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版
搜索导航
论文网 > 文学论文 > 古代文学论文

试论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的文体学理论介入后为开拓古代文学研究所创造的新天地。可以说文体学无论在新的理念、新的视角与新的方法上,还是新的领域拓展方面都起着革新、催化与推进作用。现当代学界于文体学研究一直存在着西方语言文体学层面与中国传统文体学层面两种平行式的研究。前一种主要是随着20世纪初文言语体形式的衰落和西学东进,以语言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现代文体学涌入国门,人们采取新的方法来分析、研究各种语言文本,中心不在文学作品。此种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持续着。而后一种则由于西方思潮、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观念等的冲击,具有悠久历史研究传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被人当作“非文学”现象,从而被遗忘。其间虽然有一些诸如施畸、夏丏尊、叶圣陶、刘薰宇等以文章文体为中心的论著出现,但由于当时人们以创造的文学、纯文学、美文、时代文学以及平民文学等观念来评判、研究文学,在打压桐城派古文创作的同时,还“妖孽”选学。这样,传统的古代文体学观念及研究,就长期处于“冷落”状态。直至80年代以来,在新的学术意识的推动下,才获得了全面复兴。于此,我们所论及的“文体学”,既含有西方的以语言学为本位的文体学,又有中国传统的文体学。而重点则是在以中国传统文体学为中心,借鉴西方文体学的先进理念形成的新文体学。总的看来,近四十多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文体基本内涵、古代文体分类和研究方法、古代文体形态与文体史、文体学研究文献与目录学、古代文体学学科建设与构想等方面。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文体学学科体系。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让中国古代文体学得以复兴,由此开拓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吴承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复兴具有从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转型的深远学术史意义。“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受西方文体学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分的“纯文学”文体分类方法和重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文体以及相关的俗文学文体影响较大,导致中国文学传统的“文章”文体分类法被边缘化,传统的以雅文学为主体的观念与文体价值观基本被颠覆,有必要回归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史实;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体”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极大的包涵性与模糊性的中国本土文学概念,指体裁、文体类别、体性、体貌风格、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文章或文学本体,是具体与抽象、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有机结合,西方文论无一概念与之完全对应,有必要突出中国文学特有的语言形式、思维方式和审美形式的特点,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切入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上要继承经典研究模式,并“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建设有时代特点和学术高度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吴承学等学者这些新文体学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新拓方面具有战略和方法论意义。
  一
  新文体学理论为当前的实用文体研究找到学科归属。如以前的公文研究是单列的,80年代新文体理论之后,学界大多研究公文的文体源流、发展、作品作家等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公文的文体源流问题,如刘壮的《中国应用文源流研究》(2007),胡元德的《古代公文文体流变》(2012);二是其他与公文史为主相关的问题,它主要描述公文文体的发展和公文作品作家尤其是重要作家的论述,如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1988)、闵庚尧的《中国古代公文简史》(1988)、许同莘的《公牍学史》(1989)、吕发成的《中国公文史》(1995)、丁晓昌、冒志祥等的《古代公文研究》(2000)和《中国公文发展史》(2004)、李昌远的《中国公文发展简史》(2007);三是公文与秘书相关的如何运用问题,公文用纸、公文等级、政治功能等,如丁春梅的《中国古代公文用纸等级的主要标识》(2004)、《金花纸与中国古代公文用纸》(2003)、赵彦昌、姚迪的《古代公文政治功能探微》(2010)等。这样就给公文和公文学研究找到了文体学的学科归属。
