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变革之一。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这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强烈愿望的表现，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似乎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战略 国际环境
最近几年里，关于新民主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明显推进了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笔者感到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原因。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认为它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物质基础之日，就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消亡的方式和时间，在建国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尚十分遥远，党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第一次比较具体的阐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是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专门谈了过渡问题。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主席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毛泽东在13日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苏联会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1949年8月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有人提出《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对此在8月26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周恩来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毛泽东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二、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及其历史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领》看出。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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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和阶段，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采取的过渡办法和途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尽管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结束）。虽然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并在苏联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为理论前提），既然建立上述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既然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那么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就被提上日程。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商谈经济援助情况后，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新设想，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同年10月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委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专门谈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仍然是原来的设想，即对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有和消灭农村富农经济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上述设想。但是到了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改变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毛泽东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至此，即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就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土改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三、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周恩来、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到经济学界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经过1952年7月到1953年底一年半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党终于选择了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为标志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当时党从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转向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这只能从当时的经济条件中寻找答案。如果说建国前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尚属局部的、战时的、农村的，1949—1952年的经济则属于恢复性质，既不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不具有赶超性质的加速工业化，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自然与这种均衡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是相适应的。而当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大量投资涌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1953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投资过猛，遂导致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农副产品的短缺事关重大，引起物价的波动。于是，苏联曾经遇到的个体经济(农民)和市场机制与这种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在中国重演，即靠市场调节不能保障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因此统购统销和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送成为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从资金方面来说，是与其社会剩余的多少和积累率（又称储蓄率）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建国初期，由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太落后，社会剩余量很少，积累很有限。1950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77元，1956年，则为142元。尽管全国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但是195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79斤、棉花２．５斤、油料９．８斤、生猪０．１２头，由于人口增长，1956年的上述人均数也没有多大增加，分别为614斤、４．６斤、14．５斤、０．13头。 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仅为65．19亿元，1956年为287．43亿元，1949年10月至1957年底，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为796．51亿元，平均每年近100个亿。 在这样低收入的水平上，要维持每年1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资金供给是很困难的。再从农村看，据1954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尽管经过四年的恢复发展，到1954年末，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仍然相当少，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耕地15．８亩、耕畜０．92头、犁０．62部、水车０．11部。由于农业落后，1954年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为420．６元（占农户当年总收入的60．７%），尚不足以抵偿生活费用的支出（平均每户为453．８元），必须靠副业及其他收入来弥补。再从农民的消费来看，１９５４年平均每个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68%，尽管比重很高，但是生活水平却很低，人均消费粮食373斤、肉类９．２斤、食油２．６斤、食糖０．８斤、蔬菜141斤。 这种低水平的消费说明，建国初期的农业剩余（农业税和出卖的农副产品）只是相对剩余，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食品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是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压低消费，提高积累率，为“一五”计划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见效快的办法。
从决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人力资本来看，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却非常短缺。据统计，1949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人口541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10•64%，乡村人口占89•36%；从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8•5%，乡村从业人员占91•5%。在上述人口中，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小学生450人。到1952年，在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为3•3人，中学生55人，小学生889人。 即使这样低的比例，1952年大学虽然计划招收7•5万名学生，还是面临着招生不满的忧虑（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应届高中毕业生太少），政务院不得不下达指示，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要求努力争取高中生全部升入大学，至少保证95%以上。即使达到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整编中抽调2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升学差额。
由于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据估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会超过5%。据1952年的统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7•4人，每万名职工中（尚不包括占就业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个体经济劳动者）有科技人员269人。另据1952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显示 ，在2470700名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4•4万人，占13•9%，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133684人，仅占5•4%。在这247万名干部中，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5•5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6•9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80%，文盲占3•10%。 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周恩来总理在1952年7月就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 因此，从1952年起，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即使到了1955年，在城镇职工中，文盲的比例仍然在50%以上，有的产业，如煤矿、建筑业，在60%-70%以上，有文化的技术职工非常短缺。 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共有14863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员只占8•4%。
总之，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像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另外两个因素
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此轻易地被放弃？除了上述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因素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值得分析。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到底，即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视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局限。因此，新民主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种结合非常成功，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仍然将新民主主义看作过渡阶段，看作是经济落后国家通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桥梁。于是，一但民主革命成功、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就自然会将社会发展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此外，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还存在着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前述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认同这个理论的。《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对于过渡时期所存在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确是现实经济的真实反映。因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和发展趋势看，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追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必然与这种发展趋势产生矛盾，必然会遇到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反抗，除非你不追求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共运受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没有超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视为社会主义。因此，公私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此消彼长，就自然被认为是未来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加紧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在建国初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底子薄，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将导致供求关系的紧张，因而需要加强资源配置的计划管理，这就使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私营和个体经济与政府要求的资源配置集中化、计划化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在1952年的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上。另外，1953年初修正税制所引起关于公私关系的争论(包括财经会议)，1953年6月李维汉关于公私合营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以及政协会议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也都反映出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和运用问题上，公私之间是有矛盾的。
第二，由于城市私营和个体经济刚从旧中国过来，存在的问题较多，加上缺乏完善的法制和市场机制制约，偷漏税、行贿、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等行为较多，从而使人产生其“利少弊多”的印象。
第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还不能解决诸如失业、“两极分化”以及小农经济的“脆弱”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家二次分配手段的完善以及农业的产业化，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但是在当时，就体制来说，似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那里没有失业、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农民的破产等问题。这对于建国初期的广大党员和人民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依靠体制改革来消除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常常是革命成功后的执政者习惯和喜欢采取的办法。
此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短期内也确实能够保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因此，尽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但是从上述因素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比新民主主义更优越。
(二) 国际环境的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开始逐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两大阵营的对立。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使某些民主人士呼吁的中国应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设想破灭，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宣布新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实现“一边倒”，即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是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条件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发展经济关系。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这使得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边倒”政策实际上从政治和制度上的认同被迫扩大到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在此情况下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演进起到了催化作用。例如恢复时期对“一五计划”的酝酿、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与我国私营企业交往等等。
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和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压力增大，国防费用增加。中国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即使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这就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三是在20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