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4页。）90年代初，一些学者着意将此引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如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陈引驰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芭特勒的《性别麻烦》(london:Routledge,1990)，于致中的《正文、性别、意识形态——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吕正惠主编《文学的后设思考》，正中书局1991）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借到台湾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后，研究者把它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从而成为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一般说来，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一批学者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自觉地从事这方面研究。
整个90年代，学位论文中的女性作者占整个唐代文学学位论文作者的将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过一半。从学位论文的女性研究对象来看，所涉及的面也较广，研究也较深入。陈瑞芬的博士论文《两汉隋唐妇女闺怨诗研究》（文化大学1998），对一千多年的妇女闺怨诗细加搜寻，然后加以分类，归纳其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探析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表现手法。同年李镇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两性意象研究》（中央大学）则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首述唐代两性的社会文化处境，次则叙述唐诗中所呈现的两性意象，并阐释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以建构唐代诗人的两性观。王怡芬《〈花间集〉女性叙写研究》（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8），讨论了《花间集》中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就女性的外貌、心理以及所处环境做出分析和研究。另外，象陈雅玲《唐代妓女研究》（台湾师大1995，硕），吴碧贞的《唐代女仙传记研究》（政治大学1998，硕），林岱莹《唐代异类婚恋小说之研究》（中兴大学1998，硕），赖ｐèｉ＠①如《〈花间集〉中女性形象研究》（东海大学1997，硕）等，在探讨的角度、深度或研究的方法上也都很有特色。
从研究队伍来看，台湾不仅有一批女性学者活跃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形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群体。其中的骨干既有中文系学者，如钟慧玲、梅家铃、洪淑苓、郑毓瑜、胡晓真、徐照华等，也有外文系的学者，如曾珍珍、张淑丽等，一批老一辈学者如林文月、叶嘉莹也有一些女性方面的研究和观察。其代表性的论著有：钟慧玲主编的《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2000）、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台湾大学洪淑苓、梅家玲等六位女教授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廖美云《唐伎研究》（学生书局1995），郑志敏《女伎与唐代文学艺术》（文津出版社1997），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89），叶嘉莹《论词学中的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词学》11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梅家玲《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刘纪蕙《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中外文学》18卷1期），郑华达《“敬顺”与“悔嫁”——唐代闺怨诗的社会意识》（《大陆杂志》97卷期），王雅资《唐代宫廷女诗人初探》（《中兴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文集》3期1998），洪素香《唐代宫女入宫原因及其工作生活探析——以〈全唐诗〉为例》（《高雄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8期1998）等。一些男性学者对此也有所研究，如游志诚《唐传奇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倾向——兼以红线为例的意义探讨》（《中外文学》1988·6），马森《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地位：〈烈女传〉的意义》（《国魂》500期），鲍家麟编著的《中国史论集》一集、续集、三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1993）有关女性文学的探讨等。另外，还有上述的一批学位论文，使这个女性文学研究群体，有着很强的后续实力。
