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法西斯主义给“社会研究所”成员带来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西马”的认知模式使“研究所”成员形成了“大众犹如原子”的判断,因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的心理图式使他们得出了“大众文化是极权主义的温床”的结论,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一方面唤醒并确立了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一方面也使他们强化了“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正是在这股合力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理论 认知模式 心理图式 美国的大众文化
至少有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得以形成的逻辑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法西斯主义带给“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在以下的分析中,笔者将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因素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以便我们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
一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一方面,“老年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成了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剖析大众文化的重要武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又成了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建构审美乌托邦王国的主要依据,以至于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与理念已经镶嵌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总体设计中,并构成了“批判理论”宏大叙事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汇(如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大众等)所指涉的对象及其作用产生了怀疑,并逐渐抛弃了马克思那种无产阶级因为经济剥削与压迫而必然起来革命、从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认知模式,自然,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也就与那种认知模式一起被抛弃了。在谈到法兰克福学派出场的时机时,安德森指出:
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与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的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还
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①
法兰克福学派远离无产阶级是一个事实,但这种远离却是建立在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重新认识之上的。按照恩格斯的解释,“无产阶级是由于产业革命而产生的”。作为“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它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处在了被剥削受压迫的境地。结果,他们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因此,资产阶级在为自己生产着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生产出了掘墓人。②显然,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年代,无产阶级毫无疑问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大众是革命主体。然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社会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阿多诺把这个社会定位成“全面管理的社会”(the totally administered society),而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把它形象化地表述为“单维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由于统治阶级通过技术理性的力量把统治意识形态推进、渗透到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马尔库塞曾作出如下判断:
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意识占着主导地位。当然,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革命的意识才会显示出来;然而与以前相反,工人阶级在当今社会中的状况与革命意识的发展是相对立的。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整合,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植根于基础(infrastructure)本身,植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之中的:宗主国的(metropolitan)工人阶级从超额利润、从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从军火预算与政府的巨额津贴中分得好处。说工人阶级可以失去比锁链更多的东西也许听起来粗俗,但却是一种正确的表述。③
如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说的改写或修正。在这种改写或修正过程中,他们先有了一个事实判断(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工人阶级取代了曾经革命的工人阶级),然后才有逻辑判断与思维方式的转换。而当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认知模式取代了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的认知模式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也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大众看作真正的革命对象了。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大众”虽然在更多的时候指代的是中产阶级大众或商业意义上的大众,但却隐含了对无产阶级大众堕落为中产阶级大众的失望与批判,其中的政治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对无产阶级的失望使得法兰克福学派把关注的视线不断地投向了个体,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自律的个体与顺从的大众)的思维模式,这就为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对立埋下了伏笔。同时,对资本主义整合程度的不同认识又使他们形成了两种思想趋向:显的层面是悲观主义———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这种趋向在阿多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隐的层面是乐观主义———不断寻找革命主体的冲动使得他们具有了把洛文塔尔(Lee Lowenthal)所谓的“政治—革命意识”④转化成革命实践与政治行动的动力。这种趋向在本雅明与马尔库塞那里表现得更加充分。而到了最后,他们又全部在美学-宗教的救赎层面胜利会师。于是,对大众的弃之不顾,对个体的拯救,犹太救世主义的渴望,政治行动主义的迷狂,皈依美学的冲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叙事元素,而大众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叙事模式之下被书写出来的。
