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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问题研究

  作为公共议题的高等教育行政化问题,对其理解难免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但若要对其进行学理性的解读,当然要厘清其基本内涵。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生态下,大学行政化一语更需要理性地认识,辩证地理解。
  一、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内涵
  钟秉林分析了大学“行政化”的内涵,认为大学“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大学“行政化”可以包括政府对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和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这两个层丽。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小分。具体包括: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定位不准,缺位、越位现象严重;管理方式上过多依赖行政命令手段,规范性和法制性较差,随意性较大;管理作风简单化,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在官僚作风上与大学文化发生冲突[1]。
  张伟认为,高校去行政化,即高校要按照自身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进行办学与管理,客服盲目用行政收搜、行政思维进行片面管理的倾向[2]。
  邵宏认为,今年来中国大学行政化去屎起一明显:一是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性增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二是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3]。
  陈伟认为,接触“教育行政化”问题是解决诸种教育问题的切入点。“教育行政化”的核心缺陷有二:“溺爱”(即教育行政部门包揽教育的一切)+“钳制”(即教育的一切皆受行政管制)[4]。
  二、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化产生的原因
  就其原因,各学者说法不一。钟秉林认为,既有大学内部原因也有大学外部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大学内部存在行政权力和学术的对峙,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客观原因。大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政府行政权力缺少监督制约,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建国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所导致[1]。
  龙耀和李雪岩认为,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化主要原因是法制不完善、政府模式局限和教育行政体制问题等三大方面。具体是:一教育法制不完善1.法律对教育行政权力的规范模糊2.教育行政立法问题突出。二是创制性教育行政立法边界模糊;1.法律救济机制缺失三是政府模式局限 1.我国政府功能模式:大政府,小社会;2.我国政府过程模式:政治动员3.我国政府模式对教育行政的影响;权力有限,责任无限。四是管办合一的教育行政体制;1.我国教育行政体制的缺陷;2.我国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太大;3.教育行政部门的利益驱动[5]。
  在高等教育“行政化”产生原因方面,李立国等认为,其原因有四点:一是历史原因,中国大学大多不像外国大学那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二是制度原因,中国法律虽赋予了高校自主办学权,但是相关规定由于概念化,缺乏可操作性,而且没有保障性措施,同时也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导致许多高校无法将办学自主权落到实处,实际上仍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控制。三是利益熏陶。权力的自主膨胀性导致寻租性,即放权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利益,甚至还会通过各种方式人为设权。四是观念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一是根深蒂固,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是已经习惯于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包括高校在内的各种社会自治和团体缺乏信任,认为一旦放松或放开管理,他们就会犯错误,就会出问题[6]。
  三、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对策分析
  当前,中国学界对其研究,提出的各种策略方面大都讲约束教育行政权利、规范政府的职能定位放在突出的位置。
  在其措施方面,钟秉林认为,要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架构,协调好行政权利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依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要加强大学的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效能[1]。
  龙耀和李雪岩认为,其对策应是:一是推进教育行政立法民主化 。二是构建理性官僚制的教育行政组织。三是实行教育行政地方分权制。四是削弱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的权力。五是保障教育行政科学化。六是完善教育行政权越界责任机制。此外,还认为可以探索行政领导人才选拔的民主性[7]。
  邵鸿认为,需要认真落实《高等教育法》,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要明确取消高等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要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要制定相关条例,强化高校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的权力;要制定《高等院校信息公开条例》,加大信息公开力度[3]。
  四、端正其利弊,辩证看待
  高校行政化的弊病众所周知,准确地说,高等教育无法彻底地“去行政化”,更无法通过行政规章或命令由上而下地“去行政化”。只能淡化高等教育行政化性质,逐步清理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政府与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行政管理与学术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是高等教育“去行政化”过程中应当形成的基本共识。唯有确立这样的共识,人们才会冷静地在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同阶段,厘清政府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管理使命,放弃什么样的管理角色,从而达到淡化高等教育行政化和分清高校内部管理与学术自主之间关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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