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6-0011-07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近代外国人在康区游历考察研究”（项目编号：11XZS011）、2013年乐山师范学院“引进教师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S13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向玉成（1969-），男，四川南部人，四川旅游学院旅游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藏学。四川 成都610100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设川滇边务大臣， 统辖四川打箭炉厅（今康定）及所属各土司和西藏的康部，1912 年改为川边经略使，1914 年以其地为川边特别区，1939 年并入西康省。故“川边”为近代中国西南一个重要的“特别区”，因处于地缘政治、国家、民族、地理等多元因素交接处，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之“另议专条”签订后，外国人纷纷涌入这一地区。近代外国人对川边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实地考察记载，实乃一座巨大的资料宝库。许多外国人留下的实地考察资料和文著，翔实甚至“琐碎”地记载了大量关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资料，作为原始素材和第一手资料，对于我们采用中外文资料互证的方法研究川边近代经济史，具有重要作用。较之国人对川边社会经济生活的记载，近代外国人的考察记载丰富细致，价值甚大。本文结合相关中外文献资料，主要从茶叶贸易、货币问题、乌拉制、社会经济生活四个方面加以述论，以窥外国人笔下近代川边社会经济状况之概貌。一、茶叶贸易关于近代川边的经济状况，可以说外国人首要关注的就是作为中国藏区最大宗贸易商品的川康藏茶叶贸易。1868年入川边游历考察的英国人古柏（TTCooper）对沿途数量庞大的运茶队伍和川康藏茶叶贸易的巨大规模，有十分形象的记述：“在进入通往打箭炉的峡口时，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的从雅安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在路上我已经发现过有着数百人的长长的运输茶叶的背夫……政府官员许诺他们的日工资由平日的一百文涨到二百文。在陡峭的二郎山山峰脚下的大渡河岸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队伍的侧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也有背负十二包的，大约109公斤。”[1]（P244）1917年曾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奥地利人斐士（Fischer，Emil Sigmund）在其书中，参考了贝尔（Charles Bell）、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和孔贝（GACombe）等人的著述，对打箭炉的川藏茶叶贸易记载颇详，说每天都有上千人奔走于运茶路上，在打箭炉看见上千头运送砖茶入藏的牦牛准备出发翻越折多山。[2]（P80）
