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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中的生态观及其新时代价值

  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大机器的轰鸣声和烟囱的浓烟所伴随而来的生态文明问题,在马克斯、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经逐渐演化为尖锐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自创始之初就旨在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抨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劳动工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健康情况,从而希冀理想美好的“自由王国”图景。因此,对于生态文明的关切自始至终都贯穿于马克斯、恩格斯学说的始终,《反杜林论》作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其中亦体现着恩格斯对于生态观的部分论述,围绕着唯物辩证地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运动的发展着的规律。恩格斯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命题上,主张要在能动地把握日月万物的同时,敬畏自然的先在性;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实践地将之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
  一、《反杜林论》的生态观
  1、唯物辩证地认识自然
  在书中的概论部分,恩格斯就呼吁要将过往的非理性的陈旧观念摒弃和废除,让“阳光照射进来”。恩格斯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构了一条彼此依存、生灭有律的内在联系,他认为:“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中都是有生有灭的”。[1]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恩格斯在驳击杜林观点的同时也建构了自己生态观的前设条件,即唯物辩证地认识自然、知悉规律。
  首先,恩格斯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观出发,阐释了“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2]从而得出了天地万物、日月星辰都是处在无休止的运动中,运动是物质世界赖以存在的方式,而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和认识自然界,就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3]借以此,恩格斯同时也抨击了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其次,从运动的角度出发,再继以批判形而上学固定僵硬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恩格斯阐述了辩证法不同于形而上学的考察外物的方法,“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4]进而总结出客观存在的交互性和作用,正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典故,揭示了自然界的联系规律。
  从恩格斯运动、联系的看待自然出发,形而上学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受到了极大的抨击。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恩格斯也进一步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命题。
  2、自然先于人并孕育了人
  恩格斯在书中先抛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砖”进而引出自然界联系、发展的特性,以及要唯物辩证地去认识自然的态度之后,他开始建构起自己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把这种理解视之为“自然观的变革”。在全书的开篇概论,恩格斯梳理了从古希腊以来哲学史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脉络。而不论是以水、火等实在物为代表的朴素主义物质观,还是近代机械物质观都不能摆脱具体物的桎梏,马克思主义则将物质与意识这一对范畴联系起来,在对经典物质观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之上,重构了作为客观存在物质的先在性范式,并以此作为其理论支点。
  首先,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指出自然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从而确证了自然物质的先在性意蕴。恩格斯在此书中抨击杜林定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之为“降神术的紊乱”,而强调自然的先在性,从而凸显了自然的优先性,这也是恩格斯在辨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进一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
  其次,在确证自然界的先在性之后,恩格斯论述了人源于自然,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存在状态,从而进一步反驳杜林把人的思维活动与自然界一分为二,割裂来研究的错误做法。人从自然界中走来,并且一直在自然物质的环抱中繁衍生息,适应生存。人类的活动无时不刻的依赖着自然的供给,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直接的原始材料,起着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职能。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执行着生态的功能。[5]
  3、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性
  日有其晷,月含其亏。恩格斯在确证自然先在于人之后,又论述了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性,并引证现代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之辅助,“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6]从中可以窥见出,恩格斯通过先在性重塑了自然界的权威,同时又引证规律性,目的在于告诫人类依规律之尺度,遵循自然物质固有之常法。这对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人们对自然资源贪婪的掠夺和索取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能仅仅能动地开发掠夺自然资源,还应该看到自身的受动性以及自然界的规律性,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二、生态观中蕴含的社会诉求
  《反杜林论》中的生态观既揭示了自然界运动、联系、发展的实质,也厘清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借此出发,用生态观的武器,批判了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压榨下劳苦大众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堪忧的健康状况,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表达自己对于理想社会图景构建和期待的社会诉求。
  1、揭露黑暗:资本主义对生态的肆意铺张