  又如以前人们把科举文体归到文学的范畴,这是不合适的,但归到文体学是比较适合的。科举文体是一种实用文体,也是关乎教育、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思想等方面的综合文体,它可以把很多与科举相关的文体如经义、答策、试策、试律诗、策论、八股文等给统率起来。20世纪80年代始有对八股文的零星研究,而2000年吴承学的《简论八股文对文学创作与文人心态的影响》首次从文体史的角度论述八股文对文学创作与文人心态的影响后,引发了人们对各种各样专门的科举文体和专门的科举与应时古文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热潮。有苗怀明的《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和《中国古代判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蕴涵》、朱迎平的《策论:历久不衰的考试文体》、黄强、孙书平的《宋代“论学”渊源述略》、方笑一的《“经义”考》(以上2002年)、张亚群的《漫议科举考试文体》(2007)、石超的《科举判体文与明代公案小说的文体生成》(2021)等论文,有汪小洋、孔庆茂的《科举文体研究》(2005)、孔庆茂的《八股文史》(2008)、蔺德生、赵萍的《御用文体试贴诗》(2011)、方笑一的《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2017)、陈维昭编校的《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2019),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2017),有各种科举文体的发展演变和研究)等著作。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类的话,一定是归在文体学。
  再如从文学角度看,方志学属于一个跨学科的学问,它与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学科领域紧密联系,文学属性不足。以前的方志学对方志的学科性质、功能以及编撰过程探讨得比较多,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的《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2006)共收录自20世纪80年代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始至2003年的专著66部、个人论文集56部、集体论文集74部,内容大多为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基础理论、方志学编纂理论、方志评论、方志文化、方志管理和志书的总纂以及志书大事记、概述、人物、各部类的撰写等,但对文体探讨得比较少。这就需要我们把中国古代的方志当作一种应用文体来考察,不仅考察其实用功能,还应该考察它的文体写作、文体特征等方面的问题。如金达迈的《方志文体研究》(1991),王复兴主编《省志编纂学》(1992)第六章“文体”,论文如刘希汉的《构建方志文体学的新尝试》(2007),单辉的《志传体与其他传记文体的异与同》(1995)、《方志记述的二元结构》(1996)、《方志记述的圆与神——章学诚关于方志文体形式的一个重要观点》(1998),齐迎春的《地方志述体的发展: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2021)等。同样,由于传统文体学理念的介入,其他家训、契约、官箴等都可以归到文体学研究的范畴。总之,新文体学理论解决了那些以应用为中心、文采作为辅助、形式固定之类作品的归属问题。古代文学研究中有关非文学问题或领域的研究也有了一个学科的归属,同时也找到了学科的新定位、学术新路径。
  二
  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刺激学人更多地关注非“纯文学”作品文体特点及其使用、运用的研究,打破了文学研究与非“纯文学”研究之间的壁垒。例如墓志,大部分学者如杜文玉、焦杰、周伟洲、拜根兴、都兴智、陈朝云、李森、马强、周晓薇等都从史学的角度把它们当作史料来研究,也有很多学者如臧克和、毛远明等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当人们从文体的角度对墓志这种非“纯文学”进行研究时,打破了先前一贯以来把它当作史学、史料和语料研究、不考虑其文学层面的偏差。许多专家级学者带头参与墓志文体的研究,如陈平原的《唐宋古文家的文体实验》(1995),程章灿的《墓志文体起源新论》(2005),胡可先的《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2012)、《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2013)、《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2019)等论文,马立军的《北朝墓志文体与北朝文化》(2015)、顾乃武的《历史的足迹:东魏至唐河北墓志的三体流变》(2015)等著作,以及由此刺激而不断涌现的很多硕士、博士从文学文体的角度研究墓志的期刊论文、硕博论文,都是从文体的角度对墓志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考察得更多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形式。
  正由于这种壁垒的打破,学术界出现了更多的非纯文学作品研究的新成果。如陈飞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策文为例》(2006)、《唐代试策的表达体式——策问部分考察》(2008)、《文本所见唐代明经试策内容体制》(2014),出版著作有《唐代试策考述》(2002)、《文学与制度唐代试策及其他考述》(2015),方笑一有《论宋代殿试策文的文本形式》(2017)等,打破了之前多数研究者如刘海峰、何忠礼、陈文新、俞钢、谢景芳等多从历史政治、教育考试制度的研究惯例,开始着力于试策的体式、艺术、文风及其与文学关系等方面研究。
