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女性教育走向自觉的是两汉时期”i。汉代妇女的受教阶层广泛，上至皇室贵族女子，下至普通阶层的女子都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涉猎的内容不仅有礼教规范，而且还包括诗书文化、书算、音乐艺术等才艺。这不仅促进了女子自身素质的提高，也对两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两汉女教思想
汉代是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对后代封建女子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关注女子教育的人，东汉比西汉尤多。” ii比较著名有贾谊、刘向、班昭、蔡邕等人。
西汉初年的文学家、政论家贾谊主张用“礼”来培养女子柔和敬从的品质，并且要懂得尊卑之序。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阐述胎教思想的学者。强调女子要注重胎教，以生育出良好的后代。
刘向是西汉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及文献学家。他的女教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列女传》中。《列女传》共有七卷，前六卷是收录了很多贤后贞妇昔时兴国保家的事例，树立了女性学习的正面典范，希望女子能具备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六种品质。第七卷则是收录反面女性人物事例记为《孽嬖传》，提醒人们防止或唾弃孽嬖式女性的出现。刘向非常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列女传》中的女子教育的内容主要围绕“母亲”、“妻子”、“女儿”三个层面展开，重点宣扬了女性“三从”“贞顺”等观念，客观上也加重了女性的精神负担。
《女诫》是东汉著名的才女、史学家班昭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在晚年写成的内训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第一本专门的、系统的女教著作。《女诫》由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组成，主要论述女性的自我修养之道、夫妇相处之道、与夫家人际关系处理之道这三大问题。她认为女子应有卑弱的观念，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 iii教育女子要孝敬父母和舅姑，谨言慎行，识大体、明大义，妥善处理在夫家的人际关系，达到“和叔妹”的目的。所以，班昭的女教思想是以“三从”、“四德”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班昭并不建议“女谏”，她认为“女谏”的恶果是“恩义俱废，夫妇离矣”，女子要对丈夫言听计从，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保留。这样片面的思想，或许对东汉女性地位的下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也说明东汉对妇德的要求远比西汉严重。
蔡邕的《女训》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他认为容貌固然重要，但对女子来说品德和学识的修养更为重要。“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坂移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 iv将女子容貌之美与心灵之美对应起来，可见蔡邕对女子品德也是重视。
二、两汉女教特点
1.开始出现女子学校的萌芽
家庭教育一直是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女子教育的主要形式。两汉之前，专门的女子学校屈指可数，并且也很少有女子去学校接受系统教育。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颁布“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亦为开邸弟，教学经书，躬自监试”v，标志着女子教育开始迈向正规的学校教育，开女子接受系统正规的儒家教育之先河，所以两汉时期的知性女性日益增多。而受过教育的女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2.重视胎教
汉代思想家十分重视胎教，贾谊在其《新书》中设专题《胎教》来阐述胎教理论和重要性。他认为胎儿是人生之本，是生命的起点，胎教的目的在于“正礼”，即孕妇生活中的要用礼教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一举一动，例如饮食上，要做到“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情感涵养方面，要“笑而不喧”、“虽怒不骂”；在举止行为方面，要“立而不跋”、“坐而不”、“独处不据”；视听上，要“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等。经过一系列苛刻的过程，保持对胎儿的良好影响，从而培养出具备孝梯仁爱等伦理道德的贤子。并且还提醒孕妇要保持心灵的静谧和身体的自然姿态，对孕妇从身、心两方面加以关注。这些看法与现代胎教理论、医学实践不谋而合。
刘向在其《列女传》中认为胎教的目的是“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重视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的感应，即“……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肖（相似于）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vi这种观点虽带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在古代社会，这种感应说却支配了几乎所有的胎教理论。
3.理论与实践的不符性
两汉时期的女子教育理论虽说不是很完备，却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有具体的教育教材和明确的指导思想。比如《列女传》和《女诫》都为汉代女子教育提供了一定的范本。虽然刘向和班昭都用文字提倡贞节，朝廷也采用各种措施褒奖贞节，但社会上对于贞节，终不严重看视。改嫁、再嫁者有很多，并体现在各个阶层。“这足证明汉代不过是贞节观念由宽泛向严格的一个过渡时代。”vii贞节观念尚未化成每位女子的自觉行动，只是统治者想要达到的一种目标而已。因为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氏族社会的传统还有一定作用，封建礼法制度还不是十分完备，也使得汉代女子教育呈现出理论与实践不符的特点。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的女子教育主要是在家庭进行的，内容是以儒家礼教思想为主导，根本目的是让培养符合儒家礼教所谓的贤妻良母。但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又呈现出自身明显的特点，首先，礼教虽在两汉时期得以统治者的确立和张扬，但没有渗入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所以礼教对汉代妇女的束缚程度相对于宋明时代要轻得多。女子的教育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三从四德”之类礼仪的说教，还有大量的文化诗书教育及音乐艺术等方面的教育，教育内容的广泛性也使汉代女子呈现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其次，汉代女子的问学风气与社会上尊敬、欣赏有才女子的风气有关，汉代没有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子依然生活在较为宽松、健康的教育环境里。再者，汉代社会还比较重视女子教育，使得女子教育具有阶层普遍性的特点，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同时也是汉代妇女自身努力的结果。
注释：
i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58.
ii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39.
iii（南朝宋）范晔.列女传第七十四[A].后汉书（卷84）[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87.
iv《蔡中郎集》第5册外集，见熊秉涤.秦汉教育论著选[C].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405.
v董家遵.守节、再嫁、缠足及其他——中国古代妇女生活面面观[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vi（南朝宋）范晔.列女传第七十四[M].后汉书（卷84）[M].北京：中华书局，1965：9-10.
vii陈东原.中国妇女生话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