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也占较大的比重，以唐人小说研究为例，不但有这方面的专著，如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大安出版社199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中关于唐人小说的例举等，而且多自觉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刘燕萍在《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序言中称：鉴于历来的唐人小说研究多就人物情节加以分析，不能别出机抒，故而采用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悲剧理论，对《步飞烟》、《霍小玉传》等女性加以分析，以“扩展出另一研究视野”。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中的《爱情的炼狱》则尝试从人性论来解析《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深层结构。单篇论文也是如此：康韵梅《莺莺传里的情爱世界》（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45期1996）从两性关系来探索这篇小说新的意涵。潘佩馥《李娃传与茶花女比较》（《传习》15期1997），廖玉蕙《〈夷坚志〉中异类婚恋故事的几点观察——兼论与唐代异类婚恋故事比较》（《东吴中文学报》3期1997），邓静蓓《叙述话语与艺术建构——唐人小说〈尼妙寂〉、〈谢小娥〉的一种解读》（《中国文化月刊》207期1997）等则分别采用比较文学、语言分析等方法，力图对唐人小说中的女性作出新的解读。1995年8月，东海大学为配合“国际妇女年”，召开了“妇女与文学研讨会”，就有关女性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这是台湾首次对女性文学的专门研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台湾学术界女性意识的形成，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4月在淡江大学召开的“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则是20世纪结束前范围更大的女性文学研究盛会。会后结集成《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学生书局出版(2001)。会上还组织了一场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向海内外学术界展示了这方面的后续实力。专门研究女性、性别的“性别／文学研究会”也于1995年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专门研究女性文学及性别关系的学术组织。
第二、对西方女性文学作出自己的解读和改造，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结合弱势论述和解构论，对所谓实证性的现实和未经验过的男性历史都采取质疑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符具的游离、意义的模棱性和历史的断裂等，也许是蛮能符合某些女性主义者口味的”。（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5页。）该理论引入台湾后，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将其理论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说来，她们不再采用历史的断裂和表达上的模棱性，相反却强调历史的承绪，有意识地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法对采用语言分析、比较文学和解构论等中国读者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的重点则集中在“思妇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用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来解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怀人望远之作，认为历代文人笔下的楼头张望、幽闺独守的思妇，实际上已变成“男性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1995年12月，在东海大学召开的“妇女文学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和重新解读，论文集结为《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于1997年出版。其中台湾大学中文系梅家铃的论文《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了汉晋以来“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衍变情况，并对相关的两个问题：传统社会的婚姻观与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处境，政教理念、诗学传统以及拟代风气，对思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魏晋以后，表现女性以写已婚妇女为大宗，因此对“思妇文本”的研究，应首先关注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随之而生的“性别角色”规范；建安以后的思妇诗，除甄后的《塘上行》之外，余皆为文人“拟代”之作，而“拟代”往往又是作者就先出之文本予以筛拣、认同后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思辨色彩。张淑香的《邂逅女神——解〈老残游记二编〉逸云说法》和《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皆是对《老残游记》中的逸云、白妞、屿姑等几位女性进行重新解读，主要采用“JosephCampbell英雄追寻神话的理论分析”，再以“古典文学‘遇仙’的传统审察其叙写模式”（注：分别见《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1996；《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391页。），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许丽芳《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则用比较的方法从书写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女性自觉时的矛盾与痛苦。作者指出：女性书写的价值观不同于传统的男性，“传统书写之价值依据往往来自书写者对外在环境之关怀与贡献，至于个人怀抱，则往往较为忽略，甚而形成书写者本身之自我约束与焦虑来源”，“相较于男性书写者之意识，女性书写者往往另有自我怀疑之矛盾或焦虑，即书写活动似与个人应有之作为有所冲突，而此亦形成女性于书写活动所呈现之特质”。至于产生这种书写价值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写作空间和传统中的定位有关：女性书写的“写作时间往往零碎片断，与男性之全然投入甚而以为毕生职业所寄有所差异”；“女性书写者之特有矛盾即所谓‘才’与‘不才’之挣扎，主要来自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自责或内疚。