
  其次,除了钱币之外,由中国而至的带有汉字的物品如铜镜,中药材,以及丝绸等物品,这些物品上带有的汉字也被视为一种装饰性的中国图画而已。正如文字起源就是由图画乃至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一样。汉字原本具有各自的读音和含义,这些刻在中华物品上的汉字的读音和含义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看来毫无释义的必要,只是具有中国舶来品的特征而已。
  二、朝贡体系下传达的取信功能的汉字――汉委奴国王金印
  在“汉字文化圈”或者“中华文化圈”中,当然是以中国为中心,就对其周边国家实施册封和朝贡制度。即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被中国册封为王,这些被称为“王”的国家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性;而周边的被册封国家则通过获得中国皇帝的认可来维护和扩大本国的疆域和政治的安稳,同时以向中国朝贡的形式履行自己作为藩属国的义务。中国通过颁布诏书和“印绶”的形式来向周边国家实施册封体制,而被册封国也会使用所赐予的印章。
  1784年2月在日本福冈县博多湾出土了一枚金制蛇钮,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一方金印。此印的发现,与《后汉书?东夷传》中“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记载一致,多数学者认为“委”是“倭”的通假字,后来证实“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后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金印。
  “金印上铭刻的“汉”字右下角多出来一个“火”字。 “汉”字右下角刻划成“火”字是偶然的吗?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没有发现同样的写法。上海博物馆藏的“汉匈奴破虏长”、“汉归归义氐佰长”(繁体)印,它们上面也刻有这个字。就是要使“火”字出现在印章上。为什么要出现“火”字呢?因为汉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因素组成: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候说是水德,有时候说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规定为火德,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之国。 [2]
  一般来说,印章在观念上能提供强有力的影响,是实用性加上权威性的取信的产物。这枚印章的出现的汉字采用了篆书的“汉”字,此时的篆书汉字有着独特的结构,不同于日常篆书的“汉”字,右下角多出来一个小小的“火”字。当时的日本只是被动接受这枚金印,无需解读为何“汉”字的篆书写法应该有“火”字出现。这枚金印的独特性显然不是篆刻方面的文化艺术需求,而是政治上和国家构造上的需要。因此,在这枚金印上的篆书线条只是表达朝贡国的威严和权力,此后,篆文就成了“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作为官印的权威性符号,它是持有国的特权和地位的象征。
  三、非正式场合的艺术签名“花押”
  花押也作画押、花字,是古代人用来签署姓名的一种样式,通常会取姓名中的一至二字,有时还会加入一些符号,带有艺术性,常用於书法作品上。经考证花押起源于中国的北齐时代。《北齐书?后主纪》有记载:“连判文书,各作花字是也。花字亦谓花押。”唐中宗时韦陟常用五彩笺做尺牍书札,但是自己不动手写,叫侍妾记录自己口述,最后署一个花式的签名,类似五朵下垂的云,世称“韦陟五朵云”,[3]相传这是花押风靡的开始。
  日本最早的花押是仁明天皇承和十二年(845年)纪氏的花押手记。战国时代日本花押的形式开始多样化,9世纪中期以后,花押风靡日本整个平安朝,如织田信长使用“麟”字花押,丰臣秀吉使用“悉”字花押,伊达政宗使用?n?_形状的花押等等。花押款式自由,形状随意,只追求典型的装饰意趣。花押的华丽多变恰好迎合了庶民阶层的审美,对于取信功能而言虽不像官玺那样严苛死板,但也能应付庶民生活中的一般取信要求。同时无需印章篆刻技巧条件,也能满足庶民阶级自身的创造欲,花押风靡整个文化届,甚至把私人刻印风气排挤殆尽。平安时代后期已经完全代替私印,甚至出现篆刻的断层。
  因此虽然花押是为了方便签名而发明的签署方法,但极正式的签署场合仍为签名,而不会用花押。花押的存在更接近“画”而非“字”,因此虽然是文字签名但不视为为正式的文字存在。
  四、小结
  综上所述,汉字融入日本社会有深刻的文化意义,无论是官玺或是货币等舶来品上的中国元素,还是渗透民间的个性签名花押,虽然最初不是当做文字被认知识读,但是都代表着汉字文化圈中的汉字的权威性,促进了日本文明的进展,他们的存在展现了日本汉字文化的丰富多样。本文在归纳汉字存在于日本的几种特殊现象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汉字本身的另一种存在价值。
  【注 释】
  [1] 王勇华, 余桂珍. 庞艳玲.论汉字对日本古代文明所产生的影响[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4.
  [2] 汉委奴国王金印 http://baike.sogou.com/v10793738.htm.
  [3] 陈振濂. 2010日本书法史[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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