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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

  【关健词】考茨基;马克思主义;贡献
  一、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1881年3月,考茨基被派往伦敦与马恩进行交流。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考茨基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1883年《新时代》创刊到1917年,考茨基一直担任《新时代》主编。《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恩格斯的指导下,考茨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789年的阶级矛盾》等。这些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传播。
  1891年,在恩格斯指导下,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参与起草了《爱尔福特纲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主导地位。同年,考茨基支持恩格斯的决定在《新时代》第18期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考茨基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观点来研究论证农民土地问题。恩格斯去世后,考茨基整理和编辑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遗稿。其主要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土地问题》、《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社会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基督教的起源、《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等著作,以上成果均体现了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宣传。与此同时,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社会主义思想史理论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主要成果有:《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社会主义史》、《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马克思及其历史意义》、《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第一卷《中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等,这些著作都介绍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与思想史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分析和研究了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揭示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而这一转折的“桥梁”是由第二国际开始搭建、并由第三国际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欧亚大陆桥”的西“桥头堡”。[1]
  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的阐释和论证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唯物史观,是“消灭哲学”的科学,它是一种宣告哲学终结的科学学说,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2]这是考茨基引述恩格斯的一段话,由此可见,考茨基对唯物史观本质的理解是符合马克思观点的。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合理部分,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考茨基为宣传普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写了很多通俗小册子,如《1789年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等。这些成果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均用简单易懂的形式来完成的,以便于普通工人接受,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887年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考茨基对《资本论》做了正确而又简练的介绍:阐释以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为基础货币的产生、职能和流通规律,以及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揭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等理论,进一步揭露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实质。阐述促成工资和利润变化的各种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
  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断涌现。“社会主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重要挑战。从1896年起伯思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借口时代变了,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或“陈旧”了,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最初,考茨基没有重视这种思潮,当他看到伯恩坦那本集修正主义谬论之大成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之后,意识到伯恩施坦在全面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于是他对伯思施坦的态度由沉默观望转而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展开批判的战斗,考茨基看到伯恩施坦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甚至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考茨基坚持阶级冲突,在《新时代》上接连撰文批驳伯恩斯坦,并表示要同伯恩施坦划清界限,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对伯恩施坦的一些论点提出了批评,紧接着又写信同伯恩施坦决裂,“我们在理论方面一贯的合作是不再可能存在了……我认为,除了结束合作,没有更好的办法”[3]。
  1898年12月23日,考茨基在致阿德勒的信中又表示“我将对爱德华发动进攻,态度上纵然可以温和,实质上要严厉,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这是他自找的……反正他已不和我们在一起了” [3]。特别是1899年伯恩施坦推出他典型的修正主义“大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颠覆”,导致修正主义思潮在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中蔓延。面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考茨基勇敢地率领第二国际与修正主义者展开坚决斗争,并于同年4月开始在《新时代》和《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驳斥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1899年9月,考茨基把为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所写的文章,整理成题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著作出版,针对爱德华?大卫的修正主义,考茨基写了《土地问题――概述现代农业的趋势和德国社民会主党的农业政策》一书,表明了他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明确态度。考茨基在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前夕曾在《新时代》上表示,一个党员是否仍然站在党的立场上的问题,应该由这个党员自己就此做出决定。考茨基在1901年决定,不再允许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东西。此后考茨基紧接着就发表了《社会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论述大部分是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考茨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论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后者使用暴力,而前者不使用暴力。多种法律措施和政治措施都是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暴力措施,而且无产阶级要擅于应用政治罢工这一革命手段,它可以使其他政治斗争手段得到补充和加强,是无产阶级最革命的斗争手段。同时,考茨基还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有着必然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并设想了社会革命后的日子。《社会革命》一书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或多或少广为流传的那些观点以及爱尔福特纲领中得到集中反映的上述那些问题重新联结了起来,可见考茨基确实懂得如何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财富,这是他的重要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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