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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逻辑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环境波谲云诡、世界文明交流激荡、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进文化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命题,这既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文化制度建构的基本模式及其特征
  文化制度建构基于人们对文化和制度的不同理解。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状况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带来文化的变革,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P3)。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文化的生成具有必然的物质基础。同时,人的实践是对象化的,人类通过实践创造文化后,文化又影响人、反作用于实践。这种改变并非突变式的,而是润物无声的化育与形塑。
  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来看,制度作为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从属于宏观的文化概念。目前学界在研究文化制度时,容易把“文化道路”“文化体制”“文化政策”等同于“文化制度”来研究。笔者认为,文化道路解决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文化体制主要指向文化组织与党和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文化政策则是指国家在特定文化道路和文化制度下,在文化领域制定和实施的具体政策。文化制度本质上指建设、发展文化的制度,其建构主体可以是党和政府,也可以是文化组织、企业等等。依据对文化和制度的定义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将文化制度建构模式大致分为三类。
  1.“限定式”建构模式。这一模式的逻辑出发点是文化是无序或自由的,制度即是约束、限定选择的集合,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P3“)限定式”建构模式中的文化制度核心是设定框架,规约文化发展的重点和文化样态。“限定式”建构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一度引起关于政府干预文化合理性的讨论。当代美国思想家贝尔在反思西方现代化后提出“文化反体制说”,他认为政治、经济的核心原则分别是平等、效益,文化追求“不受约束的自我”,核心原则是“自我实现”,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性对立冲突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协调。英国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则提出“文化自生自发秩序观”。
  2.“结构式”建构模式。这一模式将文化原子化或要素化,认为文化可以从结构上切分为不同部分,文化制度也是一种结构化的组成。如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方面,器物和风俗,由此可进而再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人类文化中种种基本制度是变动的,但并不是一种骇人听闻的转变,而是出于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形式上的逐渐分化作用”(P8-12)。这一模式可推导出文化制度建构可以从器物文化制度、道德文化制度、舆论文化制度等单元依照功能增加而展开。但事实证明,“结构式”建构模式下的文化制度如果脱离了其原本所处的社会环境则难免水土不服。
  3.“生成式”建构模式。马克思反对从想象的、抽象的概念出发,而主张从具体的实践分析文化制度的建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P2)。一方面,在萌发阶段,文化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孕育和诞生,“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因此人们又受到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发展阶段,文化并不能独立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而是要经由人化,通过改变人来改变人的实践活动的精神产物,即“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P152)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制度建构模式可以看作“生成式”建构模式,它既不像“限定式”建构模式认为的文化是先验式主观建构的,所以文化制度就是规约、限定文化发展;也不像“结构式”建构模式认为的局部文化可以从整体文化中剥离而移植到其他文化土壤。“生成式”建构模式的前提是文化既不是主观设定的,也不是静止的、独立的存在,而是在人类实践中生成、受客观条件制约,并在不断人化中由人创新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生成式”文化制度建构模式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并具有以下特征:强调文化产生的人类实践土壤;具体的、社会中的人是推动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要素;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发展,促进文化发展是文化制度的重要任务。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历史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并不局限于文化机制、文化政策等微观层面,而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出发,指向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文化制度构架,为文化政策制定、文化机制改革等擘画路线图、定位坐标系。同时,所谓“坚持和完善”而非“建立”,即是说新时代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并非“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创新发展,解决新时代问题,提出新时代方案。
  1.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目标。“生成式”文化制度建构强调文化是历史的、动态的,它伴随人类实践活动而不断生成、发展,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互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目标不是限制文化,而是繁荣发展文化;不是把文化局限为服务某阶段任务的附属品,而是把文化作为发展对象本身;不是任意地发展文化,而是积极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党的十六大区分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后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扶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促进文化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立足基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确立、形成和发展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P708),亦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P698)。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个发展阶段的文化制度既是在具体实践中生成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具体的、历史的生动实践,推动着实践发展。
