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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谋求单极全球格局的新殖民主义思潮

  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思潮,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维护和建构以美国为“全球帝国”并推行其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一种社会思潮。美国学者的新殖民主义思潮,是为美国的所谓“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其核心是倡导、推行和维护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全球殖民主义利益。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有:“霸权稳定论”、“软权力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这些理论为以美国为霸主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合法的外衣,它们致使被殖民者的母语在西方话语的声音中被削弱,文化贬值,意识形态变形和变质。
  一、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Hegemony),是指一个单一强国控制和支配着国际体系内的弱国家并安排着国际进程的轨迹和方向,即“霸权”是“一国对于其他众多国家的领导”,或“领导、支配、优势,特别指联盟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支配。”[1] “国家体系中的‘霸权’指这样一种状态(情况),所谓的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抗衡是那样的不平衡以致其中一个大国真正的处于‘长者的地位’,也就是说,一国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规则以及自己的愿望(至少是以有效否决权的方式)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中去。”[2] 霸权体系是一种稳定系统内秩序的稳衡系统,霸权国的实力为系统的稳定提供了保证,并且为弱小国家提供了安全和财产保护,霸权的成功“一部分在于霸权国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弱小国家,一部分在于其他国家从中获益并接受霸权国的领导”[3] ,简而言之,霸权就是一国对全球的统治。
  “霸权稳定论”的所谓“霸权稳定”,则是指在“国际社会中某个霸权国的存在,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国际公益是必要的”[4]。该理论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霸权国,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相反,在不存在霸权国的情况下,国际秩序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和不稳定的。霸权国可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霸权国是以其压倒一切的实力维持霸权体系的,霸权的实力就是政治、军事、经济力量。霸权国越是强大,国际冲突就越少,霸权国越衰弱,国际冲突则越多。霸权国所拥有的霸主地位或领导权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对它的合法性普遍依赖的基础上的,同时为了维护其霸权的需要,霸权国同样也要受到制约。霸权国的地位只有在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既制约别人又制约自己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持。
  “霸权稳定论”所倡导的“霸权”包括“霸权国”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在经济领域里,霸权意味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西方知识权力的话语形式揭示了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话语与西方政治权力控制之间的隐蔽关系,知识话语的文化霸权正是使西方政治霸权得以合法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软权力理论
  在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中,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提出了“软权力论”。“软权力”是与“硬权力”相对的一个概念。“硬权力”是指在冷战时期,在东西方对抗中美苏等两个超级大国军事使用军事机器、核威慑力等对抗的实力。“软权力”一般被界定为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价值标准,尤其指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体制;西方文明,指文化、宗教等影响。“软权力”的来源主要有二:文化和经济。约瑟夫?奈站在维持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强调说,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和“民主榜样”为“软权力”提供了低代价、高效益的源泉;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也给“软权力”倾注了无穷的源泉。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包括美国的价值观(人权、自由、民主)、美国的教育体系和美国的大众文化对外输出。
  塞缪尔?亨廷顿也认同约瑟夫?奈的“软权力”与“硬权力”的说法。他们认为由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的吸引力(软权力)与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而产生的控制权(硬权力)虽同样重要,但“软权力”总要以“硬权力”为基础才能产生影响与吸引力。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会加强“软权力”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相反,“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5]。在西方学者中最青睐“软权力”的是美国学者。他们认为,“软权力”旨在向世界展示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强烈要求,“美国必须对软权力进行‘投资’,发展软权力。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进入新世纪时,实行必要的世界领导。”[6] 美国学界的“软权力论”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权力性质由“硬”变“软”:“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7]“软权力”的重点在社会的相互沟通和文化思想的交互作用,强调“社会联系、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组织机制对国家的影响”[8]。
  第二,冷战结束后,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经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源泉来实现其目标:操作全球相互依存、管理国际体系结构、共享人类文化价值。”而这种新的权力源泉就叫做“软权力”[9]。“软权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10]
  第三,在信息时代,信息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权力,信息权力作为软权力的核心正日益影响国际事务的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权力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在信息时代的条件下,“软权力”强调的是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吸引力意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力量”,使别人或别国同意或接受我方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软权力”就成功了[11]。   第四,在信息时代,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强过别人,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约瑟夫?奈和威廉?欧文斯自傲地说,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同时也占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表现为在收集、处理、利用和传播信息方面的条件、能力和手段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他们还指出,美国在信息权力上的优势服务于四方面任务:(1)帮助共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转型;(2)防止新的但较弱的民主国家出现解体;(3)预防和解决地区冲突;(4)对付国际恐怖、国际犯罪和环境污染,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12]
  三、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受到关注。民主和平论提出了三个主要概念:民主和平、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系统,认为单位层次上的民主政治结构(自变量)与民主和平(因变量)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这一理论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着政体上的两个根本限制因素,一是把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归因于公共舆论监督与平衡机制上的限制;二是民主国家之间基于民主标准、相互尊重和合作妥协而不会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民主和平论”是体现美国这种外交政策价值观的主流社会思潮,这一理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和阐述:
