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很多语言及其方言中，都有鼻音自成音节的现象。自王力（1985）指出汉语中的鼻音自成音节的现象以后，郑晓峰（2001）、谢栋元（2002）、沈钟伟（Shen 2007）和盛益民（2017）等学者均专文讨论了汉语方言的成音节鼻音。基于大量的语言事实，学者们普遍认同，成音节鼻音来自于鼻音声母+后高圆唇元音，应该说，鼻音自成音节这个语言现象比较常见，因此研究得比较透彻和深入，而本文要探讨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自成音节鼻音的去音节化。盛益民（2017）曾专文讨论绍兴方言中的去成音节化现象，根据调查，他发现在绍兴部分地区的中、新派中，成音节鼻音[ ]前增生出了央元音[]，于是[ ]不再自成音节。文章详细描写了发生自成音节鼻音去音节化这个现象的地区范围，并提到这种现象似乎也与年龄相关，然而，对于成音节鼻音为什么会发生去音节化，去音节化的过程、趋向和规律是怎么样的，文章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而通过考察正在进行中的音变，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辅助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详细讨论绍兴方言中的鼻音去音节现象。
二、 绍兴方言成音节鼻音的演变
（一） 绍兴与绍兴方言概况
绍兴是浙江省辖地级市，位于浙江省中北部，会稽山南麓。境内南部为山区，北部沿海为平原。绍兴是一个历史名城，据记载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旧称会稽，秦统一中国后，會稽更名为山阴，南北朝时期，山阴分为山阴、会稽两县。1949年后，绍兴先后改为专区和市，1983年，撤销绍兴地区，改设省辖绍兴市，置越城区，下辖越城区、绍兴县、上虞县、嵊县、新昌县、诸暨县。2013年，撤销绍兴县和上虞县，分别改为柯桥区和上虞区，将原绍兴县孙端镇、陶堰镇、富盛镇划归绍兴市越城区管辖，同时嵊县和诸暨改县为市，调整后的行政区划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
绍兴方言主要分布在绍兴城区及其郊县（现柯桥区），《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将绍兴方言划归为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王福堂（2008）指出绍兴方言的语音不完全一致，城区、东郊、北郊东浦至斗门和南郊平水以北地区的口音为东头埭话，因大致是旧会稽县属地，又被称为“会稽口音”，西郊柯桥、安昌一带接近萧山的口音为西头埭话，大致是旧山阴县属地，所以又被称为“山阴口音”。本文所讨论的绍兴方言主要是指原越城区的方言，也就是所谓的“东头埭”土语，不包括2013年因行政区划调整而归并进来的孙端镇、陶堰镇、富盛镇的方言。
（二） 绍兴方言的成音节鼻音
被认为最早使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记录绍兴方言语音的著作是德国人P.G. Von Mllendorff（1901）所著的《宁波方言的字音》（The Ningpo Syllabary），在他的记录中，没有关于成音节鼻音的记载，而关于“五、午”等字，记录为w，据推测，应该是一个合口通音，不过，此记录主要以文读为主，看不到白读音的痕迹。稍晚的著作有赵元任（1928/2011）编撰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其中，“五”和“鱼”等字记录为成音节鼻音 。王福堂（2008）的《绍兴方言同音字汇》完整记录了绍兴东头埭老派的语音系统，在其记录中，绍兴方言的成音节鼻音共有m 、n 、 、 四种形式，主要涉及以下字：
m ： 姆 ～妈
n ： 唔 ～得
： 唔 ～有
： 唔～结煞，吴，鱼，五，午 端～， 母 丈～娘， 大便，□ ～～重 ，齆 ～鼻头
学者们普遍认同m 、n 、 是 同化的结果（王福堂 2015;盛益民 2017），因此，绍兴方言中具有音位价值的成音节鼻音就是 。
在早期记录的文献中，并未出现成音节鼻音的去音节现象，从1928年到2008年的记录中，成音节鼻音都比较稳定，其间未见有关演变的报告。
首次关于成音节鼻音的去音节化现象见于盛益民2017年的记录，他在文章中详细描写了成音节鼻音去音节化的现象： “在 之前增生出了央元音，于是 不再自成音节，而是变成了韵母 的韵尾，…… 与 两个韵母发生合流，使原本对立的字成了同音字”，可以用如下规则表述此音变： N>VN。
文中，他还指出了发生成音节鼻音去音节化的现象主要分布在绍兴市区、福全、马山等地。文章同时还提出这个现象应该与年龄有关系，但没有进一步分析。
在2010年后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越城区方言中部分成音节鼻音的字有一字多读现象，因人、因语境而异。本文首先通过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探讨绍兴市区方言中成音节鼻音的变异及其来源，制约变异的语言条件，并分析其变项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及影响分布的语言和社会因素，然后通过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观察人耳无法感知的音变过程并探讨可能的音变趋势。
