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自1979年以首部电影《疯劫》为香港电影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便和众多同时期的电影人共同开创了香港电影新浪潮，曾经是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中唯一的女将。许鞍华一直被公认为是调制“女人戏”的高手，从1994年的《女人四十》，将一个香港底层40岁女人的中年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横扫金像、金马，已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时隔13年，许鞍华又将视角瞄准了当代上海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个年过半百却仍怀抱理想主义情怀寂寞挣扎的姨妈，《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将50岁女人的隐痛在嬉笑中层层剥开。2011年许鞍华最新执导的《桃姐》是在以一种平静、淡化戏剧冲突的生活化叙事方式冷眼旁观地讲述了以“桃姐”为代表的七十岁香港老年女性的生存状态。此部影片成为了2011年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大赢家，荣膺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本文试图以许鞍华的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来窥探其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她们对生活和社会有着怎样的态度和看法？透过这些人物命运的遭际，探究作为导演的许鞍华到底想要表现什么样的深刻主题。
一、独特女性视角的选择
作为一位女性导演，许鞍华承认她拍片时选角有自己的偏好，“我喜欢拍一些边缘的人和事，比如妓女、赌徒、警察，包括姨妈这样的角色。我感觉一个人如果不快乐、有问题，那戏剧冲突肯定会多。一般来讲，我对很有钱、很有闲的人都没有什么兴趣，我的基本同情不在他们身上。”
《女人四十》中的阿娥，40岁的香港平民职业女性，在一家老式的卫生纸公司上班，上有老下有小，繁重的家庭重担，拮据的经济状况，她要在鱼摊前面等鱼死去贱价买回，要趁超市打折提大包的丝苗米回家。疼爱她、帮助她的婆婆突然离逝，老年痴呆、脾气古怪的公公要她照顾，公司年轻漂亮又懂电脑的女秘书威胁着她的地位……40岁是个敏感的年龄，工作、家庭、长辈一系列的重压一并向她袭来，接踵而至的家庭坎坷令阿娥心力交瘁。当她在天台上依稀听见婆婆唱过的曲子，她终于蹲在地上放声哭泣，眼泪盘亘在那张40岁的松弛的脸上，生活的残酷看似平静琐碎实则天翻地覆。许鞍华以她独到而细腻的女性感悟抓住最能表现日常生活琐碎的普通家庭主妇的形象，影片中儿媳妇与老公公的敏感而又微妙的关系是着重展现的。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为何以一个时尚高雅的文化词语来表述一位中年女性？许鞍华毫不隐讳的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有很多的（相同点），比如她的生理、心理状况基本上跟我很相近，大家都是年纪差不多，性格其实也差不多。可能有些细节不一样，但有很多还是一样的。比如都快要退休了，怕赶不上时代；都是知识分子，有点自命清高，这些都是她性格的重点。”在塑造姨妈的形象时，许鞍华有自己的定位，“姨妈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她认为要有公理，人要上进、要注意干净等等。她年纪大了仍不服输，希望在这个新的时代中也不落伍；但为了追上时代，她把自己弄得更狼狈。”姨妈的身上带有典型上海中年女性的特点，“上海人都很注重生活细节，所以姨妈虽然很穷，她的家还是很干净，环境很整齐，吃喝都很讲究。我就要把这些细节都融入到这部电影之中，而不是刻意的表达。”就连姨妈生活环境的选景也不是繁华异常的上海大都市的摩天大楼，蜘蛛网似交通网络中的车水马龙，夜晚上霓虹灯闪烁的上海滩街头，（这些画面只有姨妈在上海呆不下去，离开上海时有过瞬间的呈现）。影片中姨妈从来没有在这些地方出现过，她的全部生活都是在自己的社区中。导演做这样的安排可称得上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惟有这样的安排才能有益于观众和影评人发挥他们各自最大的想象。
人生即将步入老年的许鞍华始终以大城市中的小人物作为电影中所刻画的主要对象。《桃姐》中的桃姐，出生不久即被人收养，辗转之下，将她安排到梁家充当家佣。自13岁起，桃姐先后照顾过梁家四代，共六十多年。故事讲述了梁家新一代ROGER与桃姐的真挚主仆情谊。许鞍华导演抓住了家佣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对香港法制化社会之中逐渐流失的特殊情感进行了细腻的刻画。
二、家庭生活的琐碎凸显女性生活态度的坚韧
有学者撰文指出在许鞍华执导的大多数影片中，电影的性别立场是温和的，性别意识较为含蓄。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既对也不对，许鞍华是想通过她电影中大量的女性角色来表现一些很深刻的家庭和社会问题，这些女性人物的命运背后寄予着导演想要表达什么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些女性自身的生活琐事上。
