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系统及社会系统一直都是社会理论领域中的重要概念。语言学、哲学、信息科学、电子计算机、数理科学和生物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对“系统”做出了较为详实的研究。“社会系统”的概念部分的集成了其他领域的“系统观”，高宣扬认为现代社会学中的系统理论实际上是从自然科学系统论搬用过来的（2010：11）。涂尔干、斯宾塞和帕累托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很好的发展了对系统的思考（Brian Castellani &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2009：VIII）。同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特纳等人的新功能主义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系统理论（Brian Castellani &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2009：172），卢曼开创的新社会系统理论强调人的行动是在系统中变得组织化和结构化的，当几个人的行动变得相互关联的时候，就可以说存在一个社会系统（Turner，1986：103）。社会系统总是处于极端的复杂状态，同时也处于一种复杂化的过程之中。系统的复杂性征使其在面对环境的影响时，出现各种内在的危机和各种不平衡现象，并产生一系列的运作难题，使社会系统无法以其原来对付环境的原则进行实际运作，迫使社会系统不断地进行复杂性的化约和自我的区分化以化解危机，而社会系统也在此一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演化和进化（焦瑶光&吕寿伟，2007：57）。本文首先试图澄清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内容，之后再对其理论与复杂性科学之间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系统”对卢曼来说，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组织体系。系统就是“组织起来的复杂性”，当代系统的特征就在于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复杂性，强调它是社会文化发展中功能分化及人为组织能力复杂化的双重产物。卢曼试图将源生性逻辑和整合性逻辑协调起来，借助前者探讨结构产生的机制，借助后者研究一个社会系统引发其不同成员充分发挥各自不同功能的机制，这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显著特征（高宣扬，2010：6）。
（一）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特征
从规范性系统论中走出来。社会学系统理论的重点总是强调社会系统中各个层面的关系和过程的重要性。这些系统论所用的系统论极其相关的方法论都是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演绎等传统方法。面对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行动和功能方面的重要变化，卢曼采取了与传统方法完全不同的理论模式、思想模式和方法论。例如，卢曼进一步发展了帕森斯的理论，在根本上颠倒了系统与功能的关系，从原来的“系统→功能”转变为“功能→系统”。在卢曼看来，系统之所以运作，不是因为它首先是系统，而是因为它内在的功能的相互自我参照，系统脱离功能而自我运作，就是抽象的、空洞的和无生命的系统（高宣扬，2010：11；12；16；19）。
1.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转变。卢曼发展了独特的社会本体论，把社会当成具有不同层次的系统，强调世界和社会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反对将世界和社会看成某种以单质的“实体”为终极本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认识论方面，强调一种“建构主义认识论”（高宣扬，2010：20-26）。
2.反人本中心主义的系统理论。卢曼强调远离人本中心主义，把每一个个人安置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以便从社会系统运作的观点去分析人和行动者的问题（高宣扬，2010：26），很明显，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是“非个人”的（同上：27）。
3.自我生产性（Autopoiesis）和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系统。这两者是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自我生产系统都是不断重新生产其组成部分的网络体系，这个网络能够自我生产的原因在于它是具有独立生命力的单位。自我参照，只要是指系统的各个组件之间在其相互关联与同期环境的交往中进行自我区分和相互区分，而在这种自我区分和相互区分中，系统中德各个因素以及整个系统本身，实现经过中介而环环相扣的自我确认、相互区隔和相互作用，同时又完成同其他组件之间的新关联。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特征还有：技术主义的“简单化”基本原则、多学科整合与比较、系统理论语言的反思性。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二）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其他内容
1.系统与环境。在卢曼的理论中，始终不把系统以外的环境当成其自身（高宣扬，2010：7）。此外，社会系统被看作基于要素和关系的动态体系，这一系统的复杂性突出了选择的作用，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运作都是在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选择。从宏观上看，我们所处的社会系统与其周边环境进而与世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通过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可以使环境中存在的可能性成为系统运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使系统的产物成为环境的选择。系统还能够透过环境进一步对世界有所了解，以求扩大自身的活动场域和运作的可能性参照（丁东红，2005：37）。 2.社会分化。卢曼认为当代社会的区分化主要表现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专业化和自律化（高宣扬，2010：1）。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首先设定社会结构具有一种稳定的秩序，通过这一预设的稳定性基础来解决社会秩序可能性问题。然而在卢曼看来，社会所显示出的秩序并非是因为系统具有什么稳定性架构，任何一个具有较高价值的秩序，往往是通过较少的可能性来维持其稳定的（高宣扬，2005：20）。事实上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是不容置疑的，在极端复杂性的当代社会中稳定和秩序的实现是借助于沟通所实现的自我参照和自我生产的功能分化的结果，社会系统在复杂性中所实现的秩序化、组织化和制度化，是系统功能区分化的过程。邓正来认为分化不仅标示出系统与环境的差异，同时也使分化运作用于已标示出来的系统之中，使系统之内再一次分化出系统与环境。