三、 成音节鼻音的变异调查
本文关于成音节鼻音的变异调查附属于“绍兴方言的变异调查”。本文大部分的统计在spss20.0英文版中完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卡方检验（p<0.05）和频率统计分析，统计数据取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一） 调查设计
1. 调查目的
本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观察绍兴越城区方言中成音节鼻音在不同年龄、性别等人群中的分布来探讨成音节鼻音的音变及其原因和可能的音变方向。
2. 语音变项与变式的确立
社会语言学家把一项项语言变异看作是语言的结构单位，语言变项和其他结构单位： 音素、音位等一样，是语言结构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变项由一组变式构成，两个及以上变式构成一个变项。拉波夫曾把同一变项中的不同变式区分为“旧式”和“新式”两类，所谓“旧式”就是语言或方言中的原有形式，“新式”则是新出现的形式。（Labov 1994/2007）本研究中暂不对变式进行新与旧的确认，仅仅对出现的变式进行1、2、3序号式标号，标号无任何意义，仅为区分而已。本研究中将自成音节鼻音的音变变项设为（ ），共包含两个变式： （ ）—1=/ /，（ ）—2=/ /[1]。
3. 调查字表
调查字表的设计是研究中的重要环节，调查人不仅需要明确调查的目的，还必须对调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并且影响调查结果的状况做出一个预判。因此，在进行大规模百人次的调查前，一般情况下，会进行十几人的小规模抽样调查，小規模调查往往以随意聊天、诱导式提问开始，然后进行目标词的录音，在调查中，发现发生多读的字并不多，主要是“鱼”和“五”会出现除[ ]以外的读音，不同的读音不仅发生在不同的发音人中，同一个发音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即使同一个字也会有不同的念法，而发音人并不自知。因此，设计调查字表时，主要针对这两个字，考虑到目标字在词中的不同位置的语音表现和目标字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我们设计了“一梗鱼”“鱼头汤”“鱼尾巴”“五四青年节”“五个”“十五”等词组。
4. 调查对象
本项调查共抽取了107个发音人作为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代表。要求每位发音人必须在绍兴越城区长大，没有长期在外的经历，母语为越城方言，除了普通话，不会说其他方言，其中，4个发音人出生在绍兴郊区，虽然也长期居住在绍兴城区，由于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口音并不是越城区口音，其样本被剔除，有2个发音人由于配偶非绍兴人，后在交流中发现，他们与家人长期用普通话交流，样本也被剔除，有2个发音人年龄在15岁以下（以调查当年为准），口音不稳定，按照惯例，样本也被剔除，最后，总共获得99个发音人的有效样本，其中，男性33人，女性66人。由于录音采样为随机抽选从而造成性别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讲，女性居多，但我们认为这并不影响结果。
考虑到调查时间与研究发表时间不一致，使用年龄容易引起误差，因此年龄的设置以出生年月为准分为6组： 1940组（1940年—1949年）、1950组（1950年—1959年）、1960组（1960年—1969年）、1970组（1970年—1979年）、1980组（1980年—1989年）和1990组（1990年—2000年）。年龄和性别分布见图1：
在语言变异的研究中，社会阶层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然而，作为语言研究的重要变量，社会阶层一直很难定义，长期以来用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决定性因素基本就是职业、收入等，有些研究中还补充了住房、社区等因素。本研究对发音人社会阶层的描述主要依据职业分类和受教育程度。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我们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或更低、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四类，其中有一位发音人不愿透露，具体分布见图2。
职业划分参考Horvath（1985）在悉尼调查中所使用的职业分类法，结合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分为四个阶层：
（1） 工人： 专业工人、操作工和农民等体力劳动者;
（2） 职员： 办公室雇员、秘书、社区工作者、服务人员、技工等;
（3） 白领： 公司经理、专业人士、公务员;
（4） 文化工作者： 教师及文化工作者、大学院校学生或者毕业生。
