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董必武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即开始在湖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和进步工农学校，向广大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董必武是一个坚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他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激励下，多次参加了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但这些革命的最后结果无不以失败而告终。革命屡遭失败的窘况使董必武认识到“不依靠工农而总是依靠军阀的路子不对头，讳言革命‘代表社会上那一阶级的利益’，因而‘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1]（P36）此时的董必武已深刻地认识到依靠军阀搞军事政变进行革命斗争是行不通的死路。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这位民主主义的战士看到了新的希望。董必武逐渐由民主主义者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了接近民众，唤醒民众，打下革命的群众基础，董必武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在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后，董必武以学校为基地，积极宣传民主、法制等进步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工作中。作为武汉中学第一届甲、乙两班国文课的教师，董必武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为此，他精心挑选了反封建专制统治，反封建礼教，反映朴素唯物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自编成一套白话文教材。他还特别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通过作文课训练学生正确抒发政治见解的能力。“有一次，他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为题，指导学生作文，引导学生要把思想和道德修养放在首位”。[2]（P86） 所以，寓思想工作于讲读、写作等教学活动之中，是董必武教学工作的一大特点，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创办《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北地区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和载体
在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报刊由于时效性强、受众范围广，一直都是先进的有志之士用来传播新思想，启迪新思维，提高国民思想觉悟的有力工具。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农民运动和工农革命，董必武于1925年在武汉创办了《楚光日报》。当时武汉地区的其他报纸只注重报道省内国内消息，很少刊登国际新闻；且大多数报纸由军阀等反动势力控制，报纸反映的大多是封建的、保守的、落后的内容，这严重束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楚光日报》通过各种栏目经常向读者介绍“苏联的情况、广州国民政府的政策和活动，及时传递国内外大事，还刊登一些有关工人、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反映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分析他们沦落到社会底层的原因”。[2]（P195） 《楚光日报》的出现给当时武汉禁锢的、死气沉沉的报刊业增添了一丝新的活力。为了在普通工农群众中传播新思想以及进一步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董必武还要求《楚光日报》要“尽量大众化，采用近乎语体的白话通俗语言；凡是外来的电讯和消息，都要由编辑进行加工，改写成易懂的文字，使读者容易读懂”。[2]（P196）
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发展工农运动，深刻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董必武又创办了《汉口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通过大量登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消息和文章，刊登“土豪劣绅在汪精卫、蒋介石的怂恿支持下，屠杀农民运动领袖和普通农民的消息”，报道“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抨击蒋、汪镇压农民运动的言论”， [2]（P199） 揭露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镇压革命、压制工农及篡党篡权的恶行和阴谋，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三、主持制定了《湖北目前最低政纲》，宣扬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深刻内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北地区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觉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中共一大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已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3]（P7）紧接着，中共二大党纲明确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4]（P72） 党的一大和二大党纲是年幼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制定的正确的革命纲领，这对推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实现上述纲领，董必武积极领导了湖北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领导工农运动的革命实践中，董必武为争取工农民主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26年2月，当时的湖北还处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董必武就提出了“召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全省政治问题；废除督办省长制，组织委员制省政府；统一军队；统一财政；废除苛捐杂税；保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主张”。[5]（P35）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制定了《湖北目前最低政纲》，明确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剥夺反革命自由；建设廉洁政府；赞助工农组织发展；减轻贫民负担，改善工农生活；废除军阀政府的一切反动制度以及工农组织的苛刻法制；切实奖励实业、恢复各级学校、注意农村教育、肃清全省匪患等二十一条最低政纲”。[6]（P126）
《湖北目前最低政纲》从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发，通过透彻洞察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阶级本质，分清了敌、我、友的基础上，指明了革命党斗争的目标和斗争策略。《湖北目前最低政纲》是董必武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和“法制”相关理论与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全面而深刻的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理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北地区的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