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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与路径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也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调整,是规则博弈的纵深化。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于对世界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所做出的战略判断和方向指引,以此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征程。
  一、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态势,其实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性事实。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较封闭的发展模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体系,进出口比重很低,国际资本很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开始发展国际大循环,开拓国际市场,引进外资和技术,进出口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率,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到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都达到较高水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态势到2006年前后已经开始出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贸进出口受到了很大影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6%以上,一直下降到2019年的17%左右。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下降到2019年的35.7%。经常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2007年的10%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一个经验性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也都实行较自由的市场经济。按照主流经济学思维范式,市场经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具有增长的无限性。增长的无限性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工具理性所追求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格。交换价值以货币形态来表现,企业追求以货币单位计量的利润最大化。世界各国由市场经济主导,无限地追求交换价值,其逻辑结果和现实表现就必然是经济全球化,即市场经济具有扩展至全球的内在冲动。那么,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然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中发展,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增长。
  就某一国家而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比重,首先取决于国家的规模。小国经济的增长更大部分要进入国外市场,进行国际循环。例如,新加坡的国际经济循环部分就非常大。而大国的国内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大,一般来说国内循环的回旋空间大,有更多的经济活动可以在国内市场中完成循环。例如,美国尽管是发达国家,相对于庞大的国内经济,它的国际经济比重就相对较小。2019年,中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7%左右,而美国这一比重还不到10%,尽管它的经济开放度和自由度比中国更大。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与双循环格局也有密切关系。各类产业的产品可以分为可贸易产品和不可贸易产品两类。农产品比如粮食、玉米、大豆等大宗商品是可贸易产品,矿产、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是可贸易性很强的产品,工业制成品也是可贸易性较强的产品。而另一类经济活动或其成果(产品)的可贸易性就较小,例如房屋、电力等,大部分是国内消费,只有极少量会售出到国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可贸易产品的增长加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通常会提高,不可贸易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服务业。服务业中尽管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进入境外,形成服务贸易,但和制造业、农业相比,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一般比较小。所以,服务业比重提高,国民经济中的可贸易产品比重通常会下降,不可贸易产品比重上升。最后,影响国内国际市场比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学特别关注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及其所决定的比较利益关系,以及各国间的资源差异所导致的国际分工状况。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受到国际分工的深刻影响,反之,国际分工的深化也使得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更加融合。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来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一个趋势性事实。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双循环,而是要形成新发展格局。要认识“新”在哪里?现在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含义是深刻的,不仅仅是指出一个经验事实或趋势性事实,而且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调整
  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关切分别是效率和公平。经济学的第一个重要关切点是效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可以实现高效率。只要允许自由竞争,发挥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就可以(至少在理论上)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率,因而效率很自然就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核心关切点。经济学的第二个重要关切点是公平。但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公平问题。公平分为事前的公平和事后的公平。事前的公平主要是指市场秩序(产业组织)是否能保证公平竞争;事后的公平主要是指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结果是不是公平,也就是收入或财富的分配是否均等。当然,经济学和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其他的关切因素,比如不确定性因素、风险性因素等,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大多归结到效率。而当考虑到国际关系时,还要考虑国际经济循环时的两个主要关注点,即各国间的市场是否存在贸易壁垒,是否存在关税。因而国际自由竞争的经济学逻辑,就是没有贸易壁垒和低关税,最好是零关税、零壁垒,那么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就可以一体化。如果达到零关税、零壁垒,国际和国内循环也就没什么区别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基本逻辑。
  从根本的理论逻辑来说,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在原有的理论逻辑中加入一个重要的关切因素:安全。也就是说,当强调新发展格局时,实际上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变化。在传统的经济学体系中也有安全因素,主要是指财产安全和人权保障,假定每个人都是人身独立的“经济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胁,私人财产得到保护,不受侵犯。这是市场经济底层逻辑的假定,是一个制度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市场经济。但这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本身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对安全的关切甚至超过了效率和公平。在许多情况下,宁可牺牲效率和公平,也要保证安全。于是,安全成为经济思维和战略取向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切因素,但是安全很难定义。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安全是经济主体的安全,特别是财产安全。而企业层面的安全是供求关系的安全。从需求来看,生产出的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如果有了障碍卖不出去,就是需求环节的安全风险。而从供给来看,如果发生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例如所需要的“卡脖子”技术无法获得,就是供给环节的安全风险。供求关系的安全性是经济安全。除了经济安全,还有其他多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社会秩序安全等。当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发展,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国际化,表现为诸如疫情国际化、恐怖组织和活动国际化,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副产品”。再进一步是更复杂、更难定义的国家安全。而且各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非常不同,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和政府治理体系可能很不相同,或各具特色。正是由于对于安全关切的提升,使得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调整。换句话说,由于对安全的深度关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必须形成更具安全关切性的新发展格局,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三、国内循环为主体以规则博弈