在这里，需要申明的是，四个阶层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根据工资收入、教育水平和所接触的人群大致做了一个分类，预期对语言变异能有一定的解释力。具体分布见图3。
5. 调查方法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状态下的语言材料，然而，“任何人一开始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语言，就立刻会遇到这个难题： 搜集言语素材所采用的手段，影响可搜集到的材料”（Labov 1966/1985），这就是拉波夫（Labov 1972）提出的“观察者的矛盾”（observers paradox）： 系统地观察讲话人在不被观察时讲话的情形。因此，目前社会语言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围绕这个目标的，主要调查方法如下： （1） 录音采访或者叫作社会语言学访谈，这是社会语言学调查最基本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调查人员与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谈话的方式，通过录音设备录下谈话内容来收集语料。（2） 参与观察法，是指调查者作为社区的一员在该社区中生活，从一旁观察人们的言语行为。（3） 快速匿名调查法，这个调查方式是拉波夫在纽约进行（r）变项的研究时首创的，主要是指调查者使用诱导技巧与大批讲话人进行简短的问答，从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目标词。（4） 电话采访，电话采访可以快速收集到大量讲话人的样本。这些调查方法当然都各有优缺点，社会语言学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合适的调查方法。
当将实验手段引入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时，产生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矛盾，社会语言学的目标是以获取自然语料为主，而实验语音学的目标是将所有样本控制在实验室可操作可分析的范围内，这种“观察者的矛盾”几乎无法解决，大多数学者都采用录音采访的方式，或者使用“念词表”的方式进行样本采集，而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社会语言学者所认为的自然状态下的语言。但使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可以观察到很多人耳无法捕捉到的变异信息，这些信息恰恰可以解释语音变异和变化背后的原因，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因此，本研究首先采用了参与观察法，通过与当地人一起生活，聊天获得可能的变异项目，并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不同的语体是否影响到变异，然后编制词表，通过念词表来获得所需的目标词，虽然这个方式的正规程度比较高，语音自然度最差，但是要对一项多语音变异做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如果采用随便说话来等待目标词，工作量之大是无法想象的，更何况后期还需要处理数量庞大的语音数据，效率是非常低的，而词表是根据语言工作者的前期调查研究以后编制的，更具有针对性，相对准确而高效。 因此，本研究在参与观察法的基础上使用“念词表”的方法，通过专业的田野录音器材录音以获取语料。
（二） 参数设置
1. 自变量
语言变异的产生既有语言内部原因也有语言外部原因即社会原因，因此，对变式分布可能产生制约作用的因素可以分为语言内部因素和语言外部因素两大类。根据前期小样本的调查，设置以下自变量： 语言内部因素——目标字在词组中的位置（首字和非首字）;语言外部因素——性别（男和女），年龄（分为6组），教育程度（分为4组），职业（分为4组）。
2. 计算方法
因变量主要涉及样本的语音是否发生变异，衡量这种变异需要定量分析。本研究中将变项设为（ ），变项的取值为1和2，分别代表变式1—/ /和变式2—/ /，变式根据出现情况得分，调查中控制词表中目标词出现的频率为6次。因此，某一发音人在被调查时，根据变式的出现情况取值，相加获得一个总分值，然后将总分值除以次数6获得一个均值，公式为：
得分=变式取值总分÷6。
得分区间为[1—2]，如果某样本得分越接近于1，说明倾向于使用变式1，越接近于2，则倾向于使用变式2。
得分计算可以让我们对样本的语音变异进行定量分析，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有显著影响，如果要定性分析，则还要进一步的使用频率分析。在分析使用频率时，由于本研究的变项（ ）只涉及两个变式，列出其中一个变式的使用频率即可反映另一个变式的情况，为下文声学分析考虑，我们选择列出变式2—/ /的使用频率。
（三） 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1. 基本数据
