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民政治权利的含义
“权利”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古老的概念。在中国，“权利”一词最早出现于《荀子?君道》，其中指出：“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权利”一词基本上指的是权势和财物。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把权利定义为正义的标准，“正义的观念是同国家的观点相关的，因为作为正义标准的权利，是调节政治交往的准绳” [1]。
（一）西方对权力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学说
权利天赋说，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然法学派对于权力的典型解释。他认为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只要是人就天然地具有权利。因此，权利是人的本性的的有机构成内容。
权利自由说，这个观点大多从权利的具体内容来定义权利，认为权利就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人们所享有的种种自由，也就是社会成员作为和不作为的自由。
权利利益说，这种观点摒弃了权利天赋的道德学说，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权利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此，当某人的某种利益被法律认为有义务促进时，该利益就成为此人的权利。
权利力量说，认为权力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强制力量，权利由此而成为一种法律规范。
权利平等说，是20世纪新自然法学派的主张，他们认为权利意味着政府对人民的平等关心和尊重。
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的学说：马克思指出，权利产生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权利是社会产物，是社会的产儿，而不是自然的个人的产物”而所谓社会，就是人与人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因此，权利不过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体现。最后，“权利”是指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及其体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由社会公共权利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成员和特定社会力量主张其利益的法定资格。
（二）公民政治权利的含义
关于公民政治权利， 法学家们给出的通行的定义是“ 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以及在政治上表达个人见解和意见的权利。然而这仅仅是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定义[2]。因为这一定义没有指明公民政治权利作为宪法上的制度设计的功能与本质所在，相比之下， 政治学较多地注意到政治权利的功能。有学者将政治权利定义为“ 参与政府管理与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利。[3] 这一定义指明了公民政治权利具有影响政治生活的功能， 但仍然是狭义的理解政治权利的功能。另有学者把政治权利定义为“ 社会成员实现利益分配的资格。”这一定义正确地将政治权利与利益分配联系起来， 较为深入地指明了政治权利的功能， 但否认政治权利属于利益本身而仅仅认为是政治手段， 更没有揭示公民政治权利的本质， 仍不足以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科学的定义。必须将公民政治权利与人的自由、人的自我实现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深刻认识。对此，有学者写道“ 政治自由从政治权利的意义上来说， 是指公民享有受到法律保障的按照自己意志参加国家政治生活， 管理和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意味着， 公民政治权利在其质的规定性上，是人的自由， 是人在政治领域中的自我实现。
因此，公民政治权利的科学的定义应该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政治生活领域作为自决、自主的存在的权利。就其形式意义而言， 公民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利。
首先， 参与并影响，界定了公民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表明公民并不是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 而是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并形成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标准。就其实质意义而言， 公民政治权利是公民在政治生活领域得以作为自决、自主的存在的权利。
其次，“自决、自主” 界定的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表明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自由， 具有主体性。“参与并影响”则是公民的自决、自主地位的外部表现。
二、公民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
（一）对公共事务的决定权
个体的单独存在和由个体集合成为共同体是人类的两种有机联系的存在方式。公共事务即个体集合而成的社会共同体的事务， 关涉每一个体而又非个人事务。在民主社会， 公共事务是由公民共同决定的。科恩正是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决定来界定民主的。他说：“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在现当代宪政实践中由公民决定的公共事务有三个方面，相应形成了在决定公共事务方面的三项公民权利[4]。即：选择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共同体内的利益分配，决定资源增益[5]。
（二）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并不限于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还应包括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共同体中是通过分离出少数人具体行使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对此， 有学者写道“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个人或少数人的形式。” [6] 因此， 每一公民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依照法定标准并经法定程序， 使自身成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 从而参与国家权力的运行，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这就是公民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
（三）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权
国家权力的运行存在着背离共同体的意愿和利益的可能， 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加以监督与制约， 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国家权力运行损害公共利益或在损害发生之后加以救济。
下列各项政治权利即属公民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利：
第一，罢免权。这是公民以共同意愿剥夺国家公职人员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资格的权利。国家公职人员倘若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或因其才能不足或因其品行不正，意味着其不能为人民服务， 无助于共同体利益的实现。对公职人员的罢免并相应产生新的国家权力主体正是制约国家权力运行的一种途径。 第二，复决权。复决权的行使对象主要是经由立法机关通过的宪法案或法律案，，经由立法机关否决的宪法案或法律案。复决权具有否定和纠正代议机关的立法行为的性质，使由代议机关通过的法律丧失效力或使被代议机关否决的法律获得效力， 可见复决权是一种制约代议机关行使职权的政治权利。
第三，请愿权。这是公民向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就其权力行使行为提出异议并希望其改进或提出建议并希望其采纳的权利。请愿权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影响作用。当然， 与罢免、复决得以直接制约国家权力运行不同， 请愿属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察看并督促， 尚不能直接地对国家权力运行发生约束作用。
（四）公民的联合行动权
公民的政治参与通常采取的是个人行为的形式， 纯粹的个人形式的参与对政治生活所具有的影响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因此， 应该允许公民与具有共同政治意愿的其他公民以联合的即共同的行动参与政治生活，以期获得对政治生活的更大的影响。公民以联合行动参与政治生活是对个人形式的参与的补充， 则联合行动权可以理解为公民政治权利中的辅助性和补充性的权利。
具体的联合行动权有下列三项：
第一，政治结社权。结社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结社的核心要素。在政党政治的背景下，政治结社能使公民更有效地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 政治学上正是指明了政治社团具有工具性功能。政治结社是公民的具有持续性的联合行动。
第二，出于政治目的的游行、示威权， 即不特定的多数公民出于共同的政治目的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向公众尤其是向国家机关表达其政治意愿的权利。游行示威是公民请愿权的行使方式之一， 比之公民以个人行为的请愿显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向国家机关表达特定的政治意愿并试图影响国家权力运行是其核心要素。
第三，发表政治见解权。公民可以持有独立的政治见解， 这属内心自由的范畴。公民也可以将内心的政治见解， 以言论、文字、符号的方式乃至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公示于他人， 这就是发表政治见解权。
（五）知政权
知政权即公民获得政治生活信息的权利。政治生活信息可以理解为与公共事务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信息。其中尤其指与公共权力的行使相关的信息。现当代宪政中的知情权制度就是旨在保障公民获得官方情报的权利。对政治生活信息的掌握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否则，参与将是不可能的。因此，知政权是前述各项权利的保障性权利。
三、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途径
（一）培养具有相应文化和技能的合格公民
理性的参政态度和较强的参政能力并非完全依靠社会的发展自然获得，而是需要培育。培育合格的公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优化政治社会化机制，传播民主的政治文化。在现阶段，应针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弊端，有意识地确立公民的权利主体意识、强化政治参与意识、树立政治监督意识和政治宽容意识，造就理性的政治权利主体。
2、保障公民合法的政治参与权利，政治参与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技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信赖以及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信心等态度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合法的政治参与行为。公民成功的民主实践能够强化他们的民主意识，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技能。
3、培育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应该使公民通过各种方式自由、公开和理性地讨论国家公共事务，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通过这种实践，使公民获得共同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培养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民主得以有效运转的社会资本。
（二）国家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首先，大力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经济对于政治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所以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培育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增强人们对民主制度的向往，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从而提高民主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发展高度的物质文明，为公民有效行使政治权利奠定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其次，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国家性质相适应。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性质不同，各国的政治体质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政治体质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西方也有适合他们自己的政治体质，所以中西方必须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国情发展各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