至于男性，其之所以避免露才扬己，亦在于道德价值之判断，主要为对全体环境之负责，而非仅限于家族”。胡晓真的《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2001.7.24），以晚清的两部弹词小说《金鱼缘》和《笔生花》为诠释文本，从性别自觉的痛苦与解脱以及性别错位等角度，对女性书写者创作心理以及表达方式上的矛盾有更为细密的体察。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在创作弹词小说时，“展现的也是一种极为暧昧及摆荡的姿态：她们一方面欣欣自得，执着不悔；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时藉机解释自己的行为，强调并无逾越礼法或有碍妇职之处”，而且通过夹插自叙的方式，强调其书写是在妇职中“忙中拨冗”中实现的。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的内心世界，就像他们笔下的后花园，充满了隐秘和矛盾：一方面，花园是压抑和禁锢情欲的围墙，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私会、释放情欲的场所，而园中的花妖树怪，更是对情欲的挑逗。至于其“欲望的公开和私情的消解”，作者认为在弹词小说中是通过“女扮男装情节”来实现的。胡晓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文学博士，近年来一直着重于明清代女性叙事文学尤其是弹词的研究，著有《女作家与传世欲望——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自传性问题》（《语文.性情.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4）、《晚清前期女性弹词小说试探——非政治文本的政治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女性文学想象与晚明变局——论〈天雨花〉中父女传承》（《传统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文集》2000）、《凝滞中的分裂文本——由〈梦影缘〉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叙事》（《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2001.7.23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阅读反映与弹词小说创作——清代女性叙事文学传统建立之一隅》（《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之自我呈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等，并主编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等。其研究方式与其说是借用了容格等的“性心理学”和德希达的符号学理论（由于其学历出身，她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毋宁说更多地与传统文化的对接，我姑且称之为新索引派，因为旧索引派着重于对书中人物和本事的考索，而她则重在对书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图解与解读。
另外，这批研究者的女性研究意识也较为明确，往往在前言或结语中对此加以强调，或与传统的研究意识加以比较，以突出其不同。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意在探讨文学与世变之间的关系，但书中有一半以上的篇目是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作者中也有几近一半的女性。主编在“导言”中对此种研究方向和选择还特别加以强调：“有关女性与世变关系，往昔的讨论多数着重于描绘妇女在乱世中的受难角色：或飘零异乡、流离失所；或者家族遭戮、身被蹂躏；或者宁死不屈、捐生守贞。至于妇女本身对世变的思考及主动参与，或者女性价值在世变中的意义等，则或者由于研究资料未被发掘，或者受限于研究者的视角，很少受到重视。本书中有多篇论文关怀女性问题，弥补了这项缺憾”（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导言”，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4页。）。蔡瑜在《从对话功能论唐代女性诗作的书写特质》的“前言”中对传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提出批评，她说：唐代虽被公认为是诗歌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但“这一切在印象中似乎也是由男性诗人打下的天下，在有限的诗史或诗学史的册页中实难得见女性诗人的身影。因此该如何重读唐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探寻不同的意义，来和以男性为主的诗学建构形成对话，实是唐诗研究必须开拓的新视野，更是研究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环节”。（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81页。）钟慧玲则从女性角度强调研究“思归诗”的重要。她认为“思归诗”不同于男性作者写的“思妇诗”或“弃妇诗”，也“显然不被男性作家所青睐。可能是这类的题材并不符合以夫权为主的婚姻传统。但正因为如此，女性内在的声音反而可以不受干扰，清晰地呈现出来”。（注：《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清代女作家思归诗探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年，第128页。）许丽芳在《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的“前言”中强调研究女性书写的动机与价值：“相较于一般士人对于从事书写活动之认知与自我约束，传统之女性书写者则另具有不同之书写认知与个人之自省批判，其人不仅受限于传统之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加之性别与地位之相对差异，对于书写之认知较男性书写者更为复杂与多元”。作者说自己的研究目的即是“藉由分析历代对女性书写活动之认知、女性自身之书写自觉及实际作品表现，以期对于传统女性对于书写活动之意识与反省”。