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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传播视角下的《中央日报·医学周刊》

  1928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央日报》是反映中国近代生活的一份重要报纸。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主流刊物,曾先后创办多种专业性副刊,涉及戏剧、妇女、地政、文史、工业、教育等多个领域,不仅种类多样,且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中央日报·医学周刊》作为当时重要的副刊之一,创刊于1933年6月18日,始称《医学周刊》,1936年7月5日改名为《医学》,每周日出版,是抗战前《中央日报》连续出版的一个重要副刊。本文将以《中央日报·医学周刊》(以下简称《医学周刊》)为研究对象,初探民国时期主流报刊的健康传播。
  一、研究缘起及文献综述
  健康传播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罗杰斯提出,他指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地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1]。健康作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问题,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民国时期战乱及自然灾害的频繁爆发,使健康问题尤为严重。《医学周刊》在其发刊小言中提到:丙寅医学社南京诸社员在《中央日报》发行《医学周刊》,其目的是将丙寅医学社在华北的精神与毅力移植一部分到中央,秉其社会服务的精神灌输民众医学卫生常识。《中央日报》本着“以学卫为根本,以事业为前提,以民众为对象”的创刊宗旨创办《医学周刊》,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为民众开喉舌,推进现代世界各国医学卫生事业新态势,使《医学周刊》成为民国时期传播卫生常识的重要传播平台[2]。
  由于《中央日报》的特殊性质,在以往的报刊史研究中,《中央日报》并不为人重视。笔者对其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和研究发现,尽管《中央日报》正刊的意识形态问题较为突出,但其副刊却并未如此。《中央日报》副刊包括科学副刊、教育副刊、文學副刊以及社会调查等多个领域,但大多数副刊都以介绍新知识和传播学术为主,周刊质量并不亚于同时期的《申报》《大公报》等。目前学界对《中央日报》副刊的研究多集中在妇女副刊、文学副刊等方面,如宋晨露从女性与国家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央日报》副刊《妇女生活》和《妇女周刊》进行对比,探究抗战时期妇女的话语表达[3];张武军从多维革命视野出发,对1928年《中央日报》文艺副刊进行研究,既对革命文学谱系进行了重新梳理,也重新探究了历史语境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摩登性”[4]。然而对《医学周刊》的研究颇为少见。《医学周刊》作为《中央日报》重要的医学刊物,从健康传播的角度出发对其所刊载的文章进行研究,对探究民国时期医学卫生工作的发展及媒体的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央日报·医学周刊》的传播内容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对外商贸的活跃、人员流动的日益频繁,以及国内的战乱不断,传染病的肆虐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民国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度和强度较为严重的时期,疫病的频繁爆发,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困扰。针对社会广泛出现的健康问题,《中央日报》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注意力资源的媒体平台,对健康议题进行设置和传播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
  (一)开展防疫宣传
  民国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疫病并未得到根治,20世纪初期的军阀混战更加剧了疫病的爆发。据记载,从1912年到1948年的36年间,共发生疫情114次,平均每年发生3.08次,是近代以来瘟疫爆发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5]。疫病高频率的爆发成为威胁民众生命健康的首要因素,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纷纷建立卫生防疫机构,以期改善民众健康问题。然而由于民众缺乏相应的医学知识,对疾病的预防、传染途径、防治等全然不知,使其蔓延更加迅速。《中央日报》作为当时主流刊物,开展防疫宣传自然成为重中之重。《医学周刊》安排了大量版面对流行范围广、危害性大的传染病,如性病、麻风、疟疾、梅毒、麻疹、猩红热等,从诱因、病症、预防、治疗及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介绍,以期通过卫生知识的传播,引导受众正确认识疾病并知晓如何预防、治疗等内容,从而减少死亡。以天花为例,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危害极大。在近代,我国天花频繁发生,每年因患天花死亡者数以万计,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央日报·医学周刊》先后用《种痘之反应》(1933年9月10日,第13期;1933年9月17日,第14期)、《预防接种》(1933年9月10日,第13期)、《种痘常识》(1935年4月14日,第91期)等文章介绍与天花的有关常识及防治措施,号召民众正确认识健康知识。
