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对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社会组织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术语，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学者对社会组织的称谓也不尽相同。目前国际上对社会组织这个概念也没有统一的称谓，比较常见的有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等i。虽然这些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其内涵是一致的，泛指在一个社会里由又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及其网络形态ii。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研究视角对社会组织的概念作了相关的界定。
（一）国外对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美国萨拉蒙等人提出定义社会组织的“五点论”，一是组织性，指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常规性的制度、管理制度，并配备固定的负责人员，且开展经常性的活动；二是民间性，在一些研究中也被称为非政府性，指不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不依附于政府，在制度、运作层面上都与政府相分离；三是自治性，指组织拥有独立决策权，能够自我管理、自我监控；四是非营利性，这也是组织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指组织宗旨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不能进行收入分配，产权明确，组织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化为私人财产；五是志愿性，指组织以志愿精神为基础开展活动，由志愿者组成，志愿参与活动，服务于公共利益。iii
沃芬登 （1990）认为，非营利组织具有五个特征：一是有服务大众的宗旨：二是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机构：三是有一个不致令任何个人利己营私的管理制度：四是本身具有合法的免税地位：五是具有可提供捐赠人减免税的合法地位。凡符合这五个特征的组织就被认为是非营利组织。iv
（二）国内对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国际上普遍认同萨拉蒙等人对社会组织的界定，认为它比较全面的涵盖了社会组织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由于我国负责这类组织登记注册的部门是“民间组织管理局”，所以我国更倾向于把该类组织称为“民间组织”。
事实上，中国的民间组织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学者们对社会组织的内涵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邓国胜曾将国内外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概括为四种方式，即从法律上、组织的资金来源、依据组织的 “结构一运作”、根据组织的特征来进行定义，其各有侧重，但差异很大，第四种定义更具有包容性和便于国际间的比较v。以后的学者对社会组织的定义基本上就沿袭了这四种定义。王名在他所编著的《中国民间组织30年》及与著名学者刘培峰共同编著的《民间组织通论》中对社会组织定义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活动、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
社会组织这个名称内涵明确、外延宽广，整合面大、包容性强vi，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各国的社会组织的结构、运行状态各不相同，所以，研究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要比确定其概念一致性要重要的多。
二、国内对社会组织的研究
（一）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
自中共十七大以后，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进入到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所关注的视野。目前，基层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有学者提出所谓的“草根民间组织”vii或“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和“民间自助组织”viii等。邱梦华从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三个角度对新形势下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进行了反思和整合。
目前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文化类基层社会组织和对这些基层社会组织存在问题的研究，对基层政治类社会组织的研究几乎空白，并没有对这些基层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或政府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二）对社会组织评估的研究
中国学者俞可平在研究治理与善治时提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有其必要性，首先他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有一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管理的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也包括行政给付、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型管理方式。其次由于市场和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局限性加上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独特优势，因此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ix
同时，应松年也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这种新体制有其进步之处，政府不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更多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将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管理方式由传统的管制向共同治理转变，政府的角色得到了重新定位，从而更多的权力转交给了社会组织。x
此外，范铁中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三十年以来在不断优化结构，调整布局，提高质量。他也赞同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困境。xi
可见我国学者在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时都指出了如今不断发展中的社会组织有着相当的作用，尤其在弥补政府和市场缺陷中更加突显，这些研究的最大优点是肯定了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看到了它的发展潜能，但是也少有学者提出社会组织如今依旧存在很多问题，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困境。在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是一个全面的过程，这点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进一步研究。
（三）对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研究 著名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任所长的王名教授指出：“实际上在政府与NGO的关系模式中，一种理想的情况应当是政府以发包人的身份出现，NGO通过为政府提供某种服务而获得相应的报酬，此即所谓政府的服务购买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困境，因此相关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xii
清华大学贾西津就认为公共服务购买亟待制度化，地方在购买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存在三大不足，在制度上，公共服务购买尚未被纳入采购范围，缺乏相应法律制度保障。在程序上，多数购买社会服务的地方其购买过程并不公开，且购买过程中公开竞争未成为一般原则，项目购买后缺少评价机制。在范围上，一些地方对该购买何种社会组织服务并不明确，立项过程中存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xiii
