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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一、引言
  企业的避税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活动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现金流,提高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而促进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过于激进的税务筹划活动也会给国家财政税收带来损失,降低了政府部门对税收资源的配置效率。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企业因避税不当而造成的税收违法事件层出不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企业纳税筹划可以分为节税活动和避税活动:节税活动是指企业采用合法的手段减轻税负,如在处理会计交易事项时,利用计算分析或选择会计政策等方法以降低税负;避税活动是指企业利用税法的不完善性减轻应履行的纳税义务。节税活动具备合法性特征,相比而言,避税活动仅具有不违法性,属于灰色地带。现有研究并未将两者清晰地区别开,所以将其统称为税收激进行为。
  不同于“逃税”的非法性,Frank等(2009)认为,企业采取各种节税和避税手段旨在降低税负、增加留存收益。Slemrod(2004)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观点,企业通过激进的税收策略节省的税收资源会保留在企业内部,以资企业扩张或谋求个人私利。随着现代有效税收理论的提出,学者们开始关注并证实了避税的“负效应”,并且认为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企业两权分离是影响企业避税的重要因素。避税活动为企业管理者创造了获取私利收益的条件,为了规避税收部门的监督,管理者通过各种复杂且透明度较低的活动以掩盖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提高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破坏了经理人激励的有效性,最终导致内部代理成本上升。因此,高层管理者(以下简称高管)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高管特征又是影响高管认知和行为的关键因素,有必要对高管特征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以了解高管在企业纳税筹划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二、高管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影响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代理理论
  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将公司的经营权委托给职业经理人,委托代理双方的目标不会始终保持一致。在纳税筹划活动中,股东希望通过合理避税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留存收益,增加企业价值。职业经理人出于维护声誉和保障职业生涯的目的,可能会选择放弃激进的避税行为;但是迫于实现企业年度收益目标的压力,其也有可能通过激进的税收活动,减少纳税额以提高收益。此外,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也会主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构建复杂的交易形式或财务报表,逃避税收监管部门和股东的监督,实施激进的纳税策略,侵占投资者的财富,为自己牟取私人利益。刘行等(2013)基于代理理论研究发现,高管会通过税收激进行为掩盖企业的负面消息和在职消费,从而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高层梯队理论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特征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关键因素。管理者的性别、学历、人格特质、经历等特征会使其在认知结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差异。当面临复杂的外部情景和决策时,由于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无法预测和控制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情况,在具体情况下会根据自身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作出诠释和抉择,最终影响财务决策和企业价值。因此,需要重视高管特征对企业行为和价值的影响。参照孙燕东等(2019)、汤倩等(2019)的研究,可将高管的特征分为四个维度:一是人口特征,是指通过人口统计信息可直接观察获取的显性特征;二是心理特征,是指包括管理者过度自信、悲观心态等内在的隐藏特征;三是权力特征,主要是指管理者职位权力的表现;四是环境特质,是在社会文化和特殊经历等“后天”要素影响下形成的。基于以上分类,本研究具体梳理归纳了有关高管个体特征和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研究的文献,并进一步探讨了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这一专题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三、高管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
  (一)高管人口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
  人口特征是以人口统计学为依据并且具有统一的界定标准的显性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等。人口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的认知程度和价值判断能力。本研究根据以往文献的研究,主要从高管的性别特征和知识背景两个维度进行评论。
  1.高管的性别特征
  实证研究表明,高管性别影响着企业的风险承担、董事会效率、财务舞弊行为、创新决策、审计费用等,尤其是女性高管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彬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对企业激进的避税活动发挥着约束作用。首先,女性CEO(首席执行官)比男性CEO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意识,由激进的避税行为引发的“隐含成本”(声誉损失、监管处罚)会使得风险厌恶的女性高管更愿意恪守谨慎稳健、严控风险的行为原则;其次,女性普遍比男性更愿意遵从较高的道德标准,主动减少私利行为,有利于降低管理者滥用避税活动侵占股东利益的概率。曾爱民等(2019)对比分析了女性CEO和女性CFO(首席财务官)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发现女性CEO能够更有效地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且这种抑制作用在企业面临较强的外部税收征管时更明显,但是结果并未显示女性CFO会直接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李辰颖等(2019)研究发现,CFO的性别差异具有调节作用,女性CFO可以有效缓解由融资约束引发的企业避税行为。周颖等(2018)对女性高管在关系型交易与企业避税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高管对风险的厌恶心理会促使她们抑制关系型交易引发的企业避税活动。