论者认为，近代英国势力入藏力争之川边，正是川藏间的经济命脉与交通枢纽。有学者主张“中英烟台条约”的另议专章绝不是英公使威妥玛的神来之笔，而是随着印度茶业的蓬勃发展，在谋取印茶销藏利益的推动下产生的。这样的分析是很合情理的。1868年古柏的康区之行，对打箭炉及川茶入藏有了极深的了解，他知道打箭炉有48家锅庄（茶叶交易行栈），四川商人在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邓州、灌县等产茶区收购茶叶后运到打箭炉锅庄等候买主，来自西藏、青海、云南、陕西及本地茶商则云集于此采购完税运出。古柏除了自己的考察外，又得到法国驻打箭炉教区主教丁硕卧（Joseph Mary Cheruveru，即肖沃）的协助，对川茶运销情形及利润有更深的了解，回印后他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出了报告，主张：（1）在重庆、打箭炉、巴塘、大理、拉萨设置英国商馆，贯通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2）针对当时英属印度政府争论不休的议题：是取道云南进入中国西南还是取道西藏，古柏提出西藏-四川-长江流域线；（3）茶叶是打通西藏线的有力武器，印茶若能取代川茶，英国将获巨利；（4）西藏政局不稳，俄国已向中国西北推进。古柏的提议在英属印度政府中引起巨大反应，八年后，即1876年（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英国取得了云南边境通商权，打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重庆等五口通商、驻扎领事及长江航行与停泊权；条约中还另附专条，允许英人取道青海、甘肃、四川入藏探访。[3]（P90-91）
英国领事谢立山（Hosie Alexander）实地考察并专门研究过19世纪末打箭炉在中国内地与西藏贸易中的宏观经济数据。在《1881年中国内地与西藏贸易分析》中，载有其统计数据如下：
（中国两，1两=4-5先令）统计者187910000000600000（160000英镑）贝得禄1881-600000（150000镑）谢立山18832000000225000德格丹188913500000-柔克义1898-1100000（200000磅）李顿190411377333948591谢立山上述统计数据，对于我们研究清季川康藏之间的贸易问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二、货币问题19世纪末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制造的“印度卢比”与清廷“四川藏元”在藏区展开较量，成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货币之战。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政府在西藏设立铸钱局，由驻藏大臣亲自督造银币“乾隆宝藏”，以铸造统一官钱取代外币，西藏地方政府则经过中央的批准制造一种“章卡”币。咸丰年间，由于银料匮乏，宝藏币便不再年年铸造，而在民间流通较广的章卡币，由于“自国库拨给的白银所铸造的章卡币均被前藏方面回炉，数年后章卡币变得极少”。西藏货币制度的弊端已严重影响了藏人的生活，这使“印度卢比”有了可乘之机。“印度卢比”专为贸易侵略所发行，币面铸有英王头像，早期的卢比因成色等优势，人皆乐用。据1900年入川边实地考察的戴维斯（Henry Rudolph Davies）记载，当时巴塘、盐井一带通用印度卢比，交换中缺乏零钱，人们则将印度卢比砍成几片，用于兑换，或通用砖茶交换。[5]（P292-293）1903年锡良接任川督，提议由成都造币厂仿“印度卢比”大规模生产银币“四川藏元”，两年后经户部批准，正式铸造重三钱二分的“四川藏元”，成色为九成左右，共分一元、半元、四分之一元三种，币面铸光绪皇帝头像，这是中国通行的唯一印有皇帝头像的银币。英商在市场上拼命压低“四川藏元”的购买力，藏商受到英印贸易的影响，也只好将“四川藏元”贬价使用。由于“四川藏元”作为边饷发给驻藏官兵，它的贬值直接影响驻藏官兵的利益，因而他们宁愿用饷银汇兑西藏地方钱币，也不敢领取“四川藏元”使用，使“四川藏元”明显处于争斗的不利地位。为此，清朝官吏对“四川藏元”的货币政策作了补充和修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发行十铜元作为“四川藏元”的辅币发往西藏市场，并允许用铜元自由抵换藏元。十铜元的发行极大地便利了藏人的零星交易。此后。“印度卢比”在川边藏区的势力逐渐减弱。