  而且,多类名家的实用文体作品也因新文体学理论的刺激得以研究。其中不仅包含文人之实用文,亦包含非文人即书法家、画家、政治家、军事家、儒家、释家、道家等之实用文。表现在一部分是对那些文学成就显著、同时又兼多种身份的文学家实用文体特征及影响的研究,如宁薇的著作《唐代骈体公牍文论稿:以陆贽为中心》(2014)是对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宰相陆贽骈体公牍文的特征和影响的研究,叶秋菊的《试论西汉求贤诏》(2015)等是对汉代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家、开国皇帝刘邦的《求贤诏》在社会政治发展功用的研究;另一更主要的部分是汇编多种选本,选录多位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或非文学家的实用文杰作进行注译、提要、评析,如陈鸿滨、解恒谦的《中国历代公文选》(1986)、段观宋的《中国历代公文选》(1998)、张永芳的《历代公文选读》(1998)、柳新华的《中国古代公文选读》(2010)等,选录了一大批文学家或非文学家的实用文杰作进行研究,如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秦始皇嬴政的《初并天下议帝号令》,西汉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刘彻的《封燕王旦策》,抗金名将、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书法家、诗人岳飞的《南京上高宗书略》,唐朝名臣、书法家颜真卿的《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额表》,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燮的《郑燮判词》,太平天国名将、近代军事家石达开的《出走告示》等。
  再如史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涉猎,即使有也多从史学的角度研究,新文体学理论出现后高明峰《<文选>“史论”“史述赞”二体发微》(2013)等逐渐转向文体层面的研究。同时,新文体理论也刺激了很多硕士、博士从文学文体的角度来考察非“纯文学”作品、现象及问题。
  三
  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使更多学人注意到了古代那些以实用文体取胜的作家或群体。如台阁体以及作家群体,宋代文学中的台阁体之“祖”是宋初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歌和四六文,明代文学的台阁体是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多为应制、题赠、应酬而作,题材大多是“颂圣德,歌太平”,内容比较贫乏,艺术上追求平正典雅,后来都逐渐衰微并退出文坛。由于这类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因为经常濡染台阁相关的文体如章奏之类的问题,故在写诗歌的时候亦带有台阁体气。而人们对这种贵族文学、模拟文学的反对,长期以来台阁体及相关的诗歌、文章一直处于不被关注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的文体理念对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语境、中国文学自身史实的尊重和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体”的包容性,让研究台阁体及其作家群体有了一个研究的理论支撑,学者们在研究这些作家的时候,更多地去侧重文体的形成、文体的运用、文体的表达,由此引向实用文体对文学例如诗歌、戏曲、小说等的影响,进而引发对西昆体、台阁体乃至翰林文学、宫廷文学、幕府文学、“大手笔”作家及相关作家群体的研究热潮。研究台阁体的有傅蓉蓉的《西昆体与宋型诗建构》(2004)、张明华的《西昆体研究》(2010)、曾棘荘的《论西昆体》(1993)、何诗海的《明代庶吉士与台阁体》(2012)、赵莹莹的《叶向高与晚明台阁体文学研究》(2018)、汤志波的《明永乐至成化间台阁诗学思想研究》(2016)等。研究翰林文学的有郑礼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2011)、潘务正的《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2014)、陈元锋的《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2019)等。研究宫廷文学的有李宇玲的《古代宫廷文学论》(2011)、美国康达维的《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2013)等。又如幕府文学和幕僚群体,由于新文体理论对实用文体的关注,而公文在实用文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公文的作者大多是幕僚,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幕僚群体及幕府文学自然逐渐被人们关注,2013年起数量更为增多,研究幕府文学和幕僚群体的有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1990)、杨允《东汉幕府文学研究》(2013)、朱丽霞《江南闽南岭南吴兴祚幕府文学年表长编》(2013)、吕靖波《明代文人游幕与文学研究》(2015)、侯冬《乾嘉幕府与诗歌研究——以卢见曾、毕沅、曾燠、阮元幕府为个案的考察》(2018)等。曲景毅自2008年起致力于唐代“大手笔”作家的研究,论文有《唐代“大手笔”作家现存文章著录汇考》(2008)、《“大手笔”作家与唐代儒学的三次复振》(2010)、《“大手笔”作家视域下的唐文演进论》(2013)、《论唐代“大手笔”作家之声名消解与历史遮蔽》(2015)、《谫论唐代开国“大手笔”作家》(2016),专著有《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2015)等。
  四