  2.高管的知识背景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知识背景反映了管理者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者的决策能力。现有文献主要从高管的学术背景和CPA(注册会计师)背景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作出了论证。文雯等(2019)通过检验发现,由于学者型CEO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风险规避心态,因此更倾向于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且当CEO的学术经历层次越高时,这种负向作用越明显。张新美(2018)认为,高管的CPA背景能够提高管理团队的专业知识水平,使其更有能力进行税收规避,因此随着CPA高管人数增多,企业的避税程度也会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人口特征变量的测度较为简单且统一,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但Clark等(2007)认为,人口统计特征是非语境化和非本质化特征,是不现实的代理变量。Priem等(1999)认为,研究时所采用的代理变量可能是通过其他变量发生作用的,这会忽视管理者的情感和行为因素。因此,仅仅从高管的人口背景特征研究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入挖掘高管的职业背景、管理经验等特征的影响。
  (二)高管心理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
  心理特征属于高管内部特征,能够反映高管的性格,包括过度自信、自恋、乐观主义、嫉妒心理及其他人格特质。与人口特征相比,心理特征更加深入地刻画了高管情感倾向和价值观念,个人构念效度也更高。以往文献主要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高管薪酬攀比心理两方面,考察高管的心理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
  1.管理者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指个体容易高估自身能力而产生的心理偏差。这种心理偏差会使得管理者在税收决策过程中,高估避税活动带来的收益,低估避税活动可能引发的风险和成本。现有文献主要根据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变化情况,测度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情况。王娜等(2013)首次证实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具有更强的税收激进倾向。周晓光等(2019)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随着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的提高,企业价值也在降低,因此管理者过度自信通过提高企业税收规避程度间接降低了企业价值。张明等(2020)将研究样本缩减至民营企业的范围,该结论依然成立,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会强化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而政治关联则会弱化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Olsen等(2016)、Kubick等(2017)也指出,过度自信的CEO更有可能实施激进的避税行为。此外,王东清等(2019)通过计算CEO在性别、年龄、学历、教育背景、兼任董事长五方面个人特征的总取值,构建CEO过度自信变量,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CEO更可能通过采取进攻型竞争战略以实现避税目标。
  2.高管薪酬攀比心理
  在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发现,个人会通过横纵向比较以追求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当其发现自己的利益分配有失公允时,会产生负面的攀比心理,驱使个体采取行动以恢复公平感知。高管自身利益的直接体现便是薪酬的高低,作为企业的核心人物,他们对薪酬差距的感知更为敏感。已有研究发现,在企业内部,高管不仅关心与其他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同样也关注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在企业外部,高管还会比较同行业可比企业的高管薪酬。根据薪酬的来源不同,高管报酬通常分为显性和隐性两部分,显性报酬来自与股东签订的薪酬契约,隐性报酬则来自由经营权和信息优势所获得的替代性激励。在薪酬攀比心理的驱使下,高管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获取额外的货币薪酬,或利用信息优势攫取隐性收益以弥补攀比缺口,如进行在职消费、采取避税活动实施寻租等。一是在企业内部,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包括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会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例如,CFO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也越高。
  另外,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会提高企业的避税程度,受到“薪酬帽”“高管—普通员工薪酬差距限制”的管制,高管可能会寻找其他途径以实现自我激励,增强了避税动机。二是罗宏等(2018)、王章渊等(2019)通过分析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影响,认为企业高管与同行业可比企业高管进行薪酬比较时,较大的薪酬差距会激发高管的攀比心理,企业未来越可能采取激进的避税措施。罗宏等(2018)对作用路径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避税的正向影响,是通过高管进行向下应计盈余管理及非正常生产成本操控实现的。王章渊等(2019)进一步考察了外部审计师在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发现审计师在企业避税活动中更可能扮演着税务服务的角色,因此外部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反而加强了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通常情况下,管理者心理层面的特征是难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特别是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仅沿用单一的代理指标,使得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但是也有少部分学者利用综合评分度量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然而其有效性和稳健性有待进一步检验。这些间接的测量方法存在较多的影响因素,不免夹杂着“噪音”。今后在研究中,可以采用更为直接的方法(如访谈法或实验法)克服这一不足。对高管薪酬攀比心理的研究,学者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由薪酬的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问题引发的管理者薪酬攀比心理都会加剧企业的避税程度。除了以上两个视角,现有文献较少关注高管其他方面的心理特征,如自恋型人格特征、心理资本、创伤心理、风险偏好、创新意识等。并且已有研究大多仅仅关注高管的单一心理特征,主要测度高管的某一方面的人格特质,尚未将多方面的心理特征联系起来,观察这些特征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这种对高管心理特质的单一考察,可能会带来片面和静态的高管人格观。
  (三)高管权力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