学者们的这种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对年轻的研究生们当然会有影响，成功大学陈玉萍的硕士论文《唐代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之虚构意义》(1998)，不仅对《全唐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的描绘手段、意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和诠释，而且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期待：借由男性论述下的唐代小说文本，来探究男性观点下的女性形象，并从中理解唐代男性投射在他界女性角色上的爱欲恐惧等种种心理。辅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王学玲在《古典诗歌中“妓女”形象的运用及转变——以李白为例的讨论》一文中指出：在近五万首的唐诗中，有关妓女的篇章就有250多首，“可见妓女形象的运用构成了唐诗中极有风韵和魅力的一部分”。但“在男尊女卑、礼教为重点传统社会中，‘妓女’向来遭受鄙视和轻忽，尤其是自命清高的文士大夫总是视之为妖魔祸水而痛加挞伐。奇诡的是，她们往往又是文人骚客喜闻乐道的话题”。（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99-2,12,111页。）作者通过对李白在咏妓诗上的贡献的肯定（即将以色艺供人娱乐的妓女变成抒发个人情志的女性）来批判传统的两性观。
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发生置换，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标准。
女性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时不再是以传统的标准和男性眼光，而是改为女性的角度来看待历代男性作家书写的两性关系和妇女问题，并对历代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发掘和重新评估，不但视角新颖别致，而且在价值判断上发生扭转。东海大学中文系的钟慧玲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钟是东吴大学的博士，曾任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对台湾的女性文学研究有较大的推动，本人的研究领域则在古典文学方面，尤其是清代女诗人研究，著有《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金川诗草百首鉴赏》（合著，文史哲出版社1997），主编有《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等。她的《吴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从“翠袖”、“依竹”的象征意义，“性别自觉的痛苦”和“男装的意义”等独特的考察角度，来发掘这为清代女诗人在性别意识觉醒时的痛苦与困惑，对其诗作的价值做出重新评估。钟慧玲有关唐代文学的女性研究有《长贫任妇愁——杜甫笔下的妻子》（《东海中文学报》10期1992）、《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东海中文学报》11期1994）等论文，也同样以研究位置的转换为其特色。过去研究杜甫的家庭生活，总是从杜甫的视角来肯定他独喜幼子、关爱老妻，甚至同李白的家庭观念作比，来突出杜甫浓厚的家庭观念。《长贫任妇愁——杜甫笔下的妻子》却专门讨论杜甫妻子杨氏的情感世界，体察她在离乱和贫困中的思念和忧愁。这与探讨杜甫的内心世界的通常做法，在研究位置上发生了置换，可以说是体现了女性文学及其研究者的典型特征。《为郎憔悴却羞郎——论〈莺莺传〉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观》分析了元稹在《莺莺传》中赋予张生形象的几个重要特质：守礼不乱、诱惑者的角色易位、炫耀与审判的双重心态，并以此来分析元稹的感情世界：对爱情充满了不信任，眷怀旧情的矛盾心理，指斥莺莺是“妖孽”又比拟为“仙女”——对莺莺无法定位。如此的感觉与体察，恐怕也只能来自于女性学者。张淑香的《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则从女性角度来观察刘鹗，解析他的创作动机。她认为“刘鹗似乎是有意突破传统，为女性打造新形象，表示他对女性的重视和认知”。（注：《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第390页。）东华大学外文系的曾珍珍从女性文本出发，对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粲粲三颗树》进行了重新解读。历来谈到陶渊明的乌托邦乐土，总是以《桃花源记》为例。曾珍珍认为大家都忽略了《读山海经》中的《粲粲三颗树》。作者认为该诗所启示的是母权乐土，是“以阴阳两仪并立、开创多元共荣的结构原则”在“这组诗文本两性化”中的体现。至于大家都忽略了《粲粲三颗树》中母权乐土想象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女性观点阙如”。（注：《粲粲三颗树：论六朝诗赋文本两性化的表现》，钟慧玲主编：《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1997年，第316页、317页、340页。）这种研究位置的转换，也导致她对阮籍等人的六朝诗赋作出独特的理解。她认为：魏晋风流可能与男同性恋有关系，“说六朝诗人独具双性想象，应非妄议”，阮籍的《咏怀诗》第十二，即“是以古喻今歌咏男同性恋的”，而且这种双性想象是屈骚传统的流被。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为了体验神灵宇宙的阴阳相生、浑然一体，巫者必备雌雄同体的双重身份。《离骚》中的屈原挪借巫者身份，自然或男或女，六朝诗人的双性想象正源于此。梅家铃在研究“代言”、“拟作”这类古典诗词时，也从女性角度确立新的界定尺度和价值判断标准，她的论文《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的美学特质——兼论汉晋诗赋中的拟作、代言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等皆作如是观。在后一篇论文中，作者对拟作、代言现象以及女性价值观重新作了分类，并试图以新的判别标准勾画其发展流变线索。她认为“拟代”之作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纯拟作，如陆机《拟青青河畔草》；纯代言，如曹植《七哀诗》、徐干《室思》、张华《情诗》以及二陆的代妇赠夫等；兼具拟作、代言性质，如《楚辞章句》中所收的汉人骚体辞赋，一方面代屈原立言，另一方面又模仿《离骚》运句遣词的方式。但无论那种方式，所表现的都是男人的视角和社会、家庭主体者的心态。欧丽娟则认为《红楼梦》中的“五美吟”，不同于阮籍、左思等传统的咏史、咏怀诗，是“开显女性主体意识到咏叹调”，“一阙歌赞女性价值的颂歌”。诗中被“指斥、痛讥、鄙弃的英布、彭越、汉元帝、石崇和杨素等人，正是俗世之中到处张扬横行的浊臭男人的代表，他们或贪或莽、或庸俗或鄙吝，或目光浅短或昏聘无能，在虞姬、王昭君、绿珠、红拂等才性焕发的女子对照之下，都显得多么卑微，龌龊和渺小”。（注：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00年3期，第6页、121页。）