  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还扩大了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的空间。20世纪40年代,已有学者编撰分体散文通史、断代史,80年代末以来在从当代文学研究走向古代文学研究兴起“重写文学史”的思潮的推动下,90年代以来持续兴起重写古代散文史研究的热潮。陈柱、刘振东、刘一沾、李艳、谢楚发、胥洪泉、赵义山、郭预衡、谭家健、李措吉、刘墨、漆绪邦、张梦新、陈玉刚、杨民、刘衔等学者撰写了古代散文史。以阮忠为首的不少学者致力于古代散文史的研究,著述颇丰,著作有阮忠的《中国散文史学术档案》(2011)、《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2012)、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2006)等,论文有阮忠的《现代散文史观与古代散文史撰》(2019)、《陈柱与<中国散文史>》(2014)、《篇章划分与古代散文史流变的思考》(2013)、《以“文变染乎世情”为宗旨的古代散文史撰述——以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为例》(2012)、《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2012)、《从“重写文学史”到“古代散文史研究的反思”》(2007),欧明俊的《古代散文史撰写新构想》(2013),熊礼汇的《编撰古代散文史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2013)、《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遮蔽”问题——拜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心得》(2012),黄卓越的《书写,体式与社会指令——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进路的思考》(2010)、宁俊红的《近五十年来古代散文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2006)、《向古代散文实际的回归——评谭家健先生<中国古代散文史稿>》(2008)等。
  这些著述在取得丰硕成就的同时指出了当前散文史编撰的问题:1.文体概念混乱、分类标准不一,骈文、辞赋、小品文是否属于散文争议较多,分类随意性强,文体概念混乱、分类标准不一,随意生造、合称文体。2.从篇章划分上,通史侧重于以历史朝代的更替、时代特征、散文发展特征、作家追求、时代特征兼文体特征体现散文的流变,而较少以文体特征编撰,仅见陈柱的《中国散文史》,但其又仅粗分散文、骈文、古文、八股文,且四种文体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关系。3.从内容选录看,重视“文人之文”、“文学”散文,轻视“非文人之文”、实用文体;重视大家、名家和正面人物,轻视小家和反面人物。4.在书写策略上,关于纪史与论史的比例及方法争论较多。新文体学对中国古代文学“体”的精准解释以及以吴承学为首的学者对各种“体”的研究论著为中国古代散文史文体的准确分类提供了理论根据。新文体学注重对实用文体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写提供了大量实用散文家和散文作品的研究资料,即丰富了篇章内容,也重建了结构框架。如刘振东《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新编》(2020)非常重视作家和作品(含大量实用散文作家和作品),“将作家作品纳入到史的整体建构中加以论列。”新文体学“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的研究方法,也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书写策略。如郭英德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古代散文世界,并进一步回归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学术世界和文化世界,在宏观、整体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现象,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古代散文研究自足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希望在广泛吸收前人的编纂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文本文献与研究文献,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提炼,总结、发挥、建构古代散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而为建构中华文化独特的理论框架,学术话语和叙述方式尽一份绵薄之力。”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新论》(2019)分成“研究视野”“文献整理与考辨”“义蕴发微”三个部分,在全面考察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整体状貌的基础上,选取中国古代散文的文本文献与研究文献中若干重要的现象,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文体学介入古代文学研究,能让我们更客观地重构中国古代散文的脉络,重视对实用散文的研究,更重视古代文学的生态。
  五
  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拓展了中国文章学的研究空间。文章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至民国才开始建立学科,建国后三十年,对文章学的研究一度中断,进入新时期后,在张寿康、张会恩、曾祥芹、王水照、郭预衡、吴承学、祝尚书等先生的努力下,文章学这一学科在组织构建、刊物创刊、研究室、研究专栏、学会建立、课程、学位点开设、著述撰写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长期以来,受广义文章学和研究队伍缺少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影响,人们对文章学的研究多限定于广义写作学、语文教育、现代应用文写作和教学方面,缺乏对古代文章学尤其是古代实用文体文章的研究,导致文章学以实用文体为立足点的学科定位不够鲜明,发展缓慢。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一方面为文章学的古代实用文体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如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84)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各种文章文体进行梳理、研究的专著,为古代文章文体的研究作出了坚实的铺垫。