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出版社一直是出版“走出去”的积极践行者，201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年度综合排名中，前16家上榜的单体出版社中有7家为大学出版社。
2013年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合作倡议，为响应这一倡议，2014年12月，中宣部立项设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这一工程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工程。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给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尤其是“一带一路”“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机遇。早在2014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三家申报的项目直接入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在翻译项目方面，2017年“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全部272个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就有74个项目花落大学社。在出版物数据库推广项目方面，201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动了“面向海上丝绸之路的汉字文化综合传播平台”项目，重点打造反映东盟国家各类信息以及我国和东盟国家交往情况记录的综合性知识库。外研社则成立“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中心，打造从出版到数字内容、网络平台的全方位内容资源;策划了“新丝路外语101”“新丝路区域与国别研究”“新丝路人文经典译丛”三大系列图书，并陆续上线“一带一路”国家语言服务中心网站、中国语言文化数据库等数字平台。从内容到平台，大学社的“走出去”成果可谓全面开花。
在众多的大学出版社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社）“走出去”战略启动较早。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年度综合排名中，人大社曾八年内连续获得四次第一、四次第二的好成绩。人大社长期致力于打造中国学术出版国际化品牌，意识领先，布局全面，发展强劲，形成“借力国家利好政策走出去”“打造精品版权走出去”“创立海外分社走出去”“跟着母体走出去”、“搭建联盟平台走出去”等模式和经验，使得他们的“走出去”呈现轻资本、高效益，“以软实力拉动为主”的特点。因此，本文以人大社為典型和参照点，探讨大学社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为更多大学社的“走出去”提供借鉴。
一、借力国家利好政策“走出去”：在国家战略影响下进行长线布局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为“一带一路”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各大学社的认识不平衡：有的很重视，积极申报“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目，致力于“走出去”;有的则不够重视，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障碍多、出版市场规模小，难有作为。人大社则非常重视“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目，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作为顶尖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大学的优势，积极申报。2017年“丝路书香出版工程”272个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人大社就占有34项之多，占总数的12.5%。
我们认为，随着国家战略的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全面展开，必然会带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兴的出版市场。从这个角度讲，就不仅是“要我做”，而且也应该是“我要做”。如果有了这个认识，就会更加自觉地重视和拥抱“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积极地了解项目，申报项目，借助项目平台，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此基础上，制定长远发展计划，发挥市场的主导力量，真正使“走出去”的机构、项目能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人大社之所以在“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中取得良好的成绩，首先是认识到位，从出版社到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其次是出版社制订一系列措施，从制度管理上、资源配备上确保“走出去”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打造版权精品“走出去”：推进学术出版，聚焦主题出版
长期以来，人大社在哲学社会科学高端学术出版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因此，在内容翻译与版权输出方面，人大社的方向也极为明确，—直着力于培育输出学术原创精品，并且将中国成就和中国经验等重大问题的理论阐释内容作为版权输出工作的重中之重。
迄今为止，人大社海外输出版权先后有近2300种，涉及27个语种，并与30多个国家的近百家出版机构建立业务关系。在对外输出的作品中，除了戴逸先生的《简明清史》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端学术著作，还包含了大量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学术著作，例如，约请本校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撰写《大国的责任》，对中国发展为大国以后的走向作了阐述;策划出版了陈雨露教授的《人民币读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进行解读。其中《大国的责任））已经输出11个国家，翻译出10个语种的不同版本;《人民币读本》已经输出15个国家和地区，涉及14个语种。而它策划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丛书，首次推出中英两个版本，后续俄文版和波兰文版由俄罗斯尚斯国际和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公司出版。此后，土耳其、韩国、西班牙、希伯来、尼泊尔、阿拉伯等版本均已签约并进入出版流程。这些选题，聚焦学术、聚焦中国、聚焦当代，鲜明地体现了主题出版的意义，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的价值观和中国声音。
三、建立海外分社“走出去”：寻求海外发展立足点
除了图书版权输出，人大社还积极投入海外分支机构的建设，邀请目标国当地人才加入，用本土化的方式展现中国价值的内核，以期减少“文化折扣”。2016年开始，人大社分别在以色列、罗马尼亚、蒙古国设立分社或出版合作中心。
不同于广西师大出版社用重资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和英国ACC出版集团，人大社选择了一种轻资产的模式，更多地依托与当地的学术机构的合作关系，整合学术资源与出版资源，建立海外分社。所谓分社或出版中心一般相当于“图书策划中心”的功能，初期投入资本较少，运作灵活，适合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初始发展阶段的特点。例如，人大社以色列分社，就是依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作为中国出版机构在以色列的第一家分社，该分社定位于中国学术出版和主题出版，着力策划出版中以学者共同撰写的图书，积极寻求以色列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进入国际主流出版发行渠道。目前，人大社以色列分社的选题策划包括“当代中国发展”丛书、“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丛书、“中国经血”丛书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人大社在海外分支机构建设过程中着力推进出版活动与学术活动的深度融合，其设立的海外分支机构多数承担着学术出版与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双重任务。例如，人大社和罗马尼亚文化院共同创立的“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与蒙古国立师范大学共同设立的“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中心”都将学术交流与学术出版紧密结合，一体化运作。