99个样本的得分情况如表1所示，得分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从表1可见，得分1.5以上的样本有44个，占44%，大部分样本得分为1.667，即实际读音倾向为变式2—/ /，得分1.5以下的样本有55个，占56%，大部分样本得分为1，即实际读音倾向为变式1—/ /。整体得分均值为1.362，标准差0.300。
在由99个样本构成的语料中，共获得593个有效目标字，有一个发音人的“五四青年节”数据缺失，原因是不会念。其中，目标字被读为变式1的共有378个，占64%，被读为变式2的共有215个，占36%，图4显示了在不同的词组中，目标字被读为变式1—/ /和变式2—/ /的情况。
2. 变式选择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
本节首先讨论各因素对变式得分的影响情况，我们先使用方差分析检验每个因素在选择变式的差异性是否显著，见下文表2。
统计结果显示，无论目标字是否处在词首，性别因素在变式的选择上差异均不显著。其他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当目标字处在词首时，在变式的选择上差异显著，当目标字处在非词首时，在变式的选择上差异不显著，而年龄因素则无论目标字处在词首还是非词首，在变式的选择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变项（ ）的两个变式的使用情况与目标字在词中所处的位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显著相关。
再通过卡方检验分析每个因素与目标字在不同词组中的变式选择之间的差异性显著度，详见表3。
表3中数据显示，当目标字处在不同的词组中时，其变式的选择与各因素间的相关度不尽相同。下面分别讨论。
（1） 性别
首先来看性别因素，从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得出的结果一致： 即对于不同性别的样本来说，目标字无论处在哪一个词组中，变式的选择差异不显著。即便如此，性别因素依然值得观察，先看得分统计，详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到，当目标字处在词组的首字位置时，女性的得分高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变式/ /，虽然统计学上差异不显著，而当目标字处在词组的非首字位置时，女性得分略高于男性得分。
再来看变式在不同性别中的使用频率。本研究中，99个发音人的性别分配为男性33人，女性66人，因抽样为随机抽取，导致男女比例有点偏失。
我们共获取33（人数）*6（目标字所在词组）=198个有效的男性语料，其中，有58个目标字被读为/ /变式，使用频率为29.3%，女性有效语料为66*6-1=395个，其中，有157个目标字被读为/ /变式，使用频率为39.7%，高于男性。当不同的目标字处在不同的语境中时，两个变式的使用频率随着性别的不同会略有不同，表5列出了/ /变式的使用频率。
从表5来看，无论目标字处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变式/ /，表现为变式/ /在女性中出现的频率总是高于在男性中出现的频率。
（2） 不同年龄的统计分析
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都显示不同的年龄层对变式的选择有显著差异。当目标字处在词首的首位时，不同年龄段的样本对变式的选择差异较大，整体均值为1.525，标准差为0.425，而当目标字处在非首位时，样本对变式的选择无论年龄的大小，都显示出了比较一致的结果，整体均值为1.035，即倾向于使用变式/ /，从表6来看，总趋势是： 年龄越大，得分越接近1，即使用/ /的倾向明显，换言之，越年轻的样本越倾向于使用变式[ ]。
再來看变式/ /在不同年龄层的使用频率，详见图5：
从图5可以看到，年龄越大，使用/ /变式的人越少，/ /变式的使用频率越高，图中黑色虚线显示了/ /变式的总体趋势。随着年龄的变小，使用/ /变式的倾向性变高。当不同的目标字处在不同的语境中时，两个变式的使用频率随着年龄的变化会略有不同，表7列出了不同年龄层的发音人说不同词组时，目标字被念成/ /变式的比例，随比例后的括号内列出了具体数值。 从表7来看，虽然目标字处在不同词组中时，/ /变式的使用频率会有所差异，但随着年龄的变小，/ /变式的使用频率上升这个总趋势不变。
（3） 不同教育背景的统计分析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不同教育背景的发音人对变式的选择同样有显著性差异。当目标字处在首字位置时，受教育程度越高，得分越高，即高学历的人倾向于选择变式2，当目标字处在非首字位置时，只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发音人有不同的选择，其他学历的发音人均只有一种发音，即变式1。详见表8：
图6反映了教育背景与/ /变式使用频率的關系。
我们同样也列出了不同的目标字处在不同的语境中时，变式/ /的使用频率与教育程度的关系，详见表9：
当“鱼”和“五”这两个目标字处在不同的词组中时，总体的趋势是随着教育水平的增高，变式/ /的使用频率是升高的，不过升高的幅度略有不同。其中，当目标字“鱼”和“五”分别处在词组“一梗鱼”和“十五”中时，/ /变式使用频率在教育背景为小学或更低、初中、高中的人群中为0%，而在教育背景为大学及以上的人群中略微升高，升高幅度并不大。而其他几组词中的目标字，随着学历的提高，/ /变式使用频率的升高幅度比较大。