  高管权力是影响企业战略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Finkelstein(1992)将管理者权力分为所有权权力、结构权力、声望权力、专家权力四个维度。许多学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管理者权力特征对管理者行为决策的影响。本研究主要从高管控制权、高管两职合一、高管持股三个方面,对高管权力特征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关系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
  1.高管控制权
  控制权理论认为,权力配置是决定企业经营决策和治理绩效的核心要素。在两权分离的背景下,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管理者会对避税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特别是当高管具有较大的控制权时,更有能力干预企业的避税策略。Hanlon等(2010)的研究表明,高管利用权力进行寻租,会提高企业实施激进税收策略的概率。当CEO的权力越大时,企业的税收激进度越高,越有利于其攫取更多的控制权私利。国内学者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管理层控制权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进一步研究中,谢盛纹等(2014)发现,当企业所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审计行业专长时,能够提高外部监督的有效性,从而弱化CEO权力对税收激进程度的正向作用。李晓玲等(2016)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高质量的法律环境和信任环境也能够发挥外部治理作用,抑制CEO实施激进的避税策略。刘凡(2017)经研究证实,内部控制也会抑制管理层权力对避税程度的正向影响。所以,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发挥着强有力的监督作用,从而缓解了管理者利用控制权优势进行激进避税。
  2.高管两职合一
  总经理兼任董事长的两职合一行为是公司治理方面的热点话题之一。现有研究从代理假说和管家假说两个角度,对两职合一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代理假说认为,两职合一不利于企业经营,因为两职合一不仅降低了董事会的独立性、破坏了董事会的监督,还增加了管理者的堑壕效应。而管家假说认为,两职合一有利于企业发展,因为其强化了CEO的控制权,保证了命令的统一,提升了决策效率。现有研究大多认同代理假说,周志炯(2019)认为,两职合一会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进一步讨论产权异质性,两职合一对税收规避产生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颜淑姬(2015)认为,两职合一与避税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家族企业中依然显著。蒋燕等(2021)则考察了两职合一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两职合一会削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避税程度的负向影响。
  3.高管持股
  管理层持股有利于缓解代理问题,弱化管理者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高管更愿意站在企业的角度作出决策。实施两权分离,股东享有剩余收益索取权,管理者享有经营控制权,管理层持股使得高管同时拥有了企业资本的剩余索取权,产生与股东一致的避税倾向。因此,管理层持股增强了企业进行避税安排的能力和意愿,以谋求利益最大化。Desai等(2006)认为,企业可以通过高管激励进行避税,当高管拥有的股权份额越大,越愿意采取激进的避税策略,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Rego等(2012)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股权激励越强,管理者的税务风险承担能力越强,越会采取避税措施;与CFO持股相比,CEO持股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宋霞等(2020)对家族企业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由职业经理人担任家族企业高管更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增加企业避税倾向,而高管持股能够有效地缓解由职业经理人担任家族高管引发的激进避税行为。综上所述,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高管控制权、高管两职合一、高管持股等方面研究了高管权力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且针对不同权力特征的考察,中外学者基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高管权力特征在其他影响因素与企业税收激进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然而,由于高管权力特征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区分企业类型,以便考察高管权力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影响的具体差异。
  (四)高管环境特质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研究
  高管环境特质是指高管在工作学习环境中,受到社会文化的熏陶和通过特殊的个人经历所形成的特征,具有“后天”性。本研究从高管社会关系特征、高管个人经历两个角度,对高管环境特质进行剖析。
  1.高管社会关系特征
  社会关系网络是指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多种因素,如共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工作经历、共同的宗姓文化、共同的家乡背景等,由此形成了校友关系、同事关系、老乡关系等。一方面,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拓宽了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有利于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个体决策的效率;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认为,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会引发个体之间的有偏信任,导致盲目跟风,甚至是联合串谋行为发生。根据已有研究,发现高管的政治关系、老乡关系、校友关系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对高管政治关系的研究,吴文峰等(2009)发现,高管所在具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税收优惠。罗党论等(2012)根据高管曾担任的政府职务或其他主要职务的情况,构建高管政治关系变量,结果显示,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的民营企业越会倾向于采取激进的避税策略。对高管老乡关系的研究,李吉园等(2020)认为,本地CEO由于老乡身份产生的家乡认同,会从个体情感和社会舆论两个方面降低CEO采取激进税收策略的意愿,进而降低企业避税的程度,并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和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强。Shen等(2019)考察了CEO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同乡关系,发现当CEO与地方政府官员是同乡时会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的避税程度。进一步分析,这种效应在公共治理较弱的地区和市委书记由同一城市提拔的地区中的企业表现更为明显。这些学者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主要归因于老乡关系的类型差异:前者主要关注CEO籍贯与企业注册地的一致性,而后者则主要侧重于高管与地区官员之间的老乡关系。对高管校友关系的研究,闫焕民等(2018)发现,当CEO与CFO之间存在大学校友关系时,企业的避税程度会显著提升,并且外部融资约束会加剧CEO-CFO校友关系与企业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