即便如此，清政府并没有达到从西藏市场驱除卢比的目的，除川边以外的大部分藏区可流通的藏元不但贬值，而且数量极少。当时，川边与藏区的茶叶贸易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据调查，从四川康定输入西藏的货物总值是1053491两，其中茶砖达94859l两；而西藏地区进入康定的货物总值669100两，仅占前者的5745%。巨大的贸易逆差使西藏的银砖大量流向康定，同时西藏与英印交易使用的卢比，也流入康定被加工成银块。这些银砖银块部分被铸成四川藏元，又通过与西藏的贸易或以发给驻藏官兵粮饷的身份进入西藏市场流通，由此清政府在西藏发行自铸银币以抵制外币的金融政策得以实现。但英国对清政府从川茶销藏贸易中所获巨额利润垂涎已久，一直企图用印度所产茶叶取而代之。由于印茶入藏造成清政府利权丧失，1910年，赵尔丰正式成立了官督商办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秉持抵制印茶入藏、提高川茶质量的宗旨，建立了商会公所，专门查验入藏川茶的质量。边茶公司“一年之中曾盈余三、四十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川茶入藏的竞争实力，而“印度卢比”则被边茶贸易限制在后藏一带，并历史性地退出了川边藏区。[6]（P155-160） 1906年入川边游历的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对当时打箭炉和康南地区的货币流通情况，以及四川藏元与印度卢比的竞争，有较详细记载：对于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来说，货币问题是一个十分伤脑筋的问题。市面上一般通用的是铜钱，大约1000铜钱兑换一墨西哥鹰洋；四川的银币和银锭一般都是剖开使用，加之成色千差万别，因此情况十分复杂。多年来，印度卢比在川西地区几乎取代了碎银货币，云南的商人们大量用印度卢比作为与缅甸、云南及西藏交易的通用货币，由于其币值比较稳定，因此商人们获利甚巨；当地人称印度卢比为“喇嘛头”――因其上所印维多利亚女王头像被当地人认作喇嘛头像，或称“洋钱”――就像中国其他地方称墨西哥鹰洋和英镑为洋钱一样；当时四川当局为抵制印度卢比，在成都发行了相似的货币（指四川藏元――笔者），其上铸有光绪皇帝头像――这是第一种上铸皇帝头像的中国货币，其外观和面值都与印度卢比极为相似；其中一种面值半卢比的四川藏元，作为官方税收指定货币，通行于打箭炉及川西地区。庄氏发现，新发行的四川藏元，在打箭炉至九龙八窝龙一带，非常流行；木里地区情况要差些；永宁以南，又看见了各种碎银货币；而到了大理府，印度卢比又基本上成为了通用货币；在靠近大理的下关，印度卢比则可以购买任何东西。在四川，印度卢比已经很少见了，而且，其多半会被银商们剖开使用，或者融化回炉重铸，尤其是成色很好的喇嘛头。庄氏自述，鉴于沿途货币极为复杂，其此行就带了多种货币以备不时之需。[7]（P153-154）三、“乌拉”制在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记载中，“乌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话题。关于“乌拉”的酬劳，清末规定，藏区驮牛马骑每站脚银一钱六分，每一头牛能驮一百二十斤。在途倒毙，由雇者照章赔偿。[8]（P185）1911年赵尔丰根据原在土司头人中流行的征派运输乌拉的习惯旧法及1720年川陕总督岳钟琦所订立的章则，加以修改补充，制定了《各属百姓承认官差使置转运公物粮饷应雇骑驮乌拉民夫章程》，于是年七月初三日（1911年8月26日）颁布实行。规定：“各属乌拉驮价，无论牛马，暂定每站程途，给藏洋半元，背夫、烫打役每名给银一嘴。俟道路平治之后，勘丈里数，竖立记里石桩，每乌拉一只，一里给脚价铜钱四文，背夫一名，一里给工资制钱二文，按里计算。客商往来，应自行议价雇用。”当时一两一钱五分纹银合藏洋三元半。[8]（P188）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在其书中，对于1846年康藏地区乌拉制度的具体组织，以及其中的各种复杂情况，有详细记载：（1）制度规定。