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历史现象很令人关注，即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的中外对比。19世纪中叶，西方先进国家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从蒸汽时代迈向电气时代之际。那时的中国却是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忙于镇压起义，以及西太后发动政变、总揽朝政之时，与先进的历史潮流毫不相干。20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大国进行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信息时代，发展迅速，日新月异。中国则是“文化大革命”加“四人帮”，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这是我们的悲剧，总需教育青少年一代懂得，今后中国人再也别做蠢事和傻事了。中国本是文明古国，在世界上处在领先地位之上，一直延续到15世纪。16世纪起逐渐落后下来。近代时期则屡遭侵略，备受欺凌。在先进行列中过了几千年，怎么变成这么落后了呢？历史究竟是怎么演变的？确实需要人们去思考。实际上，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演进史。你的文明发展程度高，那就处于先进行列之中，否则就要落后。古代中国的先进，都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之时，西欧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仍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中国就难免落后了下来。如果说历史教人以智慧，那么首先就应从文明演进的角度去看待历史、认识历史、研究历史。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除去自然科学与技术外，一切社会现象都有阶级性。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存在绝对化的误差。社会上有许多现象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客观规律，如何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对于古往今来那些贪赃枉法、恃强凌弱、损公肥私、腐化淫逸的现象，任何时代的任何阶级都将其视为邪恶之事。相反，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忧国忧民、扶危济困等等，则被视为美德。这是公理自在人心，无法判断其阶级性。就是某些政府颁行的政策，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人口政策、保护环境政策、食品卫生政策等等。所以，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既不科学又无法做到。
文明是个广泛的概念，不同于文化。文化是指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与艺术以及风情民俗等等；文明则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制度、法规、生活方式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从最早的人类靠采集、渔猎为生，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生活质量、文明程度已有了多么大的提高！简直是判若云泥。依笔者浅见，探索这一过程才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使命。
当人类脱离其他兽类出现在世界之上时，他们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已是区别于那些兽类的会制造工具的“人”，也不懂得同类相残是一种罪恶。甚至到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还有以屠杀人来祭祖的做法，还有强迫活人殉葬的野蛮行径。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经过反复的探索，遭受了无数苦难，才渐渐有了精神觉醒，逐步反省了大量的问题，慢慢懂得了社会进步与自我完善的许许多多道理，生活得越来越文明了。
其实，阶级斗争本身也是文明演进中的组成部分。从同类相残到部族混战，再到阶级斗争；从氏族组织到建立国家；从城邦林立到大国并存；从仇杀到战争，再从战争到对话与谈判；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武力占领到经济渗透；从啸聚山林的造反活动到争取人权的斗争；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制度到代议制民主；从孤立分散到形成世界体系，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在精神上逐步觉醒的反映。自古以来，我们人类就在不断探索和认识客观规律，在不断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之中前进。在付出了不知多少沉重甚至惨痛的代价后，才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文明程度。例如，先人们付出了数不清的流血与牺牲的代价，才使今天大多数人明白了战争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自古以来有无数人遭受疾病折磨，又有大批有志之士长久探索，才使医学和药物学取得了那么多突破性的成果。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演变，不都同样属于这个道理吗？
由此可见，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去看历史，实际上是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总纲。这是一种境界和高度，也是一种历史观。抱着这样的历史观去认识和研究历史，就把握了真谛，也有利于真正接受祖先留下的历史遗产，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必须如实地把握住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1]。人类出现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活动。从采集、渔猎到今天采用高科技手段劳动，生产活动从未中断过，也不可能间断。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某个社会阶段中的调整与调节，历来都是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进行的。史前时期的氏族社会是旧石器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延续了几百万年，氏族社会也就存在了几百万年。距今约1 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产生了，接着又发生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结果是出现了使用奴隶的现象和贵族与平民的对立。于是，氏族社会解体，城邦国家产生，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此后的几千年里，全世界都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之下。正是这个自然经济，决定了那时只能存在农业文明和古代社会。到14-15世纪，商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生产力快速发展起来，这才有了工业文明和近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开始了。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手工工场阶段，已然建立起一个跨国跨地区的国际贸易网络，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2]当时即使是在最先进的国家，农业也在国民经济中占首要地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进入蒸汽时代后，工业已在先进国家中占了首位，而且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初步形成。马克思就此写道：“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一语道破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进了电气时代。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的经济模式形成了。这就是以科技为先导，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竞争手段，以垄断为生产组织形式的模式。生产力的大发展，促成了一种“世界经济”，这已是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早期表现。与此同时，以人权自由、公民参与、政党政治、更健全的代议制度为特点的现代政治模式也基本形成了。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发挥出来的威力，更是远胜往昔，不仅决定着各国的综合国力、群众生活、国际地位，而且对于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也发挥着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看来，人类文明的演进，重要文明成果的取得，都是生产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和生产力推动的结果。不过，决不应把历史上一切细微的事物都与生产力直接挂起钩来，将生产力标准庸俗化、教条化。这里强调的是总的规律，是从宏观角度论述的。