  (二)普及基础卫生知识
  流行性传染病是导致民国时期我国人口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普通疾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是导致我国国民身体素质低下的另一原因。因此《医学周刊》除开展防疫宣传外,也十分注重对普通疾病知识的介绍。《医学周刊》在普及基础卫生知识方面,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引导民众对“病”的清晰认识。例如,1934年12月30日有关《冻疮》的文章指出,根据接受有关询问冻疮的函件甚多,因而《冻疮》一文从原因、病理、病因、预防及治理等多个方面进行详细了介绍,将有关冻疮的基础知识进行阐释,以满足受众对冻疮知识的信息需求[6]。《医学周刊》一直基于社会需求,倡导预防与治疗并重,对基础卫生知识进行详细的解读,使读者对病因及防治都有大致的了解。其次,是通过介绍基础卫生知识,培养公众卫生意识,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卫生习惯。例如,1934年1月21日《口腔卫生常识》中,从牙齿的构造及乳牙的生长等方面介绍牙齿的相关知识,意在通过对牙齿的介绍引导民众了解口腔卫生知识,培养公众卫生意识,引导公众养成按时刷牙的卫生习惯[7]。    (三)关注特殊人群健康
  《医学周刊》除对基础卫生知识介绍及引导公众培养卫生意识外,对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20世纪30年代,由于医学知识的普及率低,妇女怀孕如何养胎、接生技术不佳等导致妇女卫生问题极易受到关注。另外,据记载,在中国每年死亡人数1 200万中,学龄前儿童死亡人数占120万有余。妇女体质的特殊性和孩童生命的脆弱性,使妇婴卫生和儿童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现实需求,《医学周刊》对于妇婴卫生和儿童卫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大量连载文章对儿童卫生教育、儿童常见病症护理、预防以及孕妇卫生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指导。在《孕妇卫生常识》等系列文章中,从受胎的微象、怀胎期间、男女胎鉴定、胎期的卫生、饮食、衣着、注意事项等多个方面对孕妇怀胎期间各种生产、生活、卫生等事项进行详细介绍[8]。同时《医学周刊》也多次针对儿童卫生问题发文指导,如在《儿童食物的选择问题》一文中对儿童在食物方面的选择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指导;在《儿童的眼和耳鼻喉的卫生》中就儿童视力的保护、耳鼻喉间的关系和传染病预防以及预防方法做了细致的解释等。
  (四)介绍国际先进卫生事业
  国家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对先进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的学习和借鉴。西方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重点学习对象,《医学周刊》创刊之初,就以《世界公共卫生行政之新趋势》一文,从公共卫生演进的三个阶段入手,介绍目前卫生行政的新趋向、免费医疗事业的进展以及我国今后努力的新途径等。文中以前苏联为例,指出前苏联实行实惠于民的卫生行政政策,其目的在于引起人民对政策的敬仰之心,相信政府可以为人民医病,同时可以通过减少疾病来增加社会生产力。以此为学习基础,提出我国要从各国卫生行政的新途径中学习,并提出建立完善卫生事业需要良好的组织,更需要精神、学力、毅力的良好结合。同时《医学周刊》也介绍了维也纳、越南、美国等地的卫生事业,如《维也纳的社会卫生事业》中介绍了目前维也纳卫生社会局的组成部分;《美国之中央卫生行政》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公共卫生各项研究工作及协助地方卫生发展的进展等。《医学周刊》通过介绍国际先进卫生事业的发展以期为国内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
  (五)关注农村卫生事业发展
  20世纪初期,我国城市卫生事业刚刚起步,而我国农村地区人口数占当时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经济条件以及社会环境,使农村卫生发展缓慢。舆论界乡村建设、农村调查等想法的提倡,促使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备受社会关注,一批批医界知识分子踏入农村进行实践调查和研究,推进卫生教育。《医学周刊》曾刊登多篇文章介绍,如《乡村工作讨论会中所提出的乡村卫生问题》《湖南各县卫生院第一期工作纲要》《我国乡村卫生状况与卫生设施》《长沙县卫生院乡村衛生试辩初步报告》等。以《乡村卫生建设问题》为例,该文首先从农民、社会、民族、经济、时代精神五个方面对农村卫生建设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并揭示了今后的发展动向,即普及农村卫生教育、确定农村保健制度、建设农村卫生行政机构、训练专门技术人员、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国家强盛等,从而得出当前推行农村卫生建设为首要任务的重要结论[9]。此类文章的大量报道既反映了当时我国对卫生事业的重视,又指出建设农村卫生的重要性和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为丰富农村卫生事业建设积累经验。
