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欧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是市场发展。中国季风气候使得东西方向产品差异小，没有交换必要；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为由西向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不能通过水路运输，陆路运费太高，商品交换不能实现。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导致社会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缺乏市场刺激致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不能刺激劳动分工，无法降低发明创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创新，生产技术陷于停滞。经济人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一、不可逾越的技术发展界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保持到18世纪，英国的发明家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始终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等到依靠“偶然性”原理能够发现和发明的“项目”都被人们了解和掌握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用严格的数学术语说，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是发明创造活动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考虑到任何发明创造在实际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不是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就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都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成本收益原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
从计时钟的发明过程看，政府悬赏显然是刺激发明的有效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一些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西欧人发明了保护发明者利益的“专利制度”。专利制度保护“发明创造”活动，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直接利用专利技术盈利的人把所获利益分出一部分给发明人，这就大大提高了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刺激人们去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许多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其成本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停滞是必然的。
人们马上会问，近代西欧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都是专利制度保护和刺激的结果吗？如果是，那么欧洲何以出现了专利保护制度？如果不是，那么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市场发展与技术突破
实际上，西欧最初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早就认识到，劳动分工具有降低发明成本的作用，欧洲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就是制造业中出现了精细的分工，例如在手工工场中，缝衣针的制造过程被分解为十多道工序，从羊毛到制造成织品的过程被分解为几十道工序。操作过程中精细的分工使人只需要多次重复简单的动作，这就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一些有限的难题上，刺激人们考虑如何用机械代替手工，用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创新成本大大降低，欧洲终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可见，导致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关键环节是劳动分工。
那么，为什么欧洲出现了劳动分工呢？
按照传统观点，分工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尽管不是根本变革），它来自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扩大来自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又归结到生产技术。这样，传统的探讨就成为：生产技术受制于分工，分工受制于生产规模，生产规模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力又取决于生产技术，陷入了典型的逻辑循环。在斯密以后的大约二百年中，没有人找到走出这一逻辑怪圈的出路。直到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规模的扩大，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市场利益的刺激，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市场兴起才是西欧技术突破、经济崛起的关键所在。
市场在刺激技术创新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增加了技术创新的潜在收益。所以，如果没有市场盈利的刺激，很难设想西欧会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技术发明和创新。
那么，西欧的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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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理条件与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发展，直接原因是参加市场交易的人数很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易是为了获得利益，商业利益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而在古代条件下，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各地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到河南省面积的一半，但年降水量多的地方达1500毫米，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气候差异大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许多河流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便于通航，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利益刺激使西欧人作出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选择”。这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条件），就是由于那里具有有利于商品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指出地理环境是人们首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传统的历史理论家一直没能发现地理环境与西欧经济兴起的内在联系，一直把重视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者称作“地理学派”而给予批判。现在看来，地理环境正是我们所探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终极原因。把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因归结为那里具有商品市场发展的天然条件，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对西欧经济兴起原因和原理的探讨，也为我们认识世界其它地域包括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参照系。简单地说，其它各地的社会长期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状态，都是由于它们不具备商品市场自发发展（相对于外来刺激发展）的地理条件。就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比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也更便于我们论证（这当然不是说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理条件比中国更有利于发展）。下面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
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商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现代公路运费等于水路运费的10倍。在古代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毛驴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
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导下，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不少人不同意我们关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的论断，他们或许会问，“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无所不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硬说中国的“产品差异小”呢？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的常识。但是，历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品差异是否足以刺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察产品差异的地域范围，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成本。例如广东与黑龙江的气候截然不同，它们的产品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费用（太高），古代条件下它们的产品不可能实现交换。所以，尽管中国的产品确实“无所不有”，但它们对历史研究并没有具体意义。我们所说的“产品差异小”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在陆路运输条件下，古代基本农产品市场的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际上更小），面积往往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很难有多大差异。
弄清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国宏观历史之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族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对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给予简单分析。
四、抑商政策也是统治者在特定社会状况下的理性选择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西欧的统治者和中国的专制王朝对商业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欧都实行重商主义，而中国都实行抑商政策，于是人们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这一认识其实是肤浅的，因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状况，相反，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从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是由于商业盈利高，因而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大量税收；中国实行抑商政策，则是由于商业利润小，国家对其征税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偿失，还不如干脆限制其发展。
如前所述，商业利润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差额必须高于运费，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只有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或者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由于运输费用高，茶叶、丝绸等特殊物品到达最终消费地时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是统治者早就发现了这一道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垄断盐铁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普通的农林产品难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从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已经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五、结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非常推崇人类的历史主动精神。现代经济学家也非常注重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不过从中国历史来说，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人们缺乏主动精神而少做了什么好事（儒家思想的禁锢使人们没有积极进取），也不是因为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多做了什么坏事（专制王朝极力压制进步势力），而是由于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下，“勤劳”、“智慧”的人民也只能够那样生活，只能够“创造”出前期显得光辉灿烂，后期又陷于停滞落后的历史。套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人们在那样特定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其它选择余地。
世界大多数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总要发展的”的认识是缺乏根据的。当我们放弃这一信念，跳出传统的历史研究框架，用经济学家的超然态度来观察中国百姓的具体生活时，就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历史之谜”其实十分合乎常规，它们也只不过是“经济人”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