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规模也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己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深入探究群体性事件发生缘由，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防控体系，对于抑制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确保社会的平稳运行，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 群体性事件 预防对策。
和谐社会必须以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基本前提。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处理不好，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农村干群之间、企业单位领导同职工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会一触即发，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些年群体性事件频发，从前些年的四川“大足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到这两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丽江事件”及“保定事件”都不得不让我们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关注。
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之为“群众性闹事”， 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后期称为“治安事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被称为“突发事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安机关称其为“紧急治安事群体性事件件”。近年来我国官方和许多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
一书中认为“集合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的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因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的，人们为了满足某些利益而临时聚集在一起，共同偏离或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干扰社会秩序、侵害国家、集体或个人利益、违反社会规范。影响社会安定的过激行为，主要包括集体上访，游行示威，械斗哄抢，毁坏公私财物，罢工罢课，围攻殴打公务执行人员，破坏生产或干扰办公秩序等。本文将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其主要特点、发生的原因及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
一、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1.规模较大，行为激烈，危害日趋严重。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大众性比较明显，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主要分子进行组织、酝酿、计划、分工。一旦召集实施，其行为也变成了大众行为，大众意志，参与人数就不断增加，规模范围也不断扩大，难免引起更大的矛盾。
2.多种问题交织，处理难度加大。当前群体性事件中，往往是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要求相交织，多数人的过激行为与少数人的违法行为相交织，常常使得事件难以当机立断地解决，一旦应对不当，就极易激化矛盾，使事态扩大。
3.反映的内容有明显的权益性。群体性矛盾一旦产生，其内容无一不是涉及人生或财产权益。对于每一个普通公民来说，遇到或感到自己的人身权益或财产权益受损或将要受损，就会出现抗衡的心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4.参与人有矛盾的共同性。从每一个具体的群众性事件的发生过程来看，由于起因可能或已经造成群体权益的共同受损，故参与人所反映出来的心态也有共同性，通过种种方式抗衡或准备抗衡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1.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说过：“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一些群众对政府的新政策不理解。政府制定的新政策、新制度，有的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有的则是按照超前的思路设计的。一部分群众由于受传统观念限制，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这些新政策、新制度损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这种矛盾便更为突出。应该说政府的新政策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制定的，但是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群众一时难以理解。
3.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造势心理。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个别人错误地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引起政府机关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能尽快解决问题，便聚集起来寻求解决的方法，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4.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存在问题。社会弱势群体要通过一种激烈的、体制外的、具有非法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方式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的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利益诉求渠道，还主要是由社会强势群体来主导的。在目前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企业经营者和党政官员较多，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较少。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弱势利益群体由于资源有限，合法渠道又不畅通，利益被损害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来宣泄利益诉求。
三、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美国著名学者谢茨施耐德认为，政府是社会冲突化的产物，也应该是冲突的调节者。因此，积极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是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对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1.认真分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做到防微杜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量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遇到具体的群体性事件，不仅要看到群体性事件的弊端，努力去消除和避免它，而且要主动追究造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和责任，主动寻找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和不完善之处。
2.建立社会预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治理群体性事件要治本，即要从根本上、源头上消除事件发生的土壤和诱因，就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延伸信息触角，密切关注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掌握获取可能引发群体事件的倾向性、深层性信息。
3.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发挥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通过法制宣传，一是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是提高广大群众依法保护合法权益的认识；三是教给广大群众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尽量将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
4.拓宽并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一是完善信访制度。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防止一些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推诿塞责、敷衍了事、久拖不决，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发生。二是充分发挥如工会等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作用，使其能够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三是开辟网络利益表达渠道。四是依法对群体性事件加以疏导。应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作用，在对事态保持控制力的情况下，适当批准群众正当的游行示威申请，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和紧张程度，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平衡。
5.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解决群体性事件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稳定和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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