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2月的珍珠港事件时期，虽然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但并未给予中国以实际有效的援助。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直接挑起了与美国的矛盾，美国被迫参与到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了防止日本在战中的侵略不断扩张，美国从经济与军事上给予中国以实际的帮助，并在政治上与中国结为同盟国，联蒋抗日成为美国对华的主要策略目标。“1945―1949年，为实现其战后对华战略目标，美国对蒋介石政府进行了全面的支持，并深深的卷入了中国的事务。” [1] 1945年12月，马歇尔抵华调节国共矛盾，推动建立联合政府，但是马歇尔的调节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内战，美国影响中国局势的效果又受到一次重大打击。中国的内战爆发后，美国更加帮助蒋介石政府以巩固其在远东的势力，但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得人心，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政策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宣告失败。
一、“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的矛盾性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持一种不积极的态度，虽然美国为维护“门户开放”政策而力求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但是却又不愿意破坏与日本关系。美国一直认为“只当她在中国的利益对她来说是生命攸关的，或至少是必不可少时候，使用武力才是正当的。”[2]所以，在日本空袭珍珠港，挑起与美国的战争之后，美国才开始真正帮助中国，以中国战场之力将日军的主力控制在中国，从而缓解欧洲战场的压力，进而打败德国，实现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因而在1942年，以罗斯福为总统的美国提出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战略构想，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地理战略位置。这“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有两方面的具体政策，一个是“为了在远东建立战后的政治秩序，采取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并给予她‘四大国’之一的待遇”；另一个是“在共同对日作战时，充分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和根据地，并最终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团结起来，建立联合政府。” [3]
“使中国成为大国”的策略让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较为振奋，但是罗斯福本人其实都对中国自身的能力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当时情况下的中国不管外界能够提供怎样的帮助其实并不具备成为一个大国的实力，他说：“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4]。从这些话中就可以看出罗斯福总统本人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成为大国的力量，那么这一政策的提出就更显得具有矛盾性了。为了使苏联出兵，制定出了一个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它既没有在雅尔塔协定缔结之前与中国磋商，又没有在缔结之后立即向中国通报，这将成为它与中国的关系上产生摩擦的根源。” [5]使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并享受四大国的待遇显然是没有的。美国对华策略的构想与实施是相矛盾的。“美国一方面高举自由民主的理性主义大旗，另外一方面在现实中却又无所作为，导致人道主义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 [6]
二、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策略的矛盾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为维护与日本的关系并未给予中国政府以太多实际支持。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开始支持国民党政府，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地理位置的优势。“经济上，美国断绝了与日本及其傀儡政权的经济往来，同时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仅在1942年一年内就无条件地向国民党政府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在军事上，截至1943年底，美国给予中国的租借军事援助达20100万美元，基本上是无偿军援。” [7]与收获赫赫战国的同盟国不同，1943年的中国战场方面，国土继续沦陷，军心涣散，“不利的政局和战时的艰难造成了官僚机构的混乱和军队的士气低落。当政府的高级官员怀着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支撑着国家，当通货膨胀极大地降低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时，战时的环境却给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人提供了许多机会。[8]
“国民党的理论和纲领中，一党的‘训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对建立宪法民主有思想准备的一种暂时的措施，然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发展趋势却是巩固党的专政，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个人独裁的运动背后的动力之一就是它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然而蒋介石从未能够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和高效率的政府。” [9]美国无论怎样去扶持蒋介石政府，这个涣散且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必然不会为历史所接受。
三、美国对共产党态度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视为自己的任务之一，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国国内局势不太乐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对美国的外交活动。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曾发表指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 [10]面对中共方面的号召，同时又由于国民党方面出现的节节败退情况，美国也尝试与中共采取一些合作，并在国民党内推进改革。
美军派观察组到延安，但是这项策略并没有推行下去，“罗斯福的言论和行动并不表明他打算单方面违反国民党的意愿，而支持共产党”[11]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共“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力的力量” [12]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延安这个相对安全的根据地上，政府的效率和对它的普遍评价比前线地区的政府要低” [13]对待中共的问题上，美国没有一个正确且富有战略眼光的判断。
而相反，美国虽然一直在给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让其进行一些民主性质的改革，并将共产党纳入联合政府，但是“赫尔利和美国政府都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一个独立的政党看待，并轻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认为共产党是靠了苏联的支持才同国民政府相对抗。” [14]因而，当蒋介石政府反复拒绝开展改革的时候，美国政府还是选择了支持国民党政府，从而才更加助长了蒋介石反共的信念。“美国对蒋介石任何无条件的支持都意味着它与中国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也意味着美国日渐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机会’”。 [15]
1941年―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的政策从抗日战争中后期到解放战争期间的演变从未离开过“稳定亚洲”这一主题，为了实现这一策略目标，它对蒋介石政府提供了许多援助，而且深深地卷入到中国的事务中来。没有美国的相助，蒋介石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内战，蒋介石政府是依附于美国对其的各方面援助而存在。美国无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想助其成为大国，而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原因对中共的政策先是摇摆补丁而后扶蒋反共，没有得到人心的国民党政府走向崩溃，美国政府也只能是随着蒋介石政府的溃败而“失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