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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政治观研究

  徐志摩,1897年1月出生在浙江海宁硖石镇。徐志摩少年时期就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当1918年徐志摩被他的父亲安排到美国留学时,他并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思学习金融学,而是进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19年6月徐志摩从克拉克大学毕业,同年9月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政治。
  徐志摩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1920年9 月,徐志摩却放弃了即将得到的博士学位,离开美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徐志摩离开美国和政治有很大关系。他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感兴趣,却非常欣赏英国的政治模式,他曾指出:“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真可以上评?的能有多少。美国人太陋,多数的饰制与多数的愚暗,至多只能造成一个‘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sentimental democracy)。此外更不必说了。比较像样的,只有英国。”徐志摩喜欢英国的政治模式。他认为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真正可以拿得出来评论的只有英国。
  徐志摩对英国这个唯一堪称现代的政治民族推崇备至。他认为即使英国有国王,但其政治却比美国更加民主、自由。他用两个相对的情形来比较英美的政治,“我们只要看一两椿相对的情形。美国人对付社会党的手段,与乡下老太婆对付养媳妇一样的惨酷,一样的好笑。但是我们到礼拜日上午英国的公共场地上去看看:在每处广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人群,不是打拳头卖膏药,也不是变戏法,是各种的宣传性质的演说。……总之种种相反的见解,可以在同一的场地上对同一的群众就行宣传运动;无论演讲者的论调怎样激烈,在旁的警察对他负有生命与安全与言论自由的责任,他们决不干涉。”他在英国时甚至为工党领袖麦克唐诺尔德去拉选票。
  在徐志摩看来,政治简直是英国人的“家常便饭”,从英国人实际的生活,就知道英国人是天生的政治的动物。“英国人的政治,好比白蚁蛀柱石一样,一直噬入他们生活的根里,在他们(这一点与当初的雅典多少相似),政治不但与日常生活有极切极显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政治便是他们的生活,‘鱼相忘乎江湖’,英国人是相忘乎政治的。……政治的精液已经和入他们脉管里的血流。”徐志摩认为,如果中国的政治能够进化到平民百姓都能感觉到政治与自身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家与教育家就不妨着实挺一挺眉毛了。显然,徐志摩希望中国的平民百姓能够意识到政治、关心政治,从而形成民主自由的政治氛围。
  徐志摩十分欣赏英国带有贵族式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文化,这种英国式保守的自由主义成为徐志摩政治思想的基本底色。他说,“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英国的这种政治生活原则和这种原则带来的政治局面与中国封建主义顽固保守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徐志摩拿落后的中国与进步的西方相对照,主张中国学习外国的长处,以为己用。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向英国学习是很容易为世人所质疑的,然而徐志摩并不避嫌。他认为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一面和英国社会进步的一面是两回事。学习英国,可以摒弃它压迫的一面,吸收他先进的一面。学习英国,是因为英国“侵略,压迫,该咒是一件事,别的事情可不跟着走,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它本身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徐志摩主张学习英国,在中国实现英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留学英国的经历对徐志摩的影响是极大的,他后来回忆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英国文化培养了徐志摩的自我意识,在剑桥的自由风气中徐志摩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徐志摩憧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痛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徐志摩在出国之前,受国内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崇尚资产阶级机器大生产。“我不曾出国的时候只听人说振兴实业是救国的唯一路子,振兴实业的意思是多开工厂;开工厂一来可以解决贫民生计问题,二来可以塞住‘漏卮’。”到了美国之后,徐志摩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他思想的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一时期徐志摩读了罗斯金、马克思等人的一些著作,其中的一些观点很合他的“脾胃”,二是他在美国直接或间接的目睹了机器大生产无情的一面,资本主义大工业高度兴盛,为人们创造了不错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伴随着很多弊端。徐志摩在《南行杂纪》中这样说道:“罗斯金与马克斯最初修正我对于烟囱的见解(那时已在美国),等到我离开纽约的那一年,我看了自由神的雕像都感着厌恶,因为它使我联想起烟囱。我不喜欢烟囱另有一个理由。我那历史教师讲英国十九世纪初年的工业状况,以及工厂待遇工人的黑暗情形,内中有一条是叫年轻的小孩子钻进烟囱里去清理龌龊,不时有被熏焦了的。我不能不恨烟囱了。”
  徐志摩告诫国人切莫盲目发展工商业,重蹈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老路。1923年12月,徐志摩写了《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他一面赞美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一面又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端进行了揭露批判,他谈道:“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徐志摩看到了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带来的一些弊端,但是物质文明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它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显然,徐志摩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缺乏辩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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