人大社的这一模式，其他不少大学社也在实践。如，外研社利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合作的关系，成立了保加利亚编辑部。编辑部还和两校共建的孔子学院进行合作，编写国际汉语和中国文化相关课程，开展中国内容本地化出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跟着母体走出去”：轻资产模式，充分利用高校母体资源
在海外投资方面，相比大型出版集团，大学社普遍缺乏雄厚的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受到的限制较大。虽然广西师大出版社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和英国ACC出版集团，但在大学社中这样的并购并不多见。按照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实际情况来看，海外并购对大多数大学社来说无法大规模复制。大学社的优势在哪里？其中之一就是大学母体的学术优势与国际化优势。大学社要用好大学母体国际交流合作的资源，搭上学校的便车。
人大社的发展逻辑正是如此。人大社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自身的学术出版资源优势与学校母体的融合，创造出“跟着母体走出去”的模式。它借助学校平台，参加到学校国际化合作项目之中，又在此基础上，嵌入学术出版的合作。以项目制取代大额投资，以研究策划能力为核心竞争力，开展选题策划与内容生产活动。例如，2015年9月，人大社随中国人民大学访问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双方就针对出版合作进行了交流和磋商，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不仅降低了大学社自身的投资成本和沟通成本，也有利于巩固校际合作关系，丰富交流形式。
除了国际交流资源，母体大学提供给大学社的学术研究资源也是一般出版社无法企及的。以人大社为例，人大社所隶属的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享有盛名，在国内位列一流。人大社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出版许多代表国内先进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近年来它已经已逐步形成了“高端学术内容走出去”的鲜明特色，版权输出品种90%以上是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
“跟着母体走出去”的模式，也是其他大学社的成功实践。如，浙江大学出版社通過与学校“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学术机构的合作，以艺术和文化为主线，成功策划了包括“阿里壁画系列”在内的一批高清壁画图系等艺术书籍，并以此为敲门砖，叩开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门。这些都说明了大学社加深与母体大学合作、“跟着母体走出去”的价值与必要性。“跟着母体走出去”，这个问题不复杂，但并不容易做到。从学校层面来说，有些大学在国际化合作与交流中，没有考虑到把本校的出版社”带出去”;从出版社来说，有些大学社跟学校沟通不密切，没有能够让学校充分意识到学术出版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作用，想跟，“跟不出去”。只有出版社主动，学校重视;一个“很想跟出去”，一个“愿意带出去”，才能够形成“跟着母体走出去”的局面。在这方面，大学出版社应该多做些工作，要在“走出去”方面加强与学校的互动，主动向学校表达需求与意愿，在学校国际合作交流计划中嵌入出版“走出去”的项目，促进学校国际化学术合作与出版合作的结合，获得双赢的效果。
五、搭建平台“走出去”：“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发展共享
除了建设海外分社，人大社还积极推进海外学术出版联盟建设。2017年8月24日，由人大社发起、全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92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共同参与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该联盟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出版合作机制，成员单位可以在学术资源的组织、出版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和规模合作。
人大社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不仅以此强化了它在出版国际化方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还成功整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资源。这一联盟团结和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术出版机构和研究机构，通过开展联合书展、合作出版、多语种互译、学术和文化交流等项目合作交流的方式建立双边或多边的联络机制，成为一个高效的一体化渠道平台。
其中由人大社牵头组织的国际联合书展，通过举办中华优秀出版物展览的方式，和海外高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又进一步拓展了人大社的市场渠道。例如，2015年12月，在“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支持下，人大社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欧亚国立大学举办了中国优秀图书巡回展，展出关于中国内容的英文、俄文和哈萨克文图书500多种，吸引了当地广大师生踊跃参加。境外参展项目也属于“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五大类重点资助项目之一，对其他大学社而言也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人大社已经牵头成立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认为，在今后实施的过程中，要加强大学社之间的合作。如：“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目的合作，同类选题的整合，平台的共享，数字化建设的合作，等等。联手走出去，才能提高质量，拓展规模，增强实力。
六、活动营销：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有些出版企业是“走出去”了，也建立了分支机构，但落地以后的效果怎样？有的往往后继乏力，徒具形式。人大社不仅谋划“走出去”，而且在“走进去”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首先，人大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细分市场把握准确，采取定制化路线，对每一个目标市场开展了详细准确的市场调研，了解当地的出版政策、外资政策与法律法规，熟悉当地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其次，人大社紧跟时事动态，充分配合国际或所在国重大纪念活动、高层领导人互访等时事热点，开展营销宣传活动。例如中国和黎巴嫩建交45周年之际，人大社就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承办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展览会并协助举办了纪念中国黎巴嫩建交45周年系列活动，出版物展览会现场共展出200多种500多册阿拉伯文版、英文版、法文版和中文版图书。当地多家主流报纸和网络媒体都以“一带一路”为题，对该系列活动发布了报道，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此外，人大社还结合这一重大活动定制出版了《百年牵手——中国和黎巴嫩的故事》一书，可以说是出版活动与时事热点配合的典范。 此外，除了书展和新闻报道，人大社对目标市场宣傳资源的利用方式还有很多，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等传播路径的整合方面，人大社也拥有丰富的经验。人大社在蒙古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中心成立以后，和北京电视台“天涯共此时”栏目对该翻译出版中心进行了专栏报道。在北京国际书展期间，又邀请日本富士电视台对人大社出版的日文图书《中日关系大事辑览》《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抉择》采用追踪、访谈的方式进行报道。这些具有针对性、形式多样的宣传策略，有效地提升了宣传实效，扩大了人大社“走出去”的影响。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走进目标国的受众群体和市场，增强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出版社“走出去”最后还要让市场说话。在前期，让“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搭台助力，让学校母体“带出去”，都是属于“扶上马，送一程”的性质。大学社决不能满足于此，而是要深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出版物的需求，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读者的需求;为满足各种需求而策划选题，提供图书产品，最后实现图书的消费。不仅“走出去”，还要“走进去”;不仅要有社会效益，还要有经济效益。这样，大学出版“走出去”才能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