《女人四十》反映了和平环境之下中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艰辛。电影进行到2分28秒处，有这样一个镜头：丈夫和儿子穿着休闲的衣服，悠闲地躺靠在沙发上，双腿翘在茶几上，而一旁的阿娥脖子上搭着毛巾，腰上系着围裙。在这个镜头里，男性在家庭中的轻松、悠闲与女性在家庭中的忙碌、操劳，形成了直观而鲜明的对比。不久，婆婆突然去世，公公又患上了老年健忘症。于是，照顾公公的重担就几乎全部落在阿娥的身上。此外，阿娥的丈夫在家庭生活中对阿娥也很依赖；阿娥的儿子也经常要向母亲请教恋爱等方面的问题。然而，阿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她还有一份全职工作，她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骨干，业务熟练，深得老板的信任和依赖。
然而，面对生活的沉重，阿娥选择了倔犟的坚守，奔走于老人与孩子、柴米油盐、房水电暖，隐忍坚韧地在夹缝中努力生活。在她的维持下这个家庭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击垮，并慢慢在无奈的现实中寻找到了乐趣。阿娥仿佛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所有的酸楚与残酷，她没有时间感叹年华的流逝，更没有心情追逐浪漫的梦想，只是全盘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倔犟又无奈地坚守着她的家庭。 有学者认为许鞍华在《女人四十》中以生活中的细节展示阿娥对患有遗忘症而又性格乖戾的公公的伺奉，这是导演“有意向传统回归的导向意识”。对此笔者不以为然，要知道香港社会是没有过类似大陆文革那样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冲击与诋毁，香港社会对中国的传统的继承一直没有中断，而导演许鞍华正是想让观众能够同自己一起对这样一种甘于奉献、坚忍不拔的东方传统女性美德予以肯定和褒扬。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姨妈本身也是时代的不幸者，影片通过姨妈经历了种种生活中的不如意而最终病倒在医院却没一个亲人来照料，不得已姨妈叫来了自己遗弃在鞍山的亲身女儿的情节再现的。多年不见的新闺女在护送姨妈出院的途中与之发生口角，“你当年得到回上海的机会，不愿意嫁给个粗俗的工人过一辈子，像相亲似地头也不回地把我爷俩儿抛弃在鞍山。现在你生病了，没人照顾，倒想起我来了。”我们从感情上不屑于姨妈当年的所为，但也很难评判姨妈这样做的对与错，这是时代造就的人物命运。
影片中的姨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打工女子金永花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金永花的女儿重病住院，急需用钱。姨妈与金永花素不相识，却向金永花伸出了援助之手。影片中的那位叫潘知常的“老客拉”用美人和佳人的“理论”把姨妈彻底弄昏了头，以致于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来投资墓地，当得知这是一场骗局时，此时的姨妈用疑惑的眼神盯着潘知常，“老潘啦，你说你是不是合伙在骗我？我已经不是十八九岁了，十八九岁骗骗倒也罢了。我都这把年纪了，你这是在绝我的后呀，老潘！”至此，观众对姨妈不免生出怜悯之情。
故事中间姨妈还碰到了在饭馆打工因为工资发生纠纷的金永花，不仅没讨到钱，反而脸上给划了道口子。姨妈同情她的遭遇，答应去她家做些家政，每月200块。可不久姨妈就发现这个看似可怜的金永花是碰瓷党，靠碰瓷后的撒泼每次也能挣到200块钱。看着这些情节人们不禁发问，许鞍华镜头下90年代初的大陆社会骗子横行吗？而且骗像姨妈这样善良的人，其自身也是小人物。金永花是为了支付她的那个患了呼吸衰竭的女儿在医院的昂贵医疗费；潘知常看完影片后很多人都疑惑，他是不是真骗子？但不管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的行为确实是在诱骗姨妈，而且涉及到咋骗犯罪了。为什么这个社会好人也会去行骗？这不得不发人深思。姨妈与邻里相处处处透着精细，可这样的普通人却被大上海抛弃了，只得回那个以前曾经下放过的鞍山与那个她不屑一顾的老工人在一起，靠做点小生意过活。最后的一幕是姨妈在瑟瑟冷风中啃着馒头就着腌菜看着自己的摊位，整部剧在沉重而心酸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三、激变的社会潮流隐现女性人生态度的达观
