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高速发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大规模、不稳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民工潮”现象。相关资料显示：1995年离开本地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总数为8000万[1]；2005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约为1.2亿[2]；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5亿，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6亿。[3]
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众多的农民工未成年子女也随行进入城市学习、生活。这些未成年的农民工子女虽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是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并没有取得城市户口，不是城市市民，他们的身份被限定为“城市流动孩童”。他们是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新型边缘群体，一些社会学者把这些城市流动孩童称为“民工第二代”、“城市新市民”或者“城市新生代”[4]。
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城市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面临着诸多困难。相比城市里的适龄孩子，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民工子弟学校接受的多是低质量的学校教育，这种低质量教育严重束缚了他们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兴趣特长等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上价值观念和成长环境不同，使他们不能很快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成为了非城非乡的“边缘人”。
农民工随迁子女正处在接受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年龄，这个年龄是他们三观塑造和人格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受到歧视，就会使他们产生各种心理问题，阻碍他们人格的正常发展。这些潜在的问题也将给城市社会的治安管理带来威胁。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的教育紧密相关，如果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成长与成才，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因此，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化转型，对于实现城市以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面临的教育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困难
（1）户籍制度的制约
中国的户籍制度主要是指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其配套的相关政策措施。这套户籍制度在法律上对户口的迁移严加控制，制定了“农转非”、“农转城”的严格规定，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户籍区别十分明显，农村人口难以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在教育方面，现行的教育制度是按照人口户籍来配置城市和农村教育资源的，城市的教育资源只为具有城市户口的人所享有，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因为不具有城市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市教育资源。户籍制度中缺乏灵活性的、与时代发展不协调的部分，尤其是户籍制的身份定位功能是造成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困难的主要原因。
（2）公立学校缺乏招收农民工子女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城市人口逐年增多的过程中，公立学校的数量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大多数公立学校在只招收具有城市户口的适龄儿童入学的情况下就已经达到饱和，很难再为农民工子女安排出足够的教学空间。而且有的公立学校教师数量也显得不够充足。因此，就公立学校本身而言也存在诸多难处，缺乏招收农民工子女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农民工家庭流动性大，收入低
农民工家庭较强的流动性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使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难以对学生的受教育状况作出有效监管。另外，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家庭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较低，难以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与“择校费”，无力让自己的子女进入办学条件较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只能勉强进入各方面条件都相对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甚至无法使其子女正常上学。
2、民工子弟学校问题重重，严重影响其教学质量
（1）硬件设施落后，校舍不稳定，教育资源匮乏
我国农民工子弟学校大多属于民办性质，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私人投资，以向学生收取的各种学杂费作为主要经费来源，招收对象的家庭又多属于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阶层，这就造成了学校资金短缺，各种基础设施相当简陋。很多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活动往往都是在废弃的工厂厂房、租用的民房或者搭建的临时活动板房中进行，教学条件十分艰苦，存在安全隐患。
（2）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农民工子弟学校师资队伍状况令人担忧，教师多数实行聘任制，且大多是大专、中专或者高中毕业生。这些临时老师往往缺乏关于教学方面的专业培训与对农民工子女心理特点的正确认识。
（3）存在非法办学问题
当前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办学缺乏合法性。由于民工子弟学校大多缺乏必备的办学硬件条件，加上多数流入地城市制定了较高的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标准，因此，绝大多数民工子弟学校是无法通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这些学校往往处于边修建、边招生、边申报的非法经营状态。
3、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学习生活中心理问题突出
农民工随迁子女来到城市中生活，或多或少会遭受同学、老师、以及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歧视与不公正对待。与城市孩子相比，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常常被城市孩子嘲笑。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发育成熟，强烈渴望得到认可与尊重，这种心理让他们不愿与城里人交往，从而产生了自我封闭与自卑心理，造成了他们人际交往困难。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应对措施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
改革户籍制度应努力实现逐步缩小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间的差别，逐渐取消与户口相联系的不合理制度限制，建立新型、合理、规范的城乡流动人口监管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只有改革完善现行的户籍制度，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建立起一元户籍制度，削减户籍制度的身份定位功能，使学籍制度不再严格受限于户籍制度，降低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的门槛，才能为他们建立良好、宽松的就学环境。
2、加强财政投入，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接受相应的学校教育是适龄儿童的基本权利。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都应保证适龄儿童接受与他们的年龄相应的学校教育。为了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政府应完善相应的法规政策，改革教育体制特别是义务教育体制，在义务教育事业上实行中央政府统筹的财政投入机制，实现义务教育事业全国一体化，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要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列入教育整体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和发展目标，加大经费统筹力度。按照各个地区接收流动儿童的数量，合理分配专门用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经费。避免公办学校因经费紧张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高额收费的现象，使所有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都能享有与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资源。政府在这方面还可以考虑财政分担转移，让农民工户口所在地分担中心城市的部分教育经费压力。比如江苏等地实行的“教育券”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此外，政府还应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办学，以改善办学条件。
3、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通力合作，共同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身心健全发展
对问题孩子的行为塑造和心理辅导首先要从学校入手，可以采用专业心理咨询方法，让农民工子女学会倾诉，克服心理弱点，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其次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对孩子进行正确地教育和引导，家长不应该经常抱怨自己对工作和对社会的不满，不要让孩子承受额外的心理压力。相反地，家长应该以自己勤奋的工作态度，勉励孩子努力读书学习。家长还应该经常与学校老师沟通，了解孩子的心理、细心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知道他们的学习情况，然后与老师共同“对症下药”。另外，还需要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学校应该很好地利用街道、社区等社会资源，给予农民工随迁子女特别的关怀，可以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社会集体活动，如担当“城市小主人”、“城市志愿者”等角色，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城市的一分子，从而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并以此增强他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使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和学习中去。
4、政府有效协调，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
农民工迁移流总的来说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如受季节、城市的建设状况、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经济形势等的影响，但对个体来说更多的是盲目性[5]。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流动人口的规模，合理引导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如通过实施积极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大力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使劳动力资源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能够自由合理地流动，从而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以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发达城市出现“民工荒”的时候，农民工群体可以形成自己的合法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让他们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利益诉求，并以此为条件和当地政府协商解决“民工荒”问题，维护自身权利。
四、结语
农民工随迁子女是我国未来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处于生理发育、心理发展、思想品德塑造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习得的关键时期。《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6]未来还将有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因此，进一步深入探析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并采取综合性应对策略，促进农民工子女全面发展进步，最终实现成功、成才，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注释：
[1]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J].人口研究，1996（7）.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2006（4）.
[3]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R].2011（4）
[4]邹新树.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M].群言出版社，2007（1）.
[5]杜启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公共政策探析[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2（1）.
[6]中国经济网，北京，20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