  民主和平论最初起源于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以“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为核心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又称之为“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第一次把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为以后的美国外交定下了基调。其理论核心就是“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和平方式走上了所谓“民主化”的道路,西方国家把冷战的“胜利”归功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的政策。于是,美国政界和学界把90年代看成是扩大“民主阵营”的最好时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世界走向自由与民主的作用,据此把民主外交视为领导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外交打着“自由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招牌,使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具有隐蔽性,同时为美式的民主和价值观披上合法的外衣。美国打着保护“人权外交”的幌子,以“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达到以“人权”否定“主权”的目的,对世界各国横加指责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操纵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国际讲坛对别国施加压力,进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迫使别国向美国靠拢,在全球确立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的人权外交是霸权主义的遮羞布和强权政治的精神核武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论述了世界民主化的问题,他宣布:“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这个“民主国际”已经如当年的“共产国际”那样开始运转。它以美国为中心,向新卷入“第三波”浪潮的国家培养“选举经理”,大举宣传美式选举方法。而弗朗西斯?福山则大呼“历史的终结”,鼓吹说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最近还战胜了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西方民主制已彻底战胜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旧的敌手,在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因此,历史已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与最后形式。
  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进一步使美国的“民主和平”外交具体化。他认为,美国的安全决定于外国政体的性质如何,并提出用扩展战略代替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即“扩展全世界由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推进全球资本主义化。美国利用第三世界暂时出现的困难,竭力否认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弱化第三世界的团结,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听凭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摆布,这是地地道道的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言论,实质上是冷战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殖民主义思潮。
  四、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理论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文明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的关系已从一种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构成单向度冲击的阶段,发展到由全部文明相互之间激烈、持久、多向度互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13]。那么,什么是文明呢?“文明是对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14]。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文明”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它确定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同一性。他认为,冷战结束后,重在“认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文化上的差异,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在国际上正在取代由经济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文明冲突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说:“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15] “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反而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的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
  第二,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16] 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人们对国家的忠诚随着冷战的结束开始让位于对文明的忠诚。他说:“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17] 冷战后,“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将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之间或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18]   第三,“在冷战后的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19] 因此,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体系,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则是构筑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机制。
  冷战后的世界就是由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各个国家越来越根据文明界定自身利益,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而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亨廷顿认为,在这个多极和多文明的新世界里,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正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地区政治是种族政治,全球政治则是文明政治。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20] 因此,他要求以文明为单位,尤其是以文明的“核心国家”为单位建构世界秩序。他说:“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21]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时,在文明内部建构秩序或在文明之间协调秩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22] 对于文明的“核心国家”的范本,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公然以西方文明“惟我独尊”的姿态提出:
  “在所有的文明之中,惟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23]
  从亨廷顿在字里行间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流露出一些得意之情,足见他弱化民族国家在世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良苦用心。他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暗含着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新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模糊与掩饰了世界冲突的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为美国的全球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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