  纵深化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使得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态势,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应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作为基础。这是由当今世界正在展开和不断深化的规则博弈变局所决定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第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同质性,即假定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表现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第二是空间的匀质的,如同空盒子一般,经济主体和各种信息可以在这个想象的经济空间中进行互动。如果按照这样的微观——宏观经济的范式思维来想象经济全球化,那么各国都门户开放,各国的企业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一般的企业均为私有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自由竞争,最理想的是零关税、零壁垒,就可以实现最高的经济效率和全世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坚信这一经济学传统范式的人认为,如果现实世界离开了这个想象中的经济全球化格局,那就不合理了。但现实世界恰恰非常不同于经济学传统范式所想象的世界。世界各国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一样,各国所构建的市场规则体系也很不一样。放眼世界,当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为什么各个国家应对疫情的方式各不相同呢?中国的抗疫效果很好,而其他国家不能实行的原因就是,各国的价值理念不同,对于安全的定义不同,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不同,所采取的抗疫方式当然难以相同。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看到: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性,第一,经济主体(企业)的性质和行为目标并不是一样的。中国还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尤其是金融业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国有企业的行为目标跟民营企业不可能完全一样。第二,规则空间不一样,我的方法对我很适合,但对你可能不适合。这就是现实的世界。所以,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学理考虑: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规则空间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在不一样的规则空间中,哪些空间更加有效率,更加安全,各国企业就会倾向于到更有效率、更安全的地方去进行经营活动。现在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今天的世界,至少是在相当一部分领域中,国内的规则空间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要比国际的规则空间要更好一些。也可以反过来说,在国际规则空间,企业经营的安全保障可能不如国内。所以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可以保证更大程度的安全性。各个国家在关切安全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大国,都会考虑怎样把跟自己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重要环节掌控在自己手里。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国际循环,而是要考虑到产业供求关系的安全性,希望在国内构建更加完整安全和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将突出两个问题:一是安全性,另一个是畅通性。只是安全而不畅通就没有效率,只是畅通而失去安全则难以可持续地循环畅通。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一样,文化和历史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社会偏好不一样,所以应对安全性和畅通性的关系必然有不同的国情特色。那么,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判断中美之争的实质。中美冲突根本上是规则之争,美国人认为他们那套规则是唯一合理的,基于微观——宏观经济的范式承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在那个范式承诺下所构建的经济学和经济制度,是唯一最优的。如果离开那个经济学范式,就是错误的异类。美国人现在就是坚持这个思维框架,因而认为世界上没有第二种经济科学,也没有第二种有效规则体系。但是,如前所述,这种范式框架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现实,连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都承认,在人类经济发展的版图中存在着“另外的世界”,而且可以取得不次于美国的发展成效。在20世纪之前,由于没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成功案例,可以说,那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是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昭示世界,人类社会现代化确实还有其他的成功经验和可行道路。在这个“另外的世界”,不同于西方化,也能够实现很高的发展效率,其公平性和安全性与西方化相比,也不差。深刻的思考可以揭示,世界确实发生了极大改变,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动摇,关切点发生了改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主体和空间秩序也发生了变化,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已经不是现实的图景。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经济全球化已不再遵循英国美国曾经主导的那个发展格局的基本逻辑,不再是把全世界的规则变成同质化(西方化),而是要解决不同国家如何形成适应国情的规则,以及不同的规则空间如何进行衔接的问题,这就是“新发展格局”。现在大家都在说世界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子就是规则博弈和规则重塑。由于现实世界不是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所认定的全球规则一元化世界,而是一个域观世界,即世界经济是以不同域态域境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主权国家拥有规则安排的主导权。以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体现了中国制度性质和价值文化特征,能够适应中国国情。当中国经济大规模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当然会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规则博弈之势。
  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规则博弈表现为破坏性过程,拜登上台以后,可能表现得较具建设性。所谓建设性,就是以对话谈判方式进行规则博弈。其实这对中国的压力并不会更小。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中,即在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必然地将更加突出安全性和畅通性,所以各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如何既要承认各国制度规则的域观性,即“特色”和安全关切,又要实现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有效衔接,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将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的艰难历程。特别是,当我们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时,实际上意味着一系列规则安排和政策设计的预想。例如,采取国家补贴方式促进国产化、以举国体制克服“卡脖子”技术等,都要体现为具体的规则和政策,这些规则和政策能否有效?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妨碍国际竞争的公平性?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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