既然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那么它也是评价历史现象的根本标准。除此之外，那些伦理的、道德的、情感的评价标准，都能够说出不少理由，但是决难引出科学的结论。
与生产力标准密切关联的是实践标准。前文已经谈过，必须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多年以来，在对历史问题下结论时，常常困于若干传统的、带有权威性的论断。这些结论有不少是科学的、精辟的。但是也有些不科学、不准确的内容，甚至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例如，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曾几次断言，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却没有应验。过了半个世纪后，恩格斯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4]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榜样。遗憾的是，此后很快又出现了不少资本主义即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胜利的论断，自然都无法应验。这里绝无批评前辈革命导师之意。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包括最伟大的人物，在解释历史和推测未来时，都会有局限性，至少有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这是不能苛求的。当然，科学准确的结论也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在依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时，既要接受科学的结论，还要修正不正确的结论。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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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注意，在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事物往往带有是非不明、黑白难辨的特点；有些人物则是功过参半、正邪相兼；更有些历史现象与血腥的罪行相伴随，但在主流上却是进步的。这一切更说明，一定要依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立论，而且必须根据生产力标准来判断。此时尤需注意，不要使用伦理道德的标准，也不能以当时劳动群众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为尺度。譬如，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充满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诸如圈地运动、海外掠夺、殖民扩张、黑奴贩卖等等，但它瓦解封建制度，催化资本主义制度诞生，无疑是进步的。只有根据实践结果与生产力标准才能得出这种科学的结论。与此类似的历史现象还有许多。
在立论和评价问题上，应切忌搞繁琐哲学，不必对所有现象都进行评价。历史上有不少现象并不存在原则上的是非曲直。汉族习惯于按照天干地支纪年定出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个属相；别的民族和外国人没有这种习惯。这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现象，何必要辨明是非？对于大量存在的此类事情，大可使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多维逻辑对待，不必用“非此即被”的二维逻辑强行评断。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必然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文明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代价，有时是十分沉重的代价。当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许许多多的人成了奴隶。当工业革命首次在英国发生时，大批手工工人破产，新诞生的产业工人也被迫从事着超过人体负荷的劳动，住在贫民窟中，过着极为悲惨的日子，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然而，正是从那时起，工业化有了开端，工业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人类进入了更高的蒸汽时代的文明发展阶段。还有，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讲了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问题，说那是它的积极作用，破坏旧的、过时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建设新的西方式企业和铁路等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实际是印度迈出了现代化进程上的第一步。印度人民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上类似的现象非常之多，证明重大的文明进步必定以某种相当严重的损失为代价，这是规律。“有所得必有所失”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但是从中不难看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如果与文明进步所取得的成果相比，仍然是微小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文明成果是泽被天下、荫及后世的，至今人们还在享受着它们。机器、电器、电灯、电话、计算机，以及火车、飞机、轮船……不是正在为人们效力而且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吗！
这些说法若能成立，倒是使人产生了一种联想：多年以来我们在书本里和课堂上所着重阐述的，大部分是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以及革命、起义、暴动等等事件与过程，常常被列为重点。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事件中的大部分，多半是属于为争取文明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这一切当然是必须讲的。但是如果只讲代价部分，不讲或少讲文明进步本身，不论述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这能算是完整的历史吗？先人们历经磨难、流血牺牲所留给后人的，只剩下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气魄，而没有实际成果，也就是说只有精神财富而没有物质财富。这恐怕有些对不起先人吧！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讲了一种历史观。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是总纲；实事求是、注重实践是基本原则；强调生产力是评价的根本准则；辩证地看待成果与代价是一条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尊重实践检验的结果。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