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我国传统医术经数千年传承发展而形成的医学体系，过去又被称作“汉医”、“传统医”、“国医”而以别于西医。据传说，上古时期的黄帝、神农氏等等就以中医为治疗百姓病痛的手段。有史可查以来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药酒和汤液，相传亚圣伊尹撰用《神农本草经》作《汤液经》三十二卷是流传最早的方剂书之一。秦汉时期更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更论述了多种病症的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为后世临床医学奠定了基础。更据《三国志》所载，汉名医华佗已经开始使用“麻沸散”为患者实施各种外科手术。而后历经魏晋、隋唐、宋明、乃至清朝，代代有国医圣手名垂医史，疗疾救苦活人无算。
以上的文字我只想表述中医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千百年的历史记录都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实验室里的区区数据又怎么能让人信服？但是，随着近现代以来现代医学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我们并没有看到中西医和谐相融的情况，反而更多的看到其观念上的斗争，继而向下医术上的互诘、对“信众”的争夺。我在这里不想对中西医之争这种无结论的矛盾进行评判，无必要抬高中医贬低西医也无必要抬高西医贬低中医，只想为一直针对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稍作辩解，同时对何为科学进行一些思考。
自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中国，也是自此为中西医之争埋下了种子。前辈医学家期待的中西医融合并没有出现，斗争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核心的问题就出现在唯科学论占据了大部分中国人民的思想，“科学”被当作标签推到了至高的位置。生活中方方面面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用“不科学”来解释，人们追求把所有的事都做“科学”了。纵观历史，现代中国人之所以对“科学”如此狂热，其根源就在近现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饱受欺凌而产生的屈辱感，进而现代工业又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这才导致了我们生活中无处不“科学”的局面。所以，抨击中医最好用的就是“不科学”三个字，因为“不科学”就等同于愚昧。
近现代反对中医的虽然只是少数，但其中也不乏名人，要研究的是其一脉相承的观念。他们依靠什么反中医？通过分析其中一些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中医的阴阳五行体系是一套玄而又玄的理论，而非客观的事物或者现象，无法界定和证明。正如何祚庥院士所言：中医学的阴阳五行理论“博大精深”，但很遗憾，可我们这些能读懂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工作者，就是读不懂玄而又玄的“阴阳五行”。多数人将“读不懂”归咎为中医理论太过抽象只能用比喻来形容，无法看见摸到。如《内经？生气通天论》所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一眼看上去好像说了又好像没说“阳气”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中医理论中惯用的取象比类，但这绝不是中医多独有，在现代科学中也充斥着比类、比喻、隐喻。
黑格尔在论述语言与隐喻的关系时指出“每种语言本身就已包含无数隐喻。它们本义是涉及感性事物的，后来引申到精神事物上去……但是这种字用久了，就逐渐失去了隐喻的性质，用成习惯，引申义就变成了本义意义和意象在娴熟的运用中就不再划分开来，意象就不再使人想起一个具体的感性关照对象而直接想到它们的抽象意义”。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玛丽？海信（Mary Hesse）也提出了类似的著名论断“一切语言都是隐喻”。之所以人们认为科学的语言全是是在，只是因为已经建立起适合科学的语言体系，而中医的概念却超出了这个体系，所以产生了理解障碍。
要明确一个观点――理论并非对客观的真实描述，而是基于事实的主观总结出的规律，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一书中写道“事实上，古代人既不比我们更具有逻辑性，也不比我们更缺乏逻辑性。它们的预定观念与我们不同，这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区别。”这正如一直在折磨哲学家们的“休谟问题”中的思考，我们之所以创造理论，是因为从理性上我们坚信“一切开始存在的东西必然有一个存在的原因”于是凭借逻辑将现象联系起来，制造成为理论。但是这联系的恒常感是经验带给我们的，只能假设却永不能证明。现代科学的理论也是如此只是便捷解决问题的工具。认为某一理论永远正确或是荒谬也不过是感情上的需要，事实上我们无法做出评论超出我们经验的存在。
造成理论体系更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思维方式变革下引发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的变革，而思维方式则是心理层面内在的。正如库恩在研究力学体系时所发现的一般“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力学理论体系，在他们的历史时期都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是他们对相同的观察事实的解释竟没有相似之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明确的用范式这种动态结构批判了把知识增长看成直线似积累或不断推翻的增长观点。所以用“千年前的理论一定是落后的”这种观点来反对中医才是真正的缺乏对客观事物认知。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科学的，因为科学是舶来品。进而社会大众在被不断地熏陶下逐渐将这个观点奉为了事实。可事实真的如此吗？简略而言，中国古代有算学（其代表作如《周髀算经》）、有天文学（其代表作如《仪象法式》）、有物理学（其代表作如《论衡》）等等。如果把这些全都否认，非要认定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那只能说问题出在人的观念上而不是科学上。简而言之，“科学”这个词在中国是被滥用的。Science的本意是指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我们现在却有意无意中将“科学”真理化，将其等同于合理，但代表的范畴并没有扩大，依然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已知的学科。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我们用“不科学”来否定一件事物的同时，有时意义为不合理，有时意义为不符合学科知识，这就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暗含了将不符合学科知识等同于不合理。换言之当我们认为事物不符合现有学科知识时，无论其是否合理都会被认为“不科学”。所以中医之所以“不科学”从根本上来讲，并非其无效也并非其不合理，乃至并非其一定不符合现有科学知识体系，而是逻辑混乱导致“科学”一词的滥用。
“科学”本身是什么？产品、技术、理论？不，这些都不是，不妨看看剥掉了这些“外衣”之后还剩下了什么？精神信念！科学之所以能破除愚昧和迷信并不因为技术和理论，而是因为其本质就是“求真”的精神和信念。正因为求真，才会衍生出问题；正因为求真，才会相信存在“真理”。五四时期的学者早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如任鸿隽早在1915年就对科学进行了深入和独到的剖析，他把科学精神概括为一句话――“求真理是已”；梁启超把科学定义为“教人求得有系统的真的知识的方法。”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能认识自我，将自我和环境分开。哲学上对“真理”追求贯穿所有人一生。宗教学者向来被认为是与科学家对立的存在，但这是人为进行的阵营划分，若是从“求真”来看，无论科学家所研究的生命的真相、宇宙的真相还是宗教学者追求的超脱，都是基于三个哲学终极问题并隐含“求真”精神的外化。基于此，也该看到科学一词其实已经被提升到了哲学的范畴，而其本质是存在于人性中的光辉。那怎中医无疑应属于“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