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文坛上，有一些作家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在风雨如晦的黑暗岁月中，既未象有些作家那样用生命去点燃正义的烛光（比如鲁迅，茅盾，左联五烈士等），也不曾如某些人那样充当了政治上的奴才和帮凶，（如张道藩，褚百思等），他们不乏抗争的义举，但这种抗争又总是带着因忧郁苦闷而来的力度上的迟钝和节制，郁达夫就是这样的人，关于郁达夫的小说已有众多的名家评论在先，笔者不再赘述，本文从郁达夫的情爱心理出发对其双重人格作一下初步的探析。
一、郁达夫情爱心理的意象特征
其实，从我国文学史上来看，有很多文人墨客都同舞女歌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以此为题材写了许多诗词佳作，早在唐代，韩愈就有绛桃，柳枝，白居易则有樊素，小蛮，至于宋代的秦观，柳永，元代的关汉卿则更是流连秦楼楚馆，驻足勾栏瓦舍间，虽然古代文人对舞女歌妓的态度十分复杂，但绝大多数都是因自己仕途失意，在痛苦愤懑之余，干脆弃绝功名故意以放浪形骸的方式来消极地反抗封建统治阶级，那些诗词佳作也都是因自己的不幸经历和妓女的悲惨遭遇有了某种契合，而由情感上产生了某种共鸣，白居易的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也正是这种情感发生共鸣后的真实写照。但是，无论怎样，郁达夫毕竟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受过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浸染教育，这就使他的情爱心理和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有着很大的差别，有其独特的情爱心理。
虽然郁达夫也曾在《沉沦》中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纯真爱情的描写，五四时期作家们比如丁玲、杨沫之流所津津乐道的恋爱、婚姻，思想观点的冲突等问题，在他的作品中绝少提及，在《血泪》中偶尔谈到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时，他的态度也只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他感兴趣的只是烟花柳巷和两性之间本能的性的冲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蒲松龄，蒲松龄在《聊斋》中所表现的情爱心理似乎与郁达夫有相似之处，《聊斋》中尚生对胡三姐的态度是“见卿如红叶碧桃”；耿生对青风的态度则是“见卿如得异宝”，而《狐妾》中的男子对主动前走的女子则是“谛视，光艳如俦，遂与燕好”。似乎没有精神上的追求，而只是容貌上的审视，最后的结局则很快“遂与寝处”或者“遽前拥抱”。这些表现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则是对妓女体态，容貌的露骨的描摹，和对“谎诞的，不义淫乐”的大肆渲染，并从中获得某种变态的快感和满足，这点在其代表作《沉沦》、《茫茫夜》、《空虚》以及其它作品中表现的相当普遍，经常是不刻意而为之的自然流露，用他的话说，则是“在感情上，则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只觉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猫画虎那么地写”。因而，在其全部小说创作中是属于一种稳定的心理意象，其特征用罗成琰在其《郁达夫与中国文人传说》中所说的话来说，就是“有意淡化灵的因素与诗意色彩，而着重强化内的气息和欲的冲动”，依我看，这里的“有意”与“着重”值得商榷，我取其“淡化灵的因素各强化内的气息各欲的冲动”，称之为“情爱心理的个人的意象”，它是指向情爱本体和对男女当事人本身自然情欲的肯定，而离决定其精神情态的社会生活较远，而我们把这种社会生活永远也逃避不了的，作品中也无法避免，以及作品中表达出来的相应的态度，称为“文化心理意象”，对心理意象的分析，一直是现代心理学的重大课题，而这种多元化的意象以及相互关系，则是其核心问题之一。JosephR?Royce和Arnold Powell在其“个性和人的性格的多元意象”中这样分析多元意象。我们想说明自我的个人意象和人的性格的文化意象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要点是，每个人度过他的一生总是力图找到或建立个人的意义，而文化意愿则是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现实。在郁达夫的情爱心理中，个人意象要稳定的多，文化意象则相对隐晦些，就是在这些相对隐晦，闪烁复杂的文化意象中，绝大多数则是那种凄惨、悲凉而且满忧郁悲伤的结局。《银灰色的死》中那位“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故代付火葬”的他；《沉沦》中那个“眼泪便向骤雨似的落下来”的他，还有《南迁》中那个“我们定不能辨别他究竟是一个蜡人抑或是真正的肉体”的青年伊人，以及《茫茫夜》中因渴望爱情，而要“灭这一层烦恼，而只有自杀”的质夫，如此等等，莫不是为极度的忧郁和痛苦折磨着的软弱的灵魂。
二、情爱心理探源及双重人格的分析