  三、《中央日报·医学周刊》的传播策略
  (一)优化版面风格,增强可读性
  医学类期刊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刊物,往往难以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没有读者的大力支持,刊物的发行难以长久。基于此种形势,《医学周刊》通过优化版面风格以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促进健康观念的传播。《医学周刊》对版面的优化主要体现在版面设置的固定性及栏目设置的灵活性两个方面。为增加受众的稳定性,《医学周刊》采用了固定的版面风格,每期皆为一个单独的版面,发刊时间固定为星期日,版面的右上方为固定的刊头,刊头下方为编辑者、通讯处和期号,广告内容都放置版面的最下端,中间以横线作为分界,整个版面简洁大方,必要时配以图片,使版面更加活泼。为促进传播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医学周刊》对医学内容的报道设置多种栏目,如《医学问答》《调查报告》《疾病问答》《民间隐疾》《健康咨询》等,针对各种疾病的不同,单独进行介绍和解读,以此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外,为了增强可读性,《医学周刊》还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医学卫生知识的传播,此类文章的刊登更贴近民众和口语化,使健康知识传播更具针对性,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二)丰富文章类型聚焦关注度
  健康问题和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与民众的生命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尤其是战争年代,战乱、疾病等灾害带来的健康隐患严重,媒体能否对卫生知识进行有效传播对民众的健康信息获取有直接作用。《医学周刊》基于社会实情,对医学内容进行有效传播,为吸引读者注意,《医学周刊》对医学内容的介绍,并不局限于对某个知识的繁琐讲解,而是十分注重类型的多样化,如问答类、调查报告类、评论类、通讯类等等,通过多种文体相结合的文章类型来聚焦民众关注。例如,1935年2月3日《镇江助学虫病调查报告》采用调查报告的方式将镇江地理形势、调查经过、防治意见等内容进行详细展示;1936年2月9日《传染病浅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议论的方式对该病的特征、治疗、预防等内容进行介绍和论证。同时,为及时了解读者需求,《医学周刊》还广泛征稿,根据受众需求设置议题,如在《健康咨询》栏目,将民众咨询问题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展示,既解决受众所需,又增强与受众的互动性,从而聚焦关注,充分发挥媒体责任。
  (三)注重多途径传播,扩大影响力
  健康知识的传播并不能简单的依靠媒体报道,也要注重传播的方式,从而扩大影响力。1948年,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二级传播”这一概念,他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大多数人对于信息的获取,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大众媒体,而是先来自于活跃的媒体用户,即“意见领袖”。也就是说,受众对信息的获取往往是由大众媒体到意见领袖再到受众,最终对受众产生影响[10]。《医学周刊》作为一份专业的医学副刊,其创办者丙寅社均为专业的医学工作者,他们以专业的内容、丰富的知识向读者实现健康知识的一级传播。由于当时民众知识水平有限,该刊物的读者以医界人员、卫生学校居多,因此,《医学周刊》在传播过程中也充分利用多种途径实现卫生知识的二级传播。例如,利用读者中的医界人士进行再传播,近代中国,无论是国内本土医生,还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在医学知识解读的过程中都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民众对于医学知识的不解促使他们成为获取卫生知识的重要信息来源,使周刊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二级传播。同时,《医学周刊》主编者均为医学领域的专业性人才,因此他们发表的文章经常受到各地卫生学校的推崇,并做为教材进行医学内容传播,从而扩大知识的传播范围,实现多途径传播。    四、结 语
  《中央日报·医学周刊》以普及医学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为目的,积极促进了卫生知识的有效传播,为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及媒体的社会责任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创办使医界知识分子意识到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民众的健康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国民打开封建的思想外壳,自觉接受健康知识的传递。《中央日报·医学周刊》以生动的实践向世人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健康传播,对当今社会健康传播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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