  2.高管个人经历
  高管个人经历是在“后天”的生活工作中逐渐积累的经验,包括职业经历、学术经历、国际经历、军事经历等。现有研究分别从高管职业经历、国际经历两方面探究了高管个人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刘继红(2018)从高管的职业经历角度出发研究认为,高管具有审计工作经历,具体表现为曾经为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关联审计师高管”会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关联审计师高管”具备审计工作经历,一方面使得此类型的高管储备了丰富的纳税筹划知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曾任职于企业现在所聘任的事务所,对企业的运营情况也更加了解。所以聘任“关联审计师高管”会提高企业避税的意愿和能力,特别是当企业拥有海外业务或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关联审计师高管”对企业避税的正向作用更强。王媛(2020)将高管海外经历具体划分为海外留学经历和海外工作经历,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高管更可能采取激进的避税行为,特别是“海归”高管担任关键职务时,对税收激进的影响更显著。综上所述,环境特质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高管的社会关系特征和个人经历特征,但是少有研究关注管理者的文化特征。由于自然环境、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会影响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文化塑造,管理者来自不同的地区也会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未来研究可以对管理者的文化特征加以关注,将研究视角扩展到更广泛的地理范围,以探讨高管不同文化背景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
  四、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结论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本研究从高管人口特征、心理特征、权力特征、环境特质四个方面,对高管特征进行了分类,并梳理了这些高管特征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关注了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如性别、知识背景等,而对高管的个性和过往经历的研究少有涉及。
  (二)未来研究展望
  高管作为一个企业的特殊群体,无论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格特质等心理因素,还是文化背景、社交关系等社会因素,都会对其决策产生影响,包括企业税收筹划的开展。基于此,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几点建议:1.深化管理者个体特征的影响研究对管理者个体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包括挖掘管理者的深层特征和优化管理者特征的度量方式。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个人的性别、教育水平等表层特征,缺乏对高管的心智水平、价值观、社会联系、个人经历等深层特征的探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高管的心理特征和环境特质。
  目前,研究高管心理特征和人格特质时,所采用的心理变量测度指标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是具有争议的,体现为心理变量指标较为单一和零散,甚至有部分文献简单地将人口统计特征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科学的心理特征变量衡量体系。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采用更为直接有效的心理特征测度方法,研究高管心理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
  2.扩展高管团队特征的影响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管理者的个体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少有从管理者团队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忽略了管理者团队的重要性。
  企业的税收激进策略会受到整个管理团队的影响,而不仅仅由某个高管所决定,并且影响企业纳税决策的关键高管也会受到其他高管的牵制。特别是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外个人主义相比,我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集体主义、团队合作。因此,未来的研究可结合我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将研究视角上升到整个高管团队,考察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包括高管团队的结构异质性和关系异质性等。
  3.区别不同情景下的影响差异
  管理权变理论认为,管理者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会因环境状况不同而发生改变。现有研究大多以所有企业为整体样本,尚未区分企业所属行业、所属地区。然而,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化会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避税动机和避税的经济后果产生影响,因此高管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应是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的。以后的研究,可以具体针对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影响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讨论其中的影响路径,以丰富该题材的研究。
  4.采用跨学科的分析方法
  对高管特征的经济影响研究来说,仅从管理学的视角出发略显偏狭,而采用跨学科的分析方法,以行为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视角,解释高管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路径会更具有说服力。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能够拓宽研究视野,从多个角度剖析问题,培养超学科的洞察力和创新思维,进而提升综合分析能力。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学者可以尝试从不同学科视角分析高管特征对企业避税的影响路径,更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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