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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程与意义管窥

  170年前,《共产党宣言》诞生。马克思恩格斯等先行者提出了一个响亮的理想和奋斗的口号。170年,经过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努力,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不断变迁,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缠绕颇深,交相辉映。直到当代,马克思最新成果逐步产生,于宪法修订本得以体现。文章试图寻找出三者之间的关联和发展的脉络,既为纪念伟大的先行者们的不息灵魂,也为新发展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找寻到机缘融合之根基。
  一、《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宣言》中的共产主义
  1844年,刚从书斋中走到工人中间的马克思,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运动,着手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大量阅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后,他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利润及地租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从这段話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最早设想的共产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私有社会矛盾的哲学方向,明显带有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残留痕迹。更重要的是,这篇《手稿》揭示了早年马克思思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个方向,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两个路径而已,并非一条线。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而“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象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早年设想的无神论的理想社会,而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消灭私有的经济领域的斗争之理念,所以他才会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这个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本身比扬弃宗教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还要困难,他预言了“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运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这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1845年马克思写完未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有所变化了,因为,摒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找到了承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及其矛盾的真实原因以及矛盾解决的实现方式,共产主义终于从哲学的“扬弃”活动变为社会的“革命”运动。
  马恩说,“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可是,革命也并非新名词啊,可是在马恩看来,“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时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
  这可是相当激进的思想啊,消灭劳动和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阶级本身……关于消灭劳动,应该“现代形式”下的异化劳动。(《文集》543页对此有详尽注解,不另释。)异化劳动消灭后,生产应该是“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还是主要在经济领域,“具有经济的性质”。具体说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无产者是这种经济革命的主要承担者。马克思说,“无产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事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定下来。”
  然而,无产者对旧的经济制度的反抗乃至旧国家制度的反抗并不是孤立,而是全世界范围的。正像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随着工业制度的完成,“私有财产才能完成他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和革命的“共产主义”将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运动。如果不是世界历史,那么意味着,“(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依然会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氛围的‘境地’;(3)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这种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这些准确的判断,这些神奇的语言,共产主义一百多年的国家实践确实可以证明。所以,“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究竟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她是必须消灭现实状况的革命运动,当然“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种前提在资本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也一直有变化;所以共产主义的实践运动也相对曲折。   毕竟,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共产主义的经济理想终于需要政治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在《宣言》中,马恩义正辞严,提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什么可以正大光明转向政治革命运动。早在《意识形态》中,马恩其实有分析过,“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仍是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民主制中一样。”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又需要如何从阶级利益转向真正普遍的利益呢?值得我们思考。
  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知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傲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多少有一些联系。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仅仅限于“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来讲的。”所以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之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其实任重道远。
  二、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融合之路
  就中国而言,可以说是从晚清末年中西方的鸦片战争起而被迫开始了其现代化的过程。而20世纪初持续10年之久的清末新政确是统治集团内部重新开始的现代化改革措施。“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生活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的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也在崛起。”但是,在内外危机的交相压力下,清末新政的现代化革新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清末新政在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方面的解构正逐步发生。及到民初,“内地如华北农村‘极少是地缘界缘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不仅是传统社会关系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即使传统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城市也逐渐为以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通商口岸所掩盖。新兴城市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这些新兴城市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与动力源。在这些新兴城市中聚集了新的社会阶层,传统的乡绅转而变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并且逐步参与到政治权利的角逐中。“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并且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成为各个政治势力的代言人,政党政治的创造者。除此之外,新教育体制的推行,诞生了新兴的知识阶层。“事实上,正是这批新政后产生的新型人才,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也正主要是他们直接成为旧社会的裹尸者与掘墓人”。“在新学校经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已由知识结构的改变,升华到对价值观、世界观的重定,由此必然突破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科学、民主、白话文向愚昧、专制、文言文进行冲击,成为总体性批判绅权、传统意识形态和寻求新意识形态的生力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各种新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如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才得以引进、产生并蔓延于中国大地上。”清末现代化改革尽管最终无法挽救其灭亡的命运,但这场革新肯定了朝野内外,由上至下革故鼎新、争取现代化,早日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命运的愿望。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西方各国现代化‘一日千里’,相比之下,‘我们可是惭愧无地’”。
  诚如艾伯特·马蒂内利所指出的那样,“自从西方社会与以前的社会在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关系和文化特征上表现出巨大的不同与反差之后,它们成为现代性的象征。在西方社会成为世界文明的意义上,现代化倾向于等同于西方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带来了复杂的解释上的和方法上的问题)”。这种复杂的解释原本就应该出现在中国现代化最开始的时刻。按照这种复杂性,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最后的“清末新政”所带来的实际后果。这种复杂性,同样出现在随之而来的民国历史以及新中国历史中。
  可以说,民国的成立正是西方现代化扩张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之最大后果。然而无论是民国初年的民办工商业还是1927年后的官办工商业以及1937年中日战争时期的战时工商业发展,从已有的数据来看,从经济的GDP总量到人均GDP的增长率以及人均GDP的数量,都显现了比洋务运动至清末经济发展速度要少的数字。
  中国共产党之诞生本身也源于对国家现代化、民族自立自强的渴望。当然,她也受到共产国际以及前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而建立。经过数十载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新中国成立后,等到各项社会改革完成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1953年我党就领导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1953年年9月,我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6月,毛主席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一个基础。同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八大召开期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把实现第二步目标所用的‘几十年的时间’明确为50年到100年。