墨竹宫是一个要换乌拉的地方，也就是要换马匹、驮兽以及负责牵赴它的人员。这些服差役的牲畜与人员，都是由西藏地方政府在从拉萨通向中原边境的沿途组织的。惟有在这条路上因公务而旅行的汉藏两族的公职官吏，才有权使用这类公益服务。拉萨地方政府向他们发放牒文，其中清楚地注明各个村庄都应为赞助乌拉而提供的人员和牲畜的数目。（2）问题与弊端。那些始终都在设法利用一切机会赚钱的清朝官吏们，也找到了利用西藏地方政府向他们提供的乌拉而进行投机交易的办法。他们在离开拉萨之前使用一切能想象出的手段进行策划，以便能在他们的路条上登记大量牲畜。他们苛求自己绝对需要牧畜并为超额的部分索取银钱的补偿。还有些人索求全部乌拉以用于把西藏商品运往中原。（3）组织和召集。乌拉一般是由村子里的头人“第巴”负责。[9]（P521-523）
据1877年入川边游历考察的英国人威廉?吉尔（William John Gill）记载：“乌拉”（常被称之为“夫马”）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藏区高原上，官员、使节（包括外国人）来往频繁，而且乌拉无报酬，因而成为压在这块贫穷土地上的人们头上的重负。由于威廉?吉尔很难让当地人相信他们会付报酬，所以乌拉难找，这使得吉尔耽搁了不少时间，因为当地人想当然地认为吉尔一行不会付报酬。最终好不容易通过土司解决了这一难题。[10]（P169-172）
川边藏区外国教会经济实力强大。据《炉霍县图志》载：“本县虾拉沱，于光绪二十七八年间，有法国牧师田养莜（即谭敬修――笔者）者于此设立教堂，招夫开垦，得良田四千余亩，教种大豆、花生、玉蜀、马铃薯等，产量甚丰，由此人烟辐辏，成为本县之重镇。”[11]（P189）1917年小金“八角事件”波及到丹巴，丹巴天主教堂被焚毁，司铎佘廉霭（Pere Charrier）逃到康定向主教倪德隆（Pierre Philippe Giraudeau）报告，倪向南京法国领事馆求援，领事馆则给北京政府施压。北京政府下令地方（小金的四屯百姓）赔偿3万银元和1万斤粮食。1920年佘廉霭到小金传教，自己设计修建天主教堂，动用大量民力，于次年修竣，共花费12000银元。[12]（P557）可以说，乌拉制度，以及当地为传教士、官府负担的各种劳役、税负，成为了川边人民的沉重负担，加剧了近代川边的贫困状态。四、社会经济生活对于川边近代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外国人的实地考察记载，实乃一座巨大的宝库。威廉?吉尔《金沙江》一书[10]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生活的细节资料。（1）社会经济状况。吉尔记载说，出灌县西门进入岷江河谷，植被茂盛，道路迂回。沿途见到大量苦力运送8英尺长、十英寸宽、重者超过200磅的木材。木材贸易为本地一大产业，沿途村庄均堆积有大量木材[10]（p106-109）。岷江河谷农业发达，大量出产水果如桃、枇杷等。原木绑成的木筏在河中运输，人力、骡子都在运送木材。汶川县则是一幅悲惨贫穷景象，因为受到灾害打击。街上人烟稀少，仅看见少数老妇人。街道仅300码长，街北头的旅馆小、脏、安静。主人大都很可怜，穷得似乎连贼都懒得光顾[10]（p110-113）。县埠关（音，Hisn-P’u Guan）有墙和城门，官员称之为“厅”，他邀请吉尔休息一整天，提供其房屋住，还送了些土豆和猪肉。由于吉尔坚决不沾猪肉，因而随从们此后都视其为奇特的“外国穆斯林”。（2）物产。土豆本为中国人视为猪和外国人吃的玩意，但经教会传入华西后，推算起来，不过50年，整过西部和藏区，直到大理，一路都有种植。本地人花费大量力气保路、修路。理番府产玉米，有很多水磨[10]（p114-117）。由松潘去龙安府（今平武）的路上，有红鹿、山羊、獐子等大量珍稀动物，因为麝香的价格是其重量3倍的银子，所以人们格外小心，捕猎时用陷阱而不是用枪，因为他们深信那家伙一受伤就会撕裂鹿茸，从而让猎人们竹篮打水一场空。本地出产燕麦等各种麦类、土豆、菠菜，主食为大麦粑粑和大麦糊，也吃荞麦粑粑和酥油。因为太冷，不产印度玉米。有像西藏鲱鱼的一种小鱼，牦牛肉排很多。（3）经济贸易。此地牦牛肉40文一斤，鸡蛋7文1个。7月份是松潘一年一度定期的大集市（交易大会）。