（4） 不同职业的统计分析
在调查中，由于随机抽选，大部分发音人的职业都是工人和职员，白领阶层特别少，我们认为这也是我们本次调查中的不足之处，不过此不足也确在情理之中，因为每次语言调查需要花费1个小时左右，对于白领来说比较浪费时间，实际调查中，白领阶层的语言调查比较困难，我们屡屡受拒，本研究中所获得的白领阶层因人数太少，只能用作参考，但这绝不代表白领阶层的语言变异不重要，恰恰相反，这一阶层在语言变异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一环，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会加强这一阶层的观察和调查。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都显示不同职业的发音人对变式的选择有显著性差异，表10是不同职业的发音人的得分情况。
下文图7反映了不同阶层与/ /变式使用频率的关系：
与文字工作越相关的工作，则/ /变式使用频率越高。表11列出了不同的目标字处在不同的语境中时，变式/ /的使用频率与职业的关系。
四、 变式/ /的声学分析
调查中发现在听感上，不同样本的变式/ /似没有太大差异，但当我们使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其增生元音在声学上有细微差异，这些差异或许只是个人习惯或是偶然发音导致，也有可能是导致进一步音变的变异，因此，本研究加入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测量和分析相关声学数据以观察变式2—/ /的细微变化，声学数据测量自访谈录音时的样本，录音使用m-audio外接声卡和AKG C420话筒，录音软件采用由上海师范大学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团队开发的语音软件斐风二代进行录音，采样率为22050kHz。发音人被要求使用自然清晰舒适的音调朗读词项，词表都是由研究者根据需求编辑，然后导入斐风。
（一） 声学参数
在前期的小样本调查中，我们发现成音节鼻音的去音节化过程是连续的，通过声学测量可以观察到，此过程表现为增生元音的时长变长，音值逐渐向后元音[]靠近。在本研究中，使用语音分析软件praat测量两个参数： 增生元音的时长和共振峰数据。在实验语音学中，测量方法会影响到数据，因此，简单介绍一下本研究的测量方法：
1. 元音时长
由于语音之间都是互相交叠的，因此，往往语音信号也是交叠的，测量元音的时长往往将声波图和频谱图结合起来，以一中年男性发音人的“五四青年节”为例，详见下文图8。
图8是“五四青年节”中“五”的声波图和频谱图，从声波图上来看，以第一准周期波的开始为元音的起始，频谱图上显示为共振峰格局的出现。同样，元音的结束以共振峰格局的消失为标志，由于样本在元音后都是鼻辅音[ ]，鼻辅音也有共振峰，因而，判断元音的结束与否需要通过几个音征： 首先，看共振峰的数值。鼻音的特点是发音时会打开鼻咽通道，对于个体而言，鼻腔通道的长短是固定的，因而，会有比较明显和固定的鼻腔共振峰，与口元音的共振峰格局相比，鼻音的共振峰比较粗，数值固定为F1=250Hz、F2=2500Hz、F3=3250Hz左右，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共振峰数值的改变来判断元音的结束;第二，通过观察共振峰的格局和式样。发鼻音时，声能会被鼻腔大量吸收，从声波图上来看，声波振幅会突然变小，频谱图上表现为共振峰变淡。
元音的时长很容易受到语速的影响，因此，不宜使用某个样本中元音的绝对时长来判断，本研究中，为了去除语速对元音时长的影响，使用相对时长即元音时长占整个音节的比例来进行数据比较和分析。
2. 共振峰
元音最重要的声学参数是共振峰数据，其中，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以下简称F1、F2）决定了元音的音质。根据元音的F1和F2频率值所绘出的声学元音图，其与传统的元音舌位图几乎重合。拉波夫（Labov 1972）等最早将元音的共振峰数据用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数据分析中，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发音人发出的元音样本进行F1和F2的提取，并将数据标记到声学元音图内，由此发现了两种与特定方言相关的语音漂移形式。一些常用的语音分析软件如Praat、Wavesurfer等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测量方法，可以通过三维频谱图（spectrogram）自动测算，测算时可以使用Formant list功能，观察每一毫秒的共振峰数值，也可以找到元音稳定段，测算每个共振峰的均值，对于稳定段较长的单元音来说，以上测算共振峰的方式确实简单快捷，然而，如果遇到稳定段较短的元音时，我们取F1达到最大值时F1和F2的数值。