郁达夫和蒲松龄的情爱心理确实有相似之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淡化灵的因素和诗意的色彩，强化肉的气息和欲的冲动，而对代表“情爱心理的个人意象”的强烈肯定。因而，在郁达夫的情爱心理中的确有很高原始的成份，这似乎印证了弗洛伊德的性本能造成心理能量的“力必多”理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研究他的作品，又会发现他的作品有着更深刻的心理机制，即“文化心理意象”也起着强烈的作用，表现在他们作品则是他们狎妓决不象古人那样心安理得，飘逸洒脱，而是始终有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充满尖锐的灵与肉、道德律令与本能欲望的激烈冲突，时刻都在折磨、压抑着他，《雪夜》中，他第一次涉足妓馆失去童贞时，竟然热泪直流：“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沉沦》中每当邪念发生时，“内心非常的忧虑和深自的痛悔”，以及野外偶遇别人做爱时那段精妙绝纶淋漓尽致而又发自内心的描写：“他忽然听见两人的嘴唇，灼灼的好象在那里吮吸的样子，他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就惊心吊胆地把身子屈倒去听了”。“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他心理虽然如此地在那里痛骂自己，然而他那一双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语也不愿意遗露，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他的面色，一霎时的娈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红了起来。他的上腭骨同下腭骨呷呷地发起颤来。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开去，但是他的两只脚，总不听他的话，他苦闷了一场，听听两人出去了之后，就同落水的猫狗一样，回到楼上房里去，拿出被窝来睡了”。看到这里，我们无不为作者大胆的自我暴露以及高超细腻的心理刻画功夫暗暗叫绝。我们知道，郁达夫自小喜爱文学，少年时代即学写旧体诗，曾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美誉，因而，无论怎样，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发生过很深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郁达夫曾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广泛地阅谈，外国文学作品，据他说：“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日英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因而，他也受过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浸染，但是与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所置身的多元化环境不同，郁达夫所面临的是西方知识分子难以体味到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尽管他生活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五四”运动的新浪潮已经赋予了他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新理想，但是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把这一希望践踏的粉碎，如他所言：“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内渡过的……，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点不是忧伤，同初丧失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敢，哀哀切切……”（忏余独白）他享受不到西方知识分子所能享受的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经受过西方近现代文化熏陶的心灵和精神，对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渴求，另一方面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残酷压制，这种种不和谐所导致的命运的激烈的冲突，使他的人格裂变成两个激烈冲突的个性，一方面是文化心理意向决定的人生价值，现代的人格平等、个性解放以及郁达夫本人改造社会，报效祖国的热望和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的心理意向决定下的人性自然本能的冲动，这两种价值的相互背离，使他产生了东方式的灵与肉，伦理道德和本能欲望的激烈冲突，他彷徨苦闷，颓废感伤，徘徊于歧途，不止一次的喊道：“名誉、金钱、女人，都同时地三角联盟的向我进攻。悲哀呀，真正的说不出的悲哀！”