西番人、蛮子、藏人、Ko-Ko-Nor（青海）人都带着各种毛皮、麝香、鹿角、大黄、药物、手工制品等出产来交易，换取陶器、棉织品和各种杂货。房东是个穆斯林，他非常尊重吉尔，因为其从不沾猪肉和猪肉制品。他曾到过Ko-Ko-Nor，说去那里来回要花6个月，路极难走，冬天尤其严寒。他向吉尔要了些药来防治冻伤，因为他听Chin-Tai说那药特灵，看他那样高兴，吉尔实在不忍心告诉他药实际上绝不会有那样神效。对外国人有着愚昧迷信的中国人，认为外国人都有超自然力，并推及欧洲产品，认为亦能包治百病。很多中国人将蜡烛油视为治疗发疹的特效药，而欧洲糖几乎就是他们的常备药[10]（p127-129）。泸定桥左岸的二层楼旅馆大而舒适，有卧室和起居室。在泸定Chin-Tai（中国翻译）买一只家禽，讲好120文，但回去拿时卖家却要130文，此一纠纷让他和Chung-Erh（中国随从）气愤不已，而且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一提起此事就恨骂不已。泸定至小烹坝沿途河谷中仍有少量稻田，小烹坝以上7英里处有木桥。瓦斯沟处于炉河与大（渡）河汇流处，他们在此好好睡了一觉，尽管此地连搭帐篷之处都难寻，而且过了此地气温陡降。炉河（折多河）陡急。古道宽约5英尺，20英里，路铺得很好[10]（p166-168）。很奇怪此地通用印度卢比，原因在于藏人和山民觉得汉人的钱在使用时欺骗性的花招太多，而卢比用起来比较简便。由于没有更小的货币，当地人常将卢比等分成几块用于兑换，细心的汉人当然会用天平秤，但藏人一般凭肉眼毛估其价值。另外，茶也是一种交易中介单位。卢比通行西至拉萨，东到泸定桥。泸定桥以下也可见到卢比，但不通用。由于从北京来的驻藏大臣刚从此地经过到拉萨去，他几乎带走了所有卢比现金，所以短时间内很难换得大量卢比。好在肖沃帮助吉尔从朋友和熟人中换到了1000卢比。沿途用牦牛驮运[10]（p169-172）。马夫头儿要价40两，吉尔还价20两，然后涨到29两，头儿要价30余两。他们用“袖里乾坤”的方式商量价格。吉尔还说，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Prjivalsky）记载甘肃拉卜伦地区的人也有十分相似的习俗[10]（p188-189）。理塘附近的河曲卡（汉人村）贫穷，只有几个山民，泥地上有火塘，无窗，烟大。用1卢比买到20条平均重半磅一条的鲜鱼，另外还买了一打鸡蛋、15个鸽子蛋、面粉、羊肉、野禽、芜菁、卷心菜，吃了豪华一餐。理塘城为世界最高城之一，海拔13280英尺（约4100米），谷物和土豆都难以生长，只产长得很差劲的卷心菜和芜菁[10]（p204-205）。 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对松潘一带的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当地的农牧业与物产方面，记载甚详：“松潘所处的河谷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英里宽，高山一面是1000到1500英尺高的山坡。山坡上主要种植小麦和青稞，偶尔有些豌豆和亚麻。亚麻籽用于榨取点灯的油。8月的中下旬，整个郊外是一片随风摇曳的金黄粮食。谷物收割后留下的一节短桩会马上被犁进土里。犁地的工具很简单，由一个带铁剪的装置，一根直的木柄，一条长轴构成。长轴用来套两头黄牛或是黄牛与牦牛的杂交种犏牛。在谷物收获的季节，一些从大金河上游来的部族人从西面和西南方向走上很多天，来这里帮忙收割。每年这些人会来到这里要求帮助收割，而他们确实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谷物收割后会捆成小把，倒挂在拴栏状的晒架（KaiKo）上，然后进行打谷。打谷工具是木制连枷，男女都参加。收获的谷物在水力转动的磨房里磨成粉。松潘的地名有云杉和冷杉的意思并代表岷江迂回前行的流径。流水虽然依旧沿袭着它的曲折流向，但森林却早已消失。只有在庙宇和坟地周边还有一些树。山上是一色的光秃秃，没有种地的地方则长满了灌木和长草。山的表层是一层薄薄的肥土，可能是冰川冲积土，很重，但很适合谷物的种植。耕地旁的草丛和灌木丛里有大量的野鸡和一种长耳朵浅灰色的野兔。这一地域还有獐子、麋鹿和白鹿。在沼泽地里一种叫雪猪的土扒鼠大量地挖穴繁殖。松潘的西北部叫安多草原。汉人叫‘草地’，是草原的意思。这里是海拔11000英尺的起伏高地，放养着成群的牛羊和马。”[13]（P42）