3. 元音归一化 每个人的发音器官如口腔大小、形状不同，有时候同一个人，发音时情绪不同，所采集到的共振峰数据都会产生误差，这样的误差随着样本数目越大，累积的误差就越大，结果就越偏离总体样本。因此，在进行统计时要消除系统误差，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归一化。在共振峰归一化公式中，由于F1和F2承担绝大部分元音的音质特征，因此成为归一化中首要和必要的参数，另外，基频、F3等参数也被不同的学者所使用，归一化所要处理的不但是一个发音人多次发音的数据，还有多个发音人多次发音的数据，并消除发音人之间的差异，获得能反映出语音系统的共性。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提供了各种元音归一化的方法，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完美的，只能根据语料的特点，选择大概与之适合的公式。
焦磊（2010）综合比较了不同的归一法，得出的结论是： Z-score法和CLIHI法在对多个发音人资料进行归一化最有效，既能够使每个元音的资料点尽量集中，又能够使整个元音空间尽量离散，此外，他认为以上两种方法在消除性别误差上效果也比较好，可以很好的用于多发音人之间的相互比较。本研究中我们使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Fn[V]N=（Fn[V]-MEANn）/Sn
（二） 数据与数据分析
在本调查中，共获得215个/ /变式，其中，182个语料在声学上有效，无效语料原因大致如下： （1） 录音质量因语速、背景噪音等情况使得稳定段几乎没有，共振峰和时长都难以测量;（2） 有些语料语速过快，与后接字重叠，无法分开，因而有效时长无法测得;（3） 有些语料呈现出的共振峰数据明显不符合听感，因而舍弃。下面就182个语料的主要元音的相对时长和共振峰分别讨论。
1. 相对时长
由于相对时长是元音时长与音节时长的比例，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去除语速的干扰。从182个语料的主要元音的相对时长来看，最小值为0.076，即主要元音仅仅占整个音节时长的1%不到，最大值0.810，占整个音节时长的80%，均值为0.455，标准差0.144。
首先观察当目标字处在不同词组中，主要元音的相对时长，详见表12。
从表12来看，不同词组中主元音的相对时长均值差别很小，基本都在0.4左右，标准差都偏大，体现出数据内部的变异性和不稳定性。
再根据年龄组来观察主元音的平均相对时长，首先，根据年龄组来看，有效语料的数量1940组最少，1960组最多，从表13可以看出，总趋势是： 年龄越大，平均相对时长越短。这表明，年龄越小，增生的主要元音的时长越来越长，所占整个音节时长的比例越来越高。
从性别来看，女性的有效语料远远多于男性，男女的主元音的平均相对时长差异并不大，女性的数据稍大，说明主要元音[]在整个音节中所占比例较高，详见表14。
从教育程度来看，学历为小学或更低的发音人的有效语料最少，只有2个，远远低于其他学历水平的发音人的有效语料，而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发音人有效语料最多，有110个，远远高于其他学历水平的发音人的有效语料。因此，通过平均数来观察可能会有失偏颇，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哪一组，標准差都偏高，这也就意味着内部的差异较大，数据不稳定。从表15来看，数据并没有体现任何趋势，也就是说，主元音的平均相对时长的长短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没有直接关系。
最后来看不同职业的发音人的相关数据。同样，有效语料在四个不同职业中分布数量不一，职员的有效语料最多，共有86个，白领的有效语料最少，共19个，从相对时长的平均值来看，差异不大，总趋势是： 与文化工作越相关，平均相对时长的数值越大。也就是说，从事的职业与增生元音的时长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年龄与增生元音的时长的关系明显，详见表16。
2. 共振峰
本研究中，我们主要测量了元音的F1和F2，并对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归一化以后的共振峰数据陈列在与元音舌位图相对应的F1-F2图，归一化以后的数据基本与人类听感相对应。 为了观察分析方便，我们参考了不同学者测量的元音数值，标出了[i]、[u]、[ɑ]和[]等主要元音的元音区以与本研究数据做对比。从图9可以看到变式2的主要元音基本上集中在央元音[]的区域附近和后低不圆唇元音即[]的区域，有几个数据落在前高元音[]的区域。
接下来分别观察共振峰数据在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职业的人群中是如何分布的，先看不同年龄组的情况。
图10中，1940组的数据较少，也最为分散，其中有一个数据落在了[]区域;1950组的数据基本在[]区域，比较集中; 1960组的数据也比较分散，分布在[]、[]、[]三个区域;1970组、1980组和1990组的数据比较集中，基本分布在[]、[]两个区域。
再来看性别，从图11来看，女性的数据比较分散，在[]、[]、[]三个区域均有分布，而男性的数据只分布在[]区域。这表明： 男性的变式2的主要元音比较稳定，而女性的变式2的主要元音不稳定，存在较多变异。
从教育程度来看，大学及以上人群的共振峰数据分布最分散，在[]、[]、[]三个区域均有分布，也就是说这部分人群的变异最大。高中群体的共振峰分布最集中，只分布在[]区域，初中和小学的人群在[]、[]两个区域均有分布，其中，初中人群的数据多分布在[]的区域。详见图12。