二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与学理背景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一种认知模式,从而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有了一个特殊的切入角度(首先从政治,然后才是商业),那么,法西斯主义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与痛苦记忆却帮助他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心理图式。这种图式同样在对他们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纽约的秘书迈尔(Alice Maier)曾经如此描绘过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所”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必须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可以说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把我们团结到了一起。”⑤如此看来,抨击法西斯主义并进而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当时摆在“研究所”全体成员面前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具体的研究思路与设计方案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对策。在这一时期,马尔库塞写出了《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一方面旨在证明法西斯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试图拯救出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性思想”;洛文塔尔与别人合作研究的成果是《欺骗的先知》(False Prophets: Studies on Authoritarianism),意在说明美国的煽动者与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使用了相同的技巧与策略,其目的在于达到对大众心理的控制。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则写出了《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Enlightenment),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使他们开始了对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的思考:“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合乎人性的状态,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⑥而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策略,远在巴黎的本雅明提出了以牙还牙的主张:法西斯主义谋求的是政治审美化,“而共产主义对此作出的回答是艺术政治化。”⑦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声讨与批判上,“研究所”成员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法西斯主义阴影笼罩之下的产物,是“研究所”成员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合理延伸。
那么,法西斯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对法西斯主义的声讨与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之间的连接点又在哪里呢?是大众媒介。当时电视还没有问世,无线电广播是纳粹政府上台后控制群众、进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主要电子媒介(除此之外还有电影)。“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⑧在他的统筹安排下,“纳粹党以强迫作为手段,把公众组织起来,集体收听。当时,接收机是放在街道上的”。⑨“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进行过如下思考:“无线电广播变成了元首的普遍喉舌,他的声音从大街上的扩音器中传出,就像女妖塞壬的嚎叫一样让人惊惶失措———简直无法把现代宣传与这种嚎叫区别开来。国家社会主义分子自己也知道,就像印刷机使得基督教改革运动成为可能一样,无线电广播也缔造了他们的事业。”○11由于无线电广播、电影等新型的电子媒介成了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所以,大众媒介在把“个体”变成“群众”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带着这样一种“前理解”或心理图式,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到同样由大众媒介或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时就不可能不产生相似的联想,并进而把这种联想转换为学理层面的论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凯尔纳指出:
流亡美国期间,他们注意到二战时期罗斯福使用媒介让人印象深刻,也觉察到宣传家对大众媒介的利用。……处于这种军事化体制与战争状态之下的媒介———无论它是自由民主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都更与单维的或宣传的形式密切相关。而且,媒介与社会的“批判理论”模式可以对二战之后与“冷战”期间那种统治的趋势与效果作出更精确的描绘。当媒介被征用于反共的讨伐时,当媒介内容受到严格的控制与审查时,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提及的“清洗”的局面也就出现了(《启蒙辩证法》第123页)。○13
凯尔纳的分析是非常公允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虽然有文化贵族与精英主义的偏见,但更重要的是对一种体制的批判。因为在法兰克福人的眼中,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只要资本主义体制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法西斯主义的替代形式———极权主义,而大众文化又是孕育、催生极权主义的巨大温床。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无线电广播生产出来的法西斯宣传品与用好莱坞梦幻工厂生产出来的娱乐片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表面上都在对大众作出某种承诺,但实际上却只对极权主义负责,大众最终变成了牺牲品。如此说来,那些把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单单归结为一种精英主义话语的学者,确实把法兰克福人那种沉重的问题意识大大地简化了。
三
美国是盛产大众文化的国度,这种“盛产”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学者指出:
在整个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14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总统利用无线电广播使得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便无法生存下去。○15
———这就是“研究所”成员来到美国时所面对的大众文化格局。对于美国的普通公众来说,由于大众文化是伴随着新型的传播媒介(主要是电影)从20世纪初期迅速发展起来的,“符合大众的口味,又从大众中获得力量”,○16所以,经过30年左右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后,他们已经把娱乐的快感与享受看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美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尽管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他们曾经有过“娱乐活动必须受到社会的约束”的呼吁,○17但是到了30年代他们已在大众文化的强大攻势面前缴械投降,纷纷开始了与大众文化调情、为大众文化鸣锣开道的旅程,○18所以美国的知识界基本上已被大众文化所同化。当法兰克福人来到美国时,大众文化在美国不但已经落地生根、合理合法,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东西。甚至连政治家在总结自己这个国度的成就时也对大众文化念念不忘:“如果说,罗马献给世界的是法律,英国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政体,法国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的民族主义,那么,现代美国献给世界的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大众文化。”○19