3.沟通与社会系统。自我生产可能性的是沟通。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生产，作为社会本身存在和运作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通过沟通才能实现的。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进行沟通的过程。沟通构成了社会系统得以存在和运作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系统生产和维持的依据。所谓沟通是指一种复杂的社会自我选择活动，是构成一个系统的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包括复杂的告知、信息、理解三重因素相互联结和相互联系的过程，通过此一过程与社会整体所决定的复杂过程相关联。需要指出的是沟通不仅是被动的等待和接受选择，同时沟通自身也是复杂的社会自我选择程序，沟通只有在选择中才能实现，只有依赖于选择机制沟通才能自我决定和自我生产。
三、卢曼与复杂性理论
在卢曼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字眼就是“复杂性（Complexity）”。国外已经形成了“卢曼复杂性研究学派”（The Luhmann School of Complexity）（Brian Castellani &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2009：4）。当然，卢曼的复杂性概念不同于复杂科学所赋予复杂性的含义，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中复杂性总是在系统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呈现出来，是指可能性的总体性，包括系统与其环境组成元素的多样性以及系统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等不同形态。“复杂性是具体的，但同时也是高度抽象的，说其具体是因为它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经验直观感知的，说其抽象是因为它是世界关系网络的普遍概括，是事物演化创新、内在随机、自生自主、广域关联、丰富行为、柔性策略、多层纹理、隐蔽机制的整体综合的属性和关系”（吴彤，2004）。
卢曼赋予复杂性一种核心地位并使这一概念不仅作为某些人所称的“世界的程式”，而且也使它对于社会学分析极富生产性。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实质上是对于社会系统在不同状态下和不同部分中组成因素、关系网络、运作程序复杂性的一种表达和处理。复杂性作为核心概念贯穿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始终，复杂性概念同其社会系统一样，本身也是极端复杂的。
焦瑶光和吕寿伟认为，卢曼的理论中体现了复杂性与心理系统、复杂性与社会实践、复杂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2007：57-60）。卢曼的理论中，复杂性表现为时间、物质、符号三个维度，自我主题化便依靠提供关于应付环境的时间、物质和符号三个维度的指导降低复杂性，从而有可能为时间定向、空间组织、符号序列化提供指导，使系统合理的选择多种可能的符号和象征系统，将系统与环境的复杂关系加以符号化和象征化。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在西方有些文献中也称之为新社会系统理论。他的理论整合了各学科的系统观，发展了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同时，受到了“不确定性”、“混沌”等复杂性科学理念的影响，卢曼也把整个世界和社会当成了一个不确定的混沌系统。目前较为全面地概述社会学和复杂性科学的专著是由Brian Castellani 和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所著的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A New Field of Inquiry（《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一个新领域的探究》）清晰的描绘出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在复杂性科学中的重要位置，可参见该书的第246页。
四、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新的领域
许多学者的看法是：21世纪的科学将由复杂性科学主宰，如史蒂芬.霍金、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威尔逊（E. O. Wilson）（Brian Castellani，2009：233），国内学者吴彤（2008，扉页）和戴汝为（1996）等人先后都有过相关表述。正如乌里（Urry）所总结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社会学科先后经历“马克思主义（Marxism）”、“语言学（linguistic）”、“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表现主义（performative）”合“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的转向；他认为“复杂性转向”是社会科学开始的新的转向（Urry，2005：1）。在这个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转向”过程中，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的交叉研究也得到很好的发展。Brian Castellani认为社会学和复杂性科学（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SACS）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Brian Castellani，2009：27）。上文分析的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目前，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SACS）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主要的五个研究领域，即计算社会学（computational sociology）、英国复杂性学派（British-based School of Complexity，简称BBC）、复杂社会网络分析（complex 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CSNA） 社会控制论（sociocybernetics）和卢曼复杂性学派（Luhmann School of Complexity ，简称LSC）（Brian Castellani &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2009：4；34-44；171-179）。 社会学有着深远的系统、功能与结构的理论传统，同复杂性科学有着密切承接的关联。布赖恩?卡斯特兰尼和弗雷德里克?威廉?哈费认为，社会学的“系统思想”的传统而言，分为三个阶段：经典社会学时期（马克思、斯宾塞、帕累托和涂尔干等）、帕森斯的结构功能时期（同期的默顿、社会控制论及系统科学兴起）和SACS的发展时期（复杂性转向时期）（同上：4-9）。谢立中教授在2001年的文章里指出，“社会学中复杂性问题一直没有成为一个专门课题（2001，14）。”这个领域在国内的研究几近空白，复杂性科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进行此类交叉研究的学术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