女传教士戴如意（Annie Royal Taylor）记载了其1893年在结古时与当地藏汉商人讨价还价的过程：由于“仅有一匹马和极少的钱”，戴如意出于安全考虑，为跟随商队去打箭炉，不得不和商人们讨价还价。她记录了其过程：首先，三个从西宁来的回族商人去向她推销马，双方未达成交易，接着她相继与猪肉商和一些甘孜商人反复讨价还价，请对方带他们去打箭炉，对方开价过高，交易均未成功。然后，猪肉商再次去向她讨价还价。此时另一些藏人说仅要20两银子和表的一半价钱，并供给很好的食物和照顾，最后戴氏向猪肉商要回了预付的表，与藏人达成交易并随之顺利到达打箭炉。[14]（P99-100）
据1899年曾到理塘一带游历的日僧能海宽记载，理塘人四季常食牛肉，天天都要屠杀牛，4头、5头、10头，喇嘛也食用。吃法为把生的大块牛肉在牛粪火上烧，或者生吃，甚是简单。屠牛法也很简单，把四足缚起来，砍掉脑袋，接着剥皮。牛种是西藏牛，汉人称之为耗牛，毛长约1尺左右，牛角弯曲呈二三曲折的形状……见人就逃。用它驮带行李，不管山谷与丛林，都可无忧虑的行走。但掉进水里被淹死的也有。土人通常1人饲养10头。论者认为，能海宽关于理塘人食牦牛及用牦牛役使的记载，在一百多年前是新资料，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陈登龙所编《里塘志略》手抄本，仅在“物产?兽类”条中列有耗牛字样，对其自然属性和功用只字未提，故能海宽的记载在当时实有填补空白的作用。[15]（P80）五、余论近代外国人涌入川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地缘来说，列强主要的战略目标不外乎：一为入藏，二为打通印缅-扬子江流域。同时，这一战略还源于经济上的考量。以英国为例。论者认为，英国势力入藏力争之地，正是川藏间的经济命脉与交通枢纽。18世纪以来英国商人的梦想就是打开中国市场，让英国商人与英国货物均能畅行无阻；经历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之役后，英国取得了长江流域贸易的优势；在此同时英属印度政府的势力也到达印北，顺利取得锡金（Sikkim）、征服尼泊尔（Nepal）、租借大吉岭（Daijeeling）、打开了云南、占领了缅甸（Burma），接着便是敲开西藏的大门，希望将英属印度与英国长江势力范围联结一气，一方面确保英国在华的优势，再者亦可将印度货物倾销中国。[3]（P90）由于直接入藏急难奏功，英国才急于打通从印缅经川边入藏的通道。总之，冀图打通东西对进、南下北上的一条甚或数条通道，进入神秘的藏区和广大的中国内地，这才是列强热衷于川边的关键之所在。1876年中英订立《烟台条约》，其“另议专条”规定了英国从1877年起可派员由中国内地入藏至印度或由印度入藏“探路”，由此英国人获得了由川边入藏之“合约”权利，为英法等列强从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进入川边和藏区腹地打开了“紧箍咒”。此后，进入川边并冀图由此入藏之外国人猛增。这一方向，即“口岸-边地”的由东向西之趋势明显。但是，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是，英法等列强的战略目标，还有另一方面，即“打通南北”，试图从中国西南部的川边打通进入长江流域以及藏区腹地的通道，从而形成通过川边“东西对进、南下北上”的十字交叉通道，这才是近代列强热衷于进入川边的实质。因此，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无论在知识探索、地理考察、社会经济了解等方面，其背后无不充斥着其各自的国家利益角逐。对近代到川边实地游历的外国人著述加以考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战略轨迹”，以及川边社会经济生活从汉区到“边地”过渡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