然而,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于这群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知识背景无论如何不可能使他们像美国的知识分子那样与时俱进、洗心革面,从而投身于大众文化狂欢的海洋之中。因此,从一开始,法兰克福人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对峙甚至对它的敌视无疑是存在的。而当大众文化研究成了“研究所”40年代的中心工作之后,“研究所”成员纷纷进入了美国的媒体或政府部门,○20亲眼目睹了大众文化的制作、生产过程,也亲自观察到“政府把大众传播当作政治宣传工具使用”的情况。○2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多诺写出了一系列论电台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文章,并与霍克海默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著名论断,洛文塔尔在对流行传记的研究中得出了传记主人公由“生产偶像”(idols of production)变成了“消费偶像”(idols of consumption)的结论,马尔库塞这段时间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虽然无所作为,但他在美国政府部门长期工作的经验无疑为他60年代对大众文化的继续批判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论据。由于在媒体或政府部门的供职加深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生产程序、商业与政治合谋的了解,美国知识界对大众文化的暧昧态度又强化了他们对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知识分子认同于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胜利),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他们无法不对大众文化采取一种批判的姿态。在谈到“研究所”成员批判大众文化的原因时,阿多诺的表白中隐藏了许多的值得玩味的信息:
尽管所有的社会批评与意识都有经济优势,但是绝对的精神(Geist)关联物却总是自明的(self-evident)。在美国,我被告知的自明性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精神相关的东西不会得到明确的尊重,不像中欧和西欧,这种尊重渗透在所谓的受教育阶级那里;这种尊重的缺席导致精神朝着批评的自我决定方向发展。○22
阿多诺在这里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美国文化并拿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作比的意图是一目了然的。当他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获得了一种打量美国的视角并由此反观欧洲文化时,他也就建立了一种比较的尺度,而在这种比较中,他的心理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后者。其原因非常简单:美国文化本来就缺少欧洲文化中无需证明的“精神”,人们又对“精神”缺少必要的敬意。由此联系到他终其一生坚持批判的大众文化,其批判的又一原因也就大体清楚了:美国的大众文化使他意识到了精神家园的沦丧,而精神家园的重建不可能是在技术理性高度发达的当代美国,甚至也不可能是在生长过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欧洲,而只能是在记忆中或想象中的某个乌托邦的王国里。
阿多诺晚年的这种思考实际上代表着法兰克福人的共同想法。本雅明自杀之前那种浓郁的弥赛亚情结,马尔库塞晚年的皈依席勒,洛文塔尔对乌托邦思想的反复申明,这一切表明:共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思想在一个必然的逻辑终点相遇了。除了本雅明之外,无论他们曾经对大众文化采取过怎样的态度,美国的大众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美国的生活经验,都参与了对他们思想的塑造,并最终帮助他们完成了最后的选择。因此,更全面地说,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批判大众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和对法西斯主义的痛苦记忆固然已坚定了其批判立场,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一方面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批判的必要性,一方面又唤醒并确立了已埋藏在他们心中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而且帮助他们形成了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以,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者完全取精英主义的角度是片面的,但是取消了精英主义这一维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将无法做出更精微的分析与更准确的判断,这是我们在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时应予特别注意的。
从主体(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既成的认知模式和心理图式)与客体(美国的大众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并指出了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逻辑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理论话语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而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也必须面对当今的社会结构与更加发达的大众文化来进一步验证其对错真伪。然而,无论当今的学者取怎样的眼光、角度、方法与立场来审视,都不应该把这种理论的历史语境悬搁起来。因为,只有走进历史之中我们才可能发现,许多学者对法兰克福人的思想往往只是简化地理解,他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批判显得过于轻率了。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钅舌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 263页。
③Herbert 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p. 5-6.
④Martin Jay, ed.: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40.
⑤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143.
⑥○11Theodor W. Adomo & Max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Inc., 1972, p. xi, P. 159.
⑦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Zohn, Fontana Press, 1992, pp. 234-235.
⑧⑩[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 351页。
⑨Raymond Williams《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健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版,第37页。
○12阿多诺指出:“一般说来,领袖都是卖嘴皮子的人物典型,具有口若悬河和蛊惑人心的动人力量。TheodorW. Adomo,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27.
○13Douglas Kellner: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p. 134.
○14亨利·鲁宾逊·卢斯(1898—1967),美国新闻史上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创建了《时代》、《幸福》和《生活》杂志, 1931年主办广播系列报道《时代的进展》, 1935年摄制了同名的新闻电影片。
○15○18Richard H. Pells《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卢允中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315页。
○16○17[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 64, 46页。
○19[美]布里辛斯基《两个世纪之间:美国在电子时代的作用》,转引自陈学明《文化工业》,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版第15-16页。
○20阿多诺1938年进入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的普林斯顿无线电研究中心工作。洛文塔尔1943年参加美军,在战时情报处工作, 1949年开始任“美国之音”研究部主任。马尔库塞1941年开始先在美国战略服务处工作,后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处任职。
○21Douglas Kellne: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p.130.
○22Sited in Max Paddison:Adorno’s Aesthetics of Mus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