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史的历史长河中，宋代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院体画派的基础上产生了文人画这一新兴画派。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追求“尚简”，“尚神”，“尚意”的审美意趣，对艺术要求是不拘于形似，而要得其“常理”、“得之象外”，抒发主观情思。对后世的画家影响深远。
一、艺术特征
苏轼从中年开始从事绘画，流传下来的作品较少，最具代表的作品是《古木怪石图》。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绘画上的一些艺术特征。
《古木怪石图》画的是一块怪石于左，怪石左上露出一些碎小丛竹，怪石之右画一株虬曲的古木，倾斜而上。古木有枝无叶，怪石与古木皆用清淡，空灵，松散之笔似勾似擦，草草而成。土坡一笔带过，怪石似卷云皴，实则无皴法，信手写出，不求形似，不具皴法。体现出一种“萧散简远”，“古雅淡泊”的意味。米芾曾这样评价这幅画“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认为苏轼所画的枯木，石头，枝干盘缠曲折，石纹奇怪皆无一定法度的画风，认作是苏轼胸中的郁闷盘结而发。画家将自身的内在精神与外在的自然表现对应在一起，表现出极佳的意境。苏轼想以大刀阔斧的写意笔法来改造宋代严谨精细的书画实践，要冲破创作对象外在形式的束缚。由此看出，苏轼所推崇的艺术境界是“萧散简远”、“简古”和“澹泊”。
二、绘画思想
绘画作品体现画家的绘画风格，绘画风格反映画家的主流思想。苏轼的艺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几个理论观点上，如“常理”和“常形”、“象外”“身与竹化”等。
苏轼首次提出“常理”和“常形”两个概念是在熙宁三年（1070）《净因画院记》里：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辩。……
所谓“常形”指人物，禽兽诸动物，房子以及平常经常使用的一些器皿类，事实上是说事物外在的形状；所谓“常理”是指“无常形”的山石竹木以及水波烟云类即事物千变万化的内在“规律”。他认为人们对“常形”类事物的画法是符合真物易于作出“对错”的判断，但对于“常理”类事物的画法，即使“晓画者”也难以把握此画是否符合事理。结合苏轼的书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书法点画的肥瘦就是“形”，结构的圆融性就是“理”。“形”显发在外，“理”隐藏在内。苏轼的书法就是“理形相传”的结果，绝不是随便涂抹而成。
苏轼第二次提到“常理”与“常形”是在自己的一幅竹石画上作的一则跋文中，详细的论述了“常理”与“常形”的关系：
……与可所画竹石……无不臻理，非世之工人所能者。与可论画竹木，于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生死新老，烟云风雨，必曲尽真态，合乎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全，然后可言晓画。故非达才明理，不能辩论也。
在这段跋文里，有几点看法值得注意。第一，一般的画工不可能画出事物的“理”；苏轼认为士人画重“意气”，画工画只取“皮毛”。第二“合乎天造，厌于人意”就是对理的把握；第三点，真正高明的画家既能曲尽于“形”，又能巧妙的把握事物的“理”；以苏轼代表的士人画不在于“形似”，在于“写其生气，传其神态”。第四，只有深懂“形理两全”的道理，才具备“晓画”的能力。由此可知苏轼在绘画的“形神观”上主张 “形神兼备”，“形理两全”的艺术思想。
苏轼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文人画艺术要求与精神传达的高度概括。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个人经历和宗教的影响。
苏轼从小受到父亲苏洵的影响，勤奋刻苦，奠定了扎实的文学功底。1061年（嘉?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遇到生平第一祸事，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王安石新法为名大做文章。苏轼到任湖州不到三月，就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这次对苏轼的打击很大，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时，他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自此苏轼寻求另一种更加隐秘的，或者说是抽象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感想。他将绘画视作一个主体可以进行“寄情达意”的场所，形成了他“放心而为”，“抒情写意”的画风。在《古木怪石图》中，苏轼所画的枯木，石头，枝干盘缠曲折，石纹奇怪皆无一定法度的画风，只是为了抒发苏轼胸中的郁闷盘结之气。把物的特性融化于自己的性情中，从而使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性情。苏轼这种借物抒情文人画思想的形成与他一生坎坷的政治经历有关，他怀才不遇，壮志难发，使他寄情书画，对绘画的功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新的绘画思想，影响至今。
苏轼一生坎坷的经历是他绘画思想形成的客观因素，深受儒，释，道三教的影响是促使他形成这一思想的主观因素。他经历了宋代变法运动从酝酿，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经历了挫折和打击，思想及其复杂。儒家的中庸和乐天知命，道家的清净和知足不辱，佛家的超脱和四大皆空，他都兼而收之。在他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有时流露，在绘画上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比较大。
他提出的的美学思想就是受到道家的思想的影响。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的一首诗里，提出了“身与竹化”的概念：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
所谓“身与竹化”就是指画家为把握“竹”的“实相，而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创作活动”，达到了与“竹”融合为一的境地。这与庄子提出的“物化”概念极为相似，明显是受其影响。
三、产生的影响
苏轼的理论有力地推动文人画潮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苏轼是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文人画的重要倡导者。他所宣扬的文人画，在功能上：是为了“自娱”、“取乐于画”。在艺术要求上是不拘于形似，而是得其“常理”、“得之象外”，抒发主观情思。境界上追求“萧散简远”、“简古”、“澹泊”、“清新”。反对“雄放”，力求“平淡”。他的这些美学思想都被后代文人画家所全盘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