从职业来看，职员和白领的数据分布最分散，在[]、[]、[]三个区域均有分布，文化工作者的数据最为集中，其分布倾向于[]区域，而工人的数据主要分布在[]和[]这两个区域。详见图13。
五、 讨论与分析
（一） 变异与语言内部因素
传统的调查方法可以快速获得一个音系的大致面貌，却往往忽略了语言的本质即变异性，也因此不同的人调查不同的样本，往往会出现相异的结果，忽视甚至回避变异会使得语言面貌变得纷繁复杂，毫无规律可言，让从未深入田野调查仅从文献入手的研究者们无所适从。而一旦正视变异，并使用变异规则来观察，语言系统的规律就显现出来了。譬如本研究中的变项（ ），在进行百人次的调查后，我们发现，变式的选择与目标字在词中是否处于首位有密切关系，并且在统计学上显著相关。从统计来看，当目标字处在词首位置时，如在词组“五个”“鱼头汤”“五四青年节”和“鱼尾巴”中，变式2-/ /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当目标字处在非首字位置时，如在词组“十五”和“一梗鱼”中，变式2的使用频率非常低，实际上，“五”在“十五”中确实处于词组的非首字位置，而“鱼”在“一梗鱼”中并非词末位置，而是语流中的单字，“一梗”是一个数量结合，“鱼”是单独名词，我们在调查中也注意到，很多人在说这个词组时，会在“一梗”和“鱼”之间有轻微停顿。因此，变式1主要出现在单说或者词中非首字位置，变式2主要出现在词中首字位置。 盛益民（2017）指出成音节鼻音去音节化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为了强调。他在文中提供了几个佐证，在几个有此现象的方言中，如于都话、湖南古丈瓦乡话和福州话等方言中，相关字在单说和词中首字位置时为去音节化形式，而在词中或语流中则是成音节形式。
我们的调查结果与以上方言的情况相类似，所不同的是，在前期的参与式调查中发现，绍兴越城方言中，这些成音节鼻音在单说时更多的表现为成音节形式。因此，我们基本同意以上解释，当然另有补充。在北部吴语中，两字组词的连读变调多为前重式，即前字定调后字附着，这也就意味着两字组词的前字处于主导地位，在听感上也必须要求音强和音重均突出于后字。根据凸显理论，在两字组词中，前字处于凸显情况。“在凸显情况下，语音要素要表现出它的全相特征，即发音完满，饱和，音高、音长、音强、音质以及响度等各种要素都能达到或接近标准范式。”（江荻 2006）成音节鼻音[ ]的强度和响度则远远不够，处在首字位置时，无法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增生一个元音就可以增加整个音节的强度和响度。因而，在两字组词的首字位置，容易增生元音，由此产生去音节化现象。
此变异一旦产生，并不会一蹴而就的成为音变，而是在社会群体中有规律的逐渐蔓延开。
（二） 变异与语言外部因素
从上文统计来看，年龄越小，变式2的使用频率越高，尤其从1960年组开始，变式2的使用频率急速升高，从1960组到1970组，再到1980组，变式2的使用频率的增长速度几乎都在15%以上，而从1980组到1990组，使用频率的增长速度开始减慢。
性别虽然对变异的分布没有显著影响，但有非常明显的倾向，也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使用变式2，这与诸多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不谋而合，Labov（1968）、Trudgill（1972）和Milroy（1987）都观察到了这个现象： 女性更容易引领创新。
教育程度和職业这两个社会因素有诸多交叠，根据数据表现出的是： 教育程度越高，变式2的使用频率越高，职业与文字工作越紧密，变式2的使用频率越高。
通过以上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绍兴越城方言中，成音节鼻音的去音节化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变化”，此变化首先由“鱼”“五”等目标字在词中是否凸显的语言功能引起，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则是影响此音变的社会因素。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变异的分布来推测： 音变会首先在年轻、教育程度高、从事与文字工作相关的女性中完成。
（三） 变式2的变异
在调查中，我们就发现由元音增生而成的变式2，其增生的主要元音的音质也存在细微差异，这些差异不见得可以被每个听者发现，笔者也只是在反复听录音的基础上，模糊的听出一些差别。人耳无法识别的差异有可能会被忽略，也可能会被放大，或者矫枉过正，最后走向不同的音变道路，因此，本研究中加入了声学方法，对有效样本进行了声学测量。从测量的数据（见表13）我们发现，增生元音的相对时长主要与年龄相关，基本符合以下趋势： 年龄越小，相对时长的数据越大，也就是说增生元音的时长随着年龄的变小逐渐变长，时长越长越容易被人耳感知，即在感知上越凸显。不过，1960组的数据出现了异常，在重新审视1960组的数据以后，我们发现1960组的有效语料远远多于其他几个组的有效语料，而这一组中，女性样本特别多，也是远远多于其他几个组。从上文看到，女性倾向于使用变式2，女性在引领创新的同时，变异和不稳定性会高于男性，1960组出现异常应该与女性数据多于其他几个组有关。