杨柯指出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就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信任度极为重要，因为政府是基于对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信任才能够通过项目化的运作方式向其购买服务并让公众享用。xiv
同时，相关学者也给出了社会组织在公共政策领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实现与政府的互动合作的建议。如建设性提议、参与式合作，以及利益诉求等方式达成两者的合作。xv
这些都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系，实现更好形式的沟通从而更加有效的管理社会。各个学者的不同观点都从整体上强调了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具体的实施方法还不太明确，同时在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的具体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料不足，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上来。
（四）社会组织面临困境的研究
目前社会组织的地位在整个社会中日益突显，范铁中在探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中提出当前社会组织面临的障碍，首先是双重管理制度的限制，中国学者李昂以及张尤佳从从内部设计逻辑和实施现状综合分析指出了这种双重管理制度的缺陷与对策。它存在不足之处是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管理模式单一而僵硬、主体监管能力不足，管理依据的法律规范位阶较低，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限制xvi。其次，不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和相应的政府角色异位，也是当前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社会组织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目标不明确，行为不规范，诚信透明机制缺乏，自我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姚锐敏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方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不足。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总体上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组织自身的公信力不足，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自身的信用不足以及政府和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这两个大的方面。xvii
另外，中国学者高培琳在研究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时也提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主要研究公民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保障滞后，民主意识与自治能力相对薄弱，行政色彩浓厚等障碍，他建议加强公民的权责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加强法律的规范，管理的科学化，畅通公民参与的渠道。xviii
同时，我国学者孙伟琳也对社会组织现状及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一方面指出了当前社会组织一直保持着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客观的认识到我国社会组织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各种问题。提出要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改进管理体制，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做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xix
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我国不同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加以了研究，这些都有利于加深对社会组织的认识程度，从而更好的定位当前社会组织的角色地位，可以从多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予以完善。但是诸多研究都只是从学者选取的某一点或几点来对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加以研究，缺乏系统的有层次的论述，在对存在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方面存在归纳不足的问题。
三、结论
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三种基本属性并承载着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功能。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与政府、市场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因此研究社会组织的发展、建设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研究从主要介绍西方理论界学者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成果，发展到对我国当前一些社会组织活动的案例作尝试性评估研究，提出了一些基于国情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建议和意见。
在总体上，基于本土的理论研究薄弱，在理论分析研究上欠缺突出贡献，且多针对社会组织的某方面进行研究，并没有系统的、总体的研究；且这些研究大多带有浓重的本土化、中国特色，对国外的研究经验借鉴较少，不能很好的与国际研究相接轨，社会组织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以此达到将研究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目的，从而更好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转。
注释：
i 邓国胜.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ii 王名.转型期的社会组织——NGO的一种新视角.中国民间组织3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iii 邓国胜.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iv 邓国胜.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v 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4.
vi 康晓强.社会组织再认识[J].社会主义研究，2013（1）.
vii 王名，刘培峰.民间组织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viii 王颖，孙炳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概况[A].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ix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x 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J].法学论坛，2010（6）：5-6.
xi 范铁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3（1）.
xii 王名，刘培峰，等.民间组织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59.
xiii 贾西津.公共服务购买亟待制度化[J].政府采购信息报，2013（2）.
xiv 杨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困境及道路选择[J].理论月刊，2013（01）.
xv 廖鸿，石国亮，朱晓红.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与启示[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38-39.
xvi 李昂，张尤佳.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的缺陷与对策[J].党政干部学刊，2013（1）.
xvii 姚锐敏.困境与出路：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3（1）.
xviii 高培琳，张琪.浅析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障碍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3（3）.
xix 孙伟林.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