  令人惊叹的是,1956年,毛主席的设想中赶超资本主义还要50-100年,可是两年后,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實现了公社化。   实际上,毛主席想把人民公社作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一个阶段。因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自己也说过,经过四、五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时间从50-100年接近或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下缩短到20-25年(四、五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事实上不仅是时间上的变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他批评了实际建设中把供给制变为工资制的做法。
  这种转变的原因,从以下话中可以管窥一二,毛主席说,“进城后,变了,把我们一些好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
  在毛主席的胜利经验中,用马克思主义作风武装起来的党在农村打游击时保持得挺严格的,但进程后,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似乎风气有所改变,有资产阶级的味道,而为毛主席所警惕。但现实经济不容乐观时,“三面红旗”搁置下来,毛主席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教运动,发起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但还好,中共中央仍旧清醒地坚持着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体系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用50年到100年时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当然,毛主席也强调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种现代化建设的理念没有坚持多久。《“五七”指示》描绘了另外的理想蓝图。从《指示》的语词上看,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支撑在其中,当然,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理想也仍旧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我们实际上也可看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主义政治家的传统情怀与不变初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及其发展道路之曲折。建国以来,从现代化的赶超目标到共产主义的实现目标,两者之间融合发展,纠结不已。直到毛主席之后,邓小平等人坚持发展四个现代化优先战略,这种理想的纠结才慢慢平复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新的理论成果,按照邓公的理解,“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分层、分类,全面展开。直至加入全球经济发展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理念已然日新月异,中西融通。
  三、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之意义
  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不断的深化,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很紧密的联系,形成一个全球经济的整体。各个国家和地区得以相互交流技术、人才等,通过弥补自身的劣势,寻求经济的高速长远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范围内可以自由的流通,各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良好的助力,全球作为整体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世界性的市场准则已形成,经济行为得到统一的规范,全球资源获得了优化配置,经济发展快速又有效。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既有好的影响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因素。
  从以往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益处。诚如习总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为经济全球化正名一样,经济全球化确实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当然,从长远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从管理理念和技术方面来说,发达国家还依然限制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先进国家的产业转移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国因为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目前还只能无条件地接受那些被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耗能高和污染重的产业,这些产业消耗了中国的资源,污染了中国的环境,影响到我国环境的有效治理。
  实际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中国与世界而言,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用习总的话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话来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
  之所以我们这些年作出了这样的成就,主要是之前尤其是现任中央领导人对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世界经济已成共同体,上任伊始,习总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就指出:“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个动态平衡的链条中,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都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连锁反应。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并且在第一阶段的发言再次重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争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联动效应,防止和减少负面外溢效應”。   2014年3月,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习总也倡议,“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建设开放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国际援助交流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新一届领导人高度发挥了中国哲学思维在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的敏锐洞察力。
  2014年7月,习总去韩国演讲,提出全球经济发展的亚洲眼光和中国思维,“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习总在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也强调,“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如何顺应世界潮流?一方面,习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提出共识,“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呼吁其他大国担当起大国经济发展的世界责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二十国集团成员块头大,占全球经济总量8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责任也就更大,理应也能够有所作为。”
  2016年1月,习总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解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时强调,我国“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
  不仅如此。对世界各国和地区而言,经济全球化都已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各国既要有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又要与世界他国经济发展荣辱与共。有基于此,中国逐渐在全球治理领域不断发声。习总对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导番基文倡议,“多样性是世界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各国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和繁荣,也带来挑战和麻烦,需要加强全球治理,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在习总看来,“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我们将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当然,“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了冲击。我们要正视和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言下之意,我们要继续接受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不仅如此,我国已经逐步从受惠者变成贡献者。习总认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如果不加以改善,则各种“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和实践将更加暗流涌动。就像英国脱欧与特朗普逆袭当选就职一样。
  习总看到,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但“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中国的态度从“深入参与”变为“积极引导”:“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在如今的世界发展局势下,“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习总提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
  回溯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与挑战中,运用中国的传统思维,向全世界贡献了面对世界经济挑战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继其他各类经济发展的各种主义之后,成为马恩列斯毛共产主义理想实践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并显著为对世界经济做出独特倡议的中国价值理念。“各国同呼吸、共命运,既是息息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更是携手前行的行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从大国领袖的担当开始,习总说,“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濟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担当,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有切实的体现与实践。截止2017年1月,“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确实,当代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有这样根基深厚的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判断的眼光与洞察力,有这样“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者”的天下担当与仁爱情怀的大国领袖风范,“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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