第四、女性研究和相关活动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学术界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女性文学的研讨会，如1995年12月，东海大学中文系发起召开“妇女文学学术会议”。钟慧玲、梅家铃、洪淑铃、徐照华、曾珍珍、张淑丽等16位女学者参加会议，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古、现代女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进行探讨与研究。其论文集《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则由里仁书局出版。1999年3月13日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召开“水＠②＠②——女性形象学术对谈会”，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胡晓真与南华管理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淑娟，就“中国古代诗词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进行对谈。同时还进行史学和当代影视方面的对谈。同年4月30日，淡江大学举办“中国女性书写研讨会”以及“女作家座谈会”和研究生论文发表会；2001年8月20至22日，“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国际学术会议”，主要围绕“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隐、私、密、情等概念的核心意义”、“应循何种途径与策略，探讨明清女性或私人性作品，如闺秀日记、日记、游记中所表现的对个人私密世界的兴趣与经验”？“五代至宋在原本男性威武文化中有文弱化和女性化倾向，此时之男性情感世界别开生面，如何从文人画和笔记小说中窥一究竟”等问题展开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澳、中、德、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150多名，另有50名观察员参加旁听。会上发表的26篇论文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文学研究，如日本学者青木敦的《地域与国法：南宋女子分法与江南民间习惯关系再考》，英国爱丁堡大学BonnieS.Mc-Dougall＜Revealing to Conceal: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Republican China＞，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后、伯克莱加州大学Paola Zamperini＜In and Out love's Market-place in late Qing Fiction＞，东吴大学历史系刘静贞《私情？公义？——孟姜女故事流传探析》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程念祺也在会上作了《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与私情》的发言。紧接其后的8月23至2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又在中央研究院学术中心召开“近代中国的妇女、国家与社会”研讨会，集中讨论1600--1950年间性别与国家、性命、法律、社会，妇女与美感、教育、文艺、家庭，以及性别与战争、跨文化的妇女等女性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有胡晓真、华玮、吕妙芬、蔡瑜、周慧玲、前山加奈子、Susan Mann,Joan.Judge等3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这两次研讨会皆是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开始时的盛大聚会和军力的检阅。另外，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胡晓真、衣若芬、刘苑如三位女学者主持的长达两年的“世变中的文学世界”主题计划，如前所述，亦多从女性研究的角度出发，题材亦多是女性。这些海内外研讨活动的开展，自然扩大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推动了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这些活动之所以得以展开，除了上述的女学者主观努力外，更是台湾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支持和扶植的结果。淡江大学就专门有个女性文学研究室，上述研讨会就是由她们与中文系联合举办的。而会议的第一场主持人则是当时的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张双英。提供经费支持的除了教育、科研单位和行政部门外，联合报系的文化基金会、淡水镇公所也提供了赞助。上面提到的本世纪开始时的两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前者是由“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举办；后者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由“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财团法人纯智文教基金”提供资助。
一些年鉴和年度总结也都把“女性文学研究”作为一大特色，或一大成就来评估和总结。如王基伦在1997年《台湾文学年鉴》中把“性别研究”作为1997年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中三项“研究成果重点”之一。认为当年“最令人注目的著作是，由六位女性学者合著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她们皆执教于台大中文系，颇能代表该系结合古典与创新的学术活力”。（注：《古典文学研究概况与特色》，《台湾文学年鉴》，1997年，第67页。）陈成文在《1998-1999年台湾地区唐代文学研究概况》的“结语”中也肯定“女性主义新视角的运用”出于“勇于尝试，突破研究巢臼的企图心”。（注：见《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10期，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