陈必祥的《古代散文文体概论》(1986)既是古代散文文体史,也是较单纯的实用文体史。徐兴华等编著《中国古代文体总览》(1994),白本松、王利锁、张进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应用文甄体赏鉴》(1997)等从多角度探讨与梳理了古代实用文体。1991年王凯符的《八股文概说》和启功的《说八股》的“一书一文”首次对古代科举文体八股文作了全面研究。吴承学在古代实用文体研究成绩显著,所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0)、《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1)、《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2011)对古代文章文体进行了深入探研。这些古代文体理论著作为古代文章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也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新文体学的介入直接推动了古代实用文体的研究,由此促进了越来越多应用文体学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建立和国家课题的立项,带动了大量硕士、博士对古代实用文体的研究,对文章学这一学科的独立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河南师范大学以曾祥芹先生为首的学者专门培养文章学方向的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应用文体学博士点丁晓昌教授等人则培养以研究公文为中心的博士生。如写作《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的胡元德、《朝鲜与明清公文比较研究》的沈载权、《论宋朝外交文书》的冒志祥等,对长期以来文学或散文研究所忽略的领域进行了拓荒。而中山大学多项文体学国家课题首席专家吴承学教授所指导的博士生有不少研究古代文章文体等。如李铠萍的《王应麟〈辞学指南〉研究》、李松荣的《莲池书院与后期桐城派》、王凤霞的《〈文通〉研究》等。文体学方向的学位点(特别是博士学位点)的设立,为文章学的学科化铺实了道路,具有文体学研究背景的博士等高层次研究人员的加入,助长了文章学兴盛的势头。
  结语
  近四十年以来,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都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论认识层面,新文体理论改变了人们的文体观,“文学”“散文”“文章”等观念发生变化,使得一些非纯文学的边缘化文体,得到“合法化”文体归属,从而大大丰富了“散文史”“文章学”等的内涵。在文学创作层面,在新文体理论观照下,众多边缘化文体、非纯文学的作家群等被纳入文学研究范围,扩大了文学研究领域。史、论、实践作为一个学科的三大基石,期待在新文体学理论的影响下,古代文学更加增强文体意识,关注非“纯文学”作品文体特点及其使用、运用和作家或群体的研究,重构古代文学史,文体学、文章学作为古代文学学科中蓬勃发展的分支学科,应加强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建立和国家课题的立项。
  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不仅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意义,而且对现当代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从文体学的角度切入现当代文学,可以发现许多现当代作家还有大量非文学文体作品存在,例如鲁迅的作品除了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外,还有大量古籍序跋、文序跋等实用文体作品。而当前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总是扣住文学类作品的新闻学层面以及现代性这些问题,忽略了对其非文学文体即应用文体的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亦如此。如人们对德国文学家歌德的诗歌、戏剧、小说研究较多,而他的谢辞《庄严的教团节日“:50年已经过去”》、悼词《悼词起首》、报告《法国的政治运动》等实用文体却极少关注。因此,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对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研究均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值得我们研究当代学术史和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时足够重视。

相关论文

古代文学
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
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对医学生道德教育
高职院校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角色
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对大学生人文素
试论基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大学生人
中国古代文学中松柏题材与意象探讨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茶文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浅议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对古代文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