  《反杜林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的制度根源。19世纪先进的生产工具促成了生产力的飛跃,资本家在日新月异的工业发展中露出贪婪的本性,加重剥削,对客观环境过度汲取。对此现象,马恩强烈的抨击工业时代的生产样态破坏了人与土地间的物质交换,使人类在消费食物、衣服之后,不能把消费掉的土地成分归还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永久丰沃所赖以维持的自然条件。由此可见,正是在这种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化。也正是资本周始往复、盈产利润的需要,为了追求利润,可以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甚至是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全球化时代,垄断国家为一己之私,以生态作为承卸罪恶与压力的工具,陆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行为,掠夺发展中国家碧水蓝天的生态资源,进而为其输出金钱与利益。虽然低端产品供给的国家环境急剧恶化,但这丝毫不影响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表现为,拒绝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排技术,事实便是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2、构想蓝图:社会主义对人价值的全面发展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赋予了自然生态以社会关切与诉求,从自然环境引申至政治制度。对残酷黑暗的旧世界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构想了理想社会的图景,在理想的国度,没有经济的压榨、政治的奴役与生态的失衡,人们可以克服异化的表征,遵从本心的全面实现自我。马恩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将客观物质与历史演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侧证了马恩视角下自然与历史的同一性,自然观与历史观并生而相成,这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建构性和科学性。在马恩的学说中,物质即包含人眼目触所及的一切事物,而其周始运作自有其规律。因此,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纳入物质世界的范畴之中,其衍化、作用也具有其既定法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然界的物质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在这里实现了二律合一,统一于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中。
  三、《反杜林论》生态观的新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跨越式的腾飞,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背后,却埋下了牺牲环境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在近十年产生了一系列危害人民健康的环境问题。在如何明晰自然环境的地位,如何对待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如何解决当下环境问题,实现永续发展等生态问题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新时代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正确理论,结合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当前以及今后生态文明发展指明了航向与道路。
  1、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和谐共生
  恩格斯在书中抨击和讽刺了杜林对于自然生命规律的解读,“杜林先生想从比较狭窄的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明真正的生命的标志,结果提出了四个完全相互矛盾的生命标志。”[7]在此基础上,他在要求人们对待客观物体须尊重其生命的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具有相互依存的同一性以及自然界天体运行、日升月恒的规律性。因此,应正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杜绝走污染——治理的错误路径,“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起一堆东西,最后一看都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8]基于此,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进程重在前期预估,多方保障,“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9]保护自然即是保护人类自己,遵循自然规律即是遵循人类发展进步的规律。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新论断,究其本质与源头,必须遵从自然的先在性,遵循自然界的规律性,树立对自然物的敬畏之心,确立物质第一性的基本理念,从而在实践上进一步强调了建设美丽中国就是将人与自然二者联结起来,认知规律,明晰规律,“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10]才能与自然为友,功在当下,利在万方。
  2、推进绿色发展,解决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人民的住房更加宽敞明亮,膳食更加合理均衡,出行更加便捷高效。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人们日益诉求拥有更加洁净的空气、更加舒心的环境。因此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实现绿色发展是新时代人民迫切的诉求和需要。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又会反哺生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链条,最终惠及人民群眾,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进而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面临的主义矛盾。
  生活之“美好”在当下远非经济富足,物质充盈,在新时代下还体现为人们在物质丰富的背后享用更加健康放心的五谷蔬菜,呼吸到更加惬意清爽的洁净空气,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共同诉求,这些希冀共同形成了在新时代下,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态构件,同时也是我国发展生产力,攻坚全面小康社会的解题之匙,破题之法。
  3、加大保护力度,实现永续发展
  对于破坏生态环境而导致的近几年所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要攻坚克难,坚持绿色发展;对于生态恶化,环境问题突出的地方,要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管理制度化、体系化,“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11]因此,政府要将治理和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用治理将天变蓝,把水变清,用保护增强美好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让绿水青山常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美好的生态环境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成果,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推动力和持续力。人在自然规律的运转下,积极地取其之法,参其之道,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永续。
  四、结语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一书中,通过对自然的描述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厘清,建构了自己的生态哲学观,以此为理论依据,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逐渐被市场经济的金钱法则所异化驱使,从而自发自觉性被束缚、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象。我国正处于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对生态文明的诉求更加迫切,对实现每个公民获得感、幸福感的满足更加向往。通过梳理恩格斯生态观的基本思想、重读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社会主义的构想,对于当下走好新时代绿色发展道路,解决主要矛盾具有理论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生态观以及理想社会诉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经典的二次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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