  3.以人民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成、传播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在“生成式”文化制度建构模式中,制度是在生产力基础上,在对相应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利益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道德、法律等上层建筑都存在源于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即是从制度上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源于人民。在方法论上,人民的实践活动是文化生成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实践、扎根人民才能产生更有生命力的、高质量的文化成果。在价值论上,体现人民意志是马克思法哲学的重要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人民的文化。从文化范式演进角度,一种文化范式从形成到演化出另一种文化范式,不是直接变迁的,而是必须经由一个中介——人。这个演进的第一环节是“人化”,即人基于现实实践逐渐积淀、酝酿、生发出新的文化样态、文化成果等;第二环节是“化人”,即文化通过教育、教化等影响人,从而推动人在实践中做出改变;第三环节是再次“人化”,即人在改变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从凝聚社会共识角度,一种文化要获得领导权,必须争取大众,获得大众的认同。人民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主体,也是传播、传承进而发展文化的关键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激发人民文化创造力的制度推动“人化”的过程,同时要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宣传、阐释,凝聚社会思想共识,提升公民文化素养。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创新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阶段、新形态。从制度变迁角度,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条道路发展的话,那么扭转的成本将是非常昂贵的……也许最好的比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条路”(P193),而产生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在于回报递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P654-655)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新时代的跃迁,既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就文化研究文化,如马克思指出的不能从观念出发来寻找某个范畴,也不完全如“路径依赖”理论所言,由于回报递增、转向成本增大所以被动延续既有道路,而要基于制度生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一实践背景。依照“生成式”文化制度建构模式,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必须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现实的生动实践,要放在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历史、大趋势中,即马克思强调的现实条件以及长期的历史中去发展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为复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如何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更高要求。当前,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时代背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要着重探索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如何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何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等重大时代性命题。伟大实践催生伟大思想,新时代的实践命题呼唤和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新思想、新理念、新安排。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凸显出新的特征。
  1.在把握文化整体性中突出文化的意识形态根本属性。新时代以来,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认识,并理性看待我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价值观缺失、“去主流化”论调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制度,这就从根本上使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了制度保障。
  新时代以来,党在文化制度建设上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自身发展规律的辩证统一,创新性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吸收外来”,打开了文化发展“向内看”“向外看”“向前看”“向后看”的历史性、开放性文化格局,这就更加深入系统地把握了文化的整体性。
  2.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践,将文化发展制度化融入社会有机体。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并走向更加成熟和定型的阶段,各种制度之间的协同性要求更加凸显。当前的实践背景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必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联系起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两句话组成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必由之路,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在方法论上,不能将文化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闭门建构文化制度,而要将文化倡导融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制度中,以制度的整体性、协同性促进文化发展。在价值论上,不能仅仅站在文化自身发展的角度建构文化制度,还要从文化如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层面谋划文化对实践的反作用。新时代以来,党创造性地将文化发展制度化建设融入社会有机体全面、协同、系统推进,将文化发展融入党的治国理政理念,提出“四个自信”并写入党章。“四个自信”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总定语;同时在内部逻辑上,四者并非并列关系,文化自信是前三者的基础,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不仅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打开了更为开阔的空间、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文化发展改革全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提出力争经过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建成“文化强国”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
  3.围绕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人的创造力建构文化制度。无论从文化的生产、传播、传承还是从创新发展角度,人都是文化制度建构的关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不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而且要围绕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人的创造力来建构。
  随着人的需要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人的需要层次更丰富、质量内涵要求更高,而文化领域同样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出《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等实施供给侧改革,着力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尤为重视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均衡发展,出台《关于加快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等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持力度,使公共文化资源更加面向基层,将“文化小康”作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创造、传播、传承文化的主体,同时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将“育新人”作为文化的重要功能,既是进一步彰显已有文化的“化人”作用,也是培育新文化的创造主体。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针对现代社会利益主体分化、思想多元、市场经济的逐利思维冲击传统道德文化等现状,新时代的文化制度建构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并强调培养新时代公民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统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要更加注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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