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是黑暗社会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即旧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祖国，却不被人理解，才华横溢却有无所作为，他们对黑暗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愤懑和不满，但又儒弱无能，无力摆脱自己的困境，生活的相当落魄，不少人栖身于荒郊野外，危楼孤室，在这苦难的世界上，他们大都在孤独、苦闷、焦虑中苦苦挣扎，他们一生都在寻求灵魂与肉体、道德与欲望双重需要的平衡点。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寻求与挣扎并未带给他们宁静与欣慰，反而增加了他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所有这一切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十分痛苦的情绪体验-----压抑和征服。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聪明智慧的民族之一，然而，其聪明才智很大一部分却不是用来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而是被迫耗费在征服自我上。从郁达夫的小说来看，他常常以调节内心“自我”的形象来减轻现实或内心的压抑，他更多地面临着情爱心理的“个人意象”与“文化心理意象”的冲突，因而，如何将这在现实层次上分裂的双重人格在新的心理层次弥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消除内心的压抑，便成为表现他情爱心理的一个重要课题，郁达夫本人独特的情爱心理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既不可能象柳永、关汉卿那样通过情感的对外宣泄，自我感情的外向扩张来减轻内在的痛苦，又不可能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对环境反挑战的方式争得自我与世界的平衡，因而，就只有通过另一条畸形，阴暗的通道，既对妓女体态进行露骨的描蓦和“荒妾的邪游，不义的淫乐”的大肆渲染来得到某种变态的感和满足，这也是他对爱情的正当要求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一种畸形表现，也就是他的心理防御机制。从他的小说来看，郁达夫用以消除内心压抑的心理防御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幻想，即“荒妾的邪游”。既然对爱情的正当要求在现实中难以实现，那么也就势必发生某种能量的转移，既主体通过某种心理的暗示疏导能量，使压抑在内心的激情在对象上得到宣泄。《南迁》中对W的肥胖的肉体，“M的半开半闭的眼睛，散在枕上的她的头发，她的嘴唇和舌尖”以及“那一种粉和汗的混合的香气”的想象；《茫茫夜》中近乎病态的“恋物癖”以及《空虚》中那撕裂灵魂的邪流游，莫不是这种能量得以宣泄渠道，因为，在现实生活的环境下，正当的爱情既然成为难以企及的“乌托邦”，那么退而求之，好种通过某种畸形，暗的渠道，使压抑着的力必多得以宣泄便成为必然。这样，冲淡了现实生活的焦郁而使内心压抑的能量得以宣泄，从而起到了一种补偿作用。第二：文饰。畸形变态的心理原出于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欲淡化这种豪无理性的兽性欲望，郁达夫便不得不有意提出种种揭示文章主题的名言警句为自己辩护，在他的小说中直接表现为对祖国前途的忧郁和带着浓郁的悲观色彩的爱国主义情绪，这种合理的文饰作用既点明了文章的主旨又恰好恢复了他内心中业于失去的平衡，比如《沉沦》中他在自杀前发生的震撼人心的呼号：“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如此等等，郁达夫用来冲淡那人人都具有的而又为很多人所唾弃的兽性的欲望，并希望因此而减轻人们对他的道义上的谴责。
上述这两种心理防御机制，对于正经受灵魂洗礼的郁达夫确实具有某种局部的麻痹功效，使“个人心理意象”与“社会心理意象”通过一定的调节在某种心理层次上达到暂时的弥合。尽管如此，郁达夫的描写对象仍然没有摆脱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零余者”形象，这从他后来的作品，比如《过去》中的李白时，《微雪的早晨》中的朱雅儒，《迟桂花》中的翁则生以及《迟暮》中的林旭和黄仲子等形象中明显的反映出来，本文不再赘述。
对郁达夫这位中国现代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究竟应该怎样评判，自是仁者见人，智者见智，但从其情爱心理来看，郁达夫在极其残酷黑暗的年代仍能不失方正独立的品格，与恶势力作坚忍的抗争，其历史之功不容低估，尽管他的情爱心理上有某些孱弱和灰暗，但正是这种孱弱灰暗的病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他精神理智上的崩溃，才使他在那极其残酷黑暗的年代里不致失去独立独行之士所应该具备的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