通过共振峰的测量，我们看到有效语料的增生元音分布在三个元音区域： []、[]、[]。从年龄来看，1940组的数据基本处在[]和[]区域，1990组的数据则基本处在[]和[]区域，且更多集中在[]区域，基本趋势是： 从老年到青年，元音舌位变低变后。根据拉波夫的理论，可以看作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音变： 即[]>[]。
女性的共振峰数据依然符合女性音变的特征，变异大，所以女性的数据分布最分散，而男性非常集中，全部集中在央元音区域。因此，可以认为增生元音的变异首先或者说主要发生在女性人群中。
从教育程度和职业来看，大学及以上高学历人群的数据最为分散，即这部分人群的数据内部变异最大，最不稳定，这意味着增生元音的变异首先或主要发生在高学历人群中。职业的数据分布与我们的预想有所不同，其中，文化工作者的数据最为集中，基本全部集中在后低元音[]的区域，而白领和职员的数据最为分散，也就是变异最大，最不稳定。若我们把增生元音的音变看作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音变，可以认为，[]>[]这个音变过程在文化工作者中已经完成，在白领和职员中还在进行，但这也仅是一个假设，还需更多的数据支持。
（四） 总结
社会语言学先驱拉波夫教授强调由于语言的均变论原则，可以通过“视时的观察（observation in apparent time）”来推断语音演变，他的诸多研究就是通过不同的年龄段的语音变异来观察和讨论音变。本研究通过对“五”和“鱼”等字的共时变异的调查，观察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音变，即成音节鼻音的去音节化现象，表现为增生元音，使成音节鼻音不再自成音节。我们运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式收集了大量语料，考察了目标字处在词中不同位置时的情况，以及不同社会属性的发音人使用变式的频率，并使用了统计学考察年龄、性别等社会因素对变式的分布是否有显著影响。
从调查研究中我们看到： （1） 绍兴越城区方言成音节鼻音去音节的音变成系统的出现在两字组的首字位置，根据凸显理论，这个语言内因素应该是该音变的触发器。（2） 音变一旦被触发，便在不同的人群中呈现出有序的分布，根据调查研究，可以清楚的看到变异的分布是从老年人到青年人，从男性到女性，从教育程度低到教育程度高、从工人到文字工作者蔓延开去，这就意味着音变根据不同的人群一点点传播开去，音变的引领者更多应该是教育程度高、从事文字工作、年龄小的女性。（3） 在成音节鼻音去音节化的过程中会增生主要元音，增生元音的音质并非简单的一个央元音，通过对大量有效语料的声学测量，我们发现，增生元音的音质也有三个变式，同样在对三个变式进行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考察后发现，增生元音的音质也是一个正在经历的音变，趋势是： 元音后化、低化，这个音变与成音节鼻音的去音节化是连续关系，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五）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早期进行调查时，由于考虑到样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声学测量，我们使用了社会语言学调查方法中最不自然的“念字表”的方式进行录音采样，这就意味着我们所采集到的样本都是读书体，也就排除了语体风格这个因素在语音变异中的作用。虽然，在录音过程中，我们也会针对目标字与发音人进行交谈，但是由于人力物力和时间的限制，这些录音材料并没有进行目标字的提取。
在对发音人的选择上，我们秉承了随机选择的原则，采样过程中没有进行任何干预，造成最后发音人在性别上有较大偏颇，女性人数比男性人数整整多了一倍。对职业也没有进行特别的甄选，造成白领人群远远不足，这都会对研究的结论造成一定影响。
六、 结语
本文主要运用社会语言学调查绍兴越城方言中“五”和“鱼”的读音，以此来分析成音节鼻音（ ）变项的变式分布情况。方差分析显示，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对变式的分布均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职业为工人的群体越倾向于使用变式/ /，即成音节鼻音，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职业为文字工作者的群体越倾向于使用变式/ /，从这个变异分布可以看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音变： / />/ /，也就是成音节鼻音去音节化的现象。成音节鼻音去音节化的方式是通过增生元音，增生元音的时长和音质在不同的人群中也不一致，时长与年龄相关，年龄越小，增生元音的时长越长，增生元音的音质也因人群不同而不同，通过声学测量发现共有[]、[]、[]三个变体，我们同样观察了三个变体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大致得出一个增生元音正在发生从[]到[]的后化、低化的过程。
这种通过社会语言学结合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可以观察到正在演变的细微音变，对语言接触和汉语方言形成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