《女人四十》里的阿娥一家是典型的香港下层居民，在中西交融、新旧交替、通货膨胀冲突中的90年代香港艰难生存，又雪上加霜遇到了老人问题。这种生活远离繁华优雅，简陋的棚屋，拥挤的电车，逼仄的楼梯间，肮脏的街角，过时的衣裙，讨价还价的菜市场……而所有这些繁杂琐碎的生活场景，在许鞍华的镜头下都透出温婉的暖意，影片不断出现的笼罩在夕阳下老街的空镜头，让这些原本俗不可耐的市井烟火，散发出古拙醇厚的柔光。带着喜感妙趣的叙述将生活的艰辛表现得优柔不迫，带着忧伤又令人忍俊不禁的段落时有穿插，让影片在辛酸中洋溢着诙谐。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触碰到了大陆社会中的某些真实层面，虽然许鞍华在访谈中竭力撇清电影在这方面与小说原著强烈批判现实的不同，“原著小说是严厉地批判现代社会，认为现代社会的物质欲望拖累了姨妈；但我们不是，影片没有批判现代社会的感觉，只是把现代感觉和姨妈经验的关系表达出来。我们没有批判现代社会的心态，（只是）希望通过对姨妈人生的理解，把这种状态呈现出来，让人们知道后现代社会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人生原本就是超越了社会的一种困境。我觉得这部电影要讲的东西不仅仅是描绘现代这个社会。”何为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许鞍华的理解是后现代就是一个括号，什么都可以包括，后现代状态就是这个时代。笔者在这里想结合下影片中的剧情来具体分析下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有着怎样的显著特点。
影片围绕姨妈生活的上海――这个中国内地最繁华的现代大都市开展叙事，90年代的上海正是在一个主流价值观丧失效用，对于什么是对与错的认识都很混乱的状态。先是姨妈晨练时碰到了正唱着京戏的潘知常，“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什么鲛珠化泪抛？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号啕。轿内的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姨妈后来无意间在一茶馆看到了那个欠她300块钱的潘知常，潘又使出文人墨客才有的伎俩，说什么“平生唯有两行泪，半为浮生半美人”。这时的姨妈气又消了，并被潘讲的美人与佳人的“理论”――美人配英雄，佳人爱有头脑的男人所征服，拿出所有的积蓄去买墓地。结果连买墓地的公司都是骗子，姨妈人财两空；潘知常也搞不清其中究竟，就这么郁郁而终了。
许鞍华不但以大巧若拙的电影语言为我们精心雕刻现实生活中的平淡美，同时，在平淡之中也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在桃姐居住的老人院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有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校长；有无依无靠依靠着香港政府的支持过生活的老婆婆；也有倔强固执，重男轻女严重的阿婆；还有因为需要长期洗肾而住在老人院的梅姑。ROGER出租给人的房子没到期，房客不肯搬走。这时的ROGER利用他生意场上的伙伴请了几个混混手里拿着铁棒来恫吓，以此来达到目的。像这些与香港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事件许鞍华也是毫无顾忌的加以揭露。但这些社会问题只能算个小插曲，影片重点表现的是人到暮年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对此的关注。
ROGER 第一次来老人院看桃姐，其他老人都纷纷过来打听 ROGER 和桃姐的关系。当ROGER说自己是桃姐的干儿子时，桃姐的表情从厌烦别人探听八卦的神情变成了得意的笑容。ROGER带桃姐外出吃饭，桃姐打扮整齐在老人院的门口焦急地等待着ROGER的出现。在出门与ROGER吃饭之前还大声地对四姑娘说道：“我今晚不回来吃饭了！”这看似一声普通的招呼，桃姐其实是在炫耀自己有“干儿子”的陪伴。在老人院这个小小的天地当中，没有什么比起有家人来探望更值得让老人家们欣喜的了。有了ROGER的关心，并且在老人院中亲眼目睹了别人生死的过程，桃姐逐渐适应了在老人院的生活，对于自己生与死的态度也大有改观。
表面上桃姐和 ROGER 是主仆关系，但是 ROGER 早已把桃姐当做了自己的母亲，甚至比母亲更加亲近。当 ROGER 与母亲相处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相处总是有些芥蒂和小心翼翼。ROGER 在客厅看电视，在房里的母亲嫌吵，ROGER 便关掉了电视。随后 ROGER 想看报纸应该就不会打扰到母亲，然而母亲又觉得翻阅报纸的声音很烦人。相反的是，ROGER 和桃姐的相处却更加融洽和从容。桃姐在公园看到一对新人在拍结婚照时，便问起了 ROGER 的婚姻大事。然而 ROGER 总是幽默地带过，并且反问桃姐为什么没有结婚。他们之间幽默逗趣的对话，乍看之下都觉得是一对母子在公园中随性谈天。一生无儿无女的桃姐已然将ROGER 看做自己的亲生孩子，ROGER 带着桃姐去参加自己制作电影的首映，并且将桃姐介绍给他的工作伙伴和朋友认识。在参加宴会时，桃姐看见 ROGER 在一堆名人当中交际应酬，眼神中充满了骄傲和欣慰。ROGER 这么有出息，桃姐打从心底为 ROGER 高兴。
影片到处洋溢着这种温馨的人文关怀，但是许鞍华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影片中ROGER多次内心独白，用《圣经》中的原文来应对自己的眼前事。就连ROGER的妈妈一从美国回来见桃姐的第一面，就问桃姐有没有去教堂。影片在结尾处ROGER说了句，“她一生的付出，足以回报”这样宗教性的语言来落幕。这时的许鞍华已经超越了精神层面，用宗教来解脱人生，思考人生的终极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