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1975年，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欧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互惠性质，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共同利益。1978 年，中欧签署第一份贸易协定，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1983 年，中欧启动了第一个科技合作项目；1985 年，双方又签订了新的经济贸易合作协定。中欧双方逐渐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可以说，中欧关系在短短10 年左右就取得了飞速发展，其根本原因还是双方关系的平等与互惠特征。然而从 1989 年起，中欧关系却被掺入了某些不和谐因素，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欧盟对中国的武器与军事技术禁运。
对华禁武：无理的“理由”。
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等地出现政治风波。当时的欧共体与美国、日本一道采取了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措施，从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等方面向中国施压。从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已经维持了 20 多年。
随着冷战后中国与欧共体及其继承者欧盟之间关系的蓬勃发展，中方理所当然地认为武器禁运早已经过时，希望欧盟能够尽早取消这一禁令，以便消除双方在军工产业和技术领域内展开更大规模互利合作的一大主要障碍。中国政府 2003 年颁布的对欧盟政策文件清晰明确地释放了这一善意。与此同时，在 2003 年底，欧盟决定重新评估对华武器禁运一事。到了 2004 年，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尽早取消对华武器禁令，其中尤以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最为积极。2004 年 12 月，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成员国首脑和政府领导人会议上再次确认了欧盟各国的政治意愿，即继续共同朝着解除禁令的方向努力，并且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邀请下届轮值主席国最终完成这一稳步推进的工作。然而，2005 年初，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连续通过数项决议案，强烈敦促欧盟不要解除对华禁令。总统布什与国务卿赖斯在到访布鲁塞尔时也相继表达了对欧盟可能解除这一禁令的强烈反对，声称这将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受此影响，欧盟最终没有按原计划解除禁令，同时将其无理地归咎于 2005 年 3 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欧盟的理由是牵强的，做法是荒谬的，显然无助于中欧关系的全面发展。
外部压力：唯美国马首是瞻？
冷战结束后，欧盟就矢志不渝地努力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共同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以便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提升欧洲的政治影响力。然而从一开始，美国对欧盟外交的影响力就是不容忽视的。与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以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在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早在 2004 年初，美国政府就与法国等欧盟国家展开高级别会谈，讨论对华军售问题。2005年起，特别是当欧美关系经过伊拉克危机修复后，布什政府加大了游说欧盟的力度。布什本人在访欧期间一再声明反对欧盟重新考虑对华售武问题，并煞有介事地认为“那将危及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平衡”。
除了政治上的不断恫吓施压，美国还试图通过操纵市场力量，在经济领域对敢于突破禁令的欧洲国家或企业加以制裁。一开始，部分欧洲防务企业支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因为他们“看好了中国每年高达 20 亿欧元的防务技术市场”，相信解禁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然而由于担心遭到美国的报复，一些欧洲特别是英国的防务产业公司对他们国家的政府从内部施加了压力。当美国国会强迫欧洲公司在中国市场和美国防务市场之间作出选择时，绝大部分欧洲防务企业尤其是英国航太公司（BAE Systems）、欧洲宇航防务与空间公司（EADS）等举足轻重的军工巨头经过权衡后，最终选择了跨大西洋防务市场。实际上由于美国的压力，欧洲本土的防务企业在阻止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令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军力平衡：妄言东亚安全和平。
正是由于美国的鼓噪和怂恿，欧盟也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安全事务开始关心起来。因此，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所谓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以及“安全稳定”等因素，竟也成了令欧盟操心的事情。
首先，欧盟准确地认识到中国对于台湾岛内某些政治势力谋求独立的任何企图都高度警惕，并把反对“台独”视为国家最高安全利益。2005 年 3 月的《反分裂国家法》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这一坚决意志。欧盟的安全智囊在 2003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中国大陆目前还缺乏有效封锁台湾岛的能力，也不具备从军事上解决台湾问题而不付出经济增长代价的充分实力。但是欧盟认为中国大陆每年的军费开支都有相当程度上的增加，军事能力以及对军力平衡的认识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方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因此，当《反分裂国家法》得以通过时，立即在欧洲议会内引起了一股躁动，某些议员煞有介事地表达了自己对台海安全的“关注”，他们认为欧盟讨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是不适当的。
其次，让欧盟更有压力的是，它担心解除禁令将对自己的重要伙伴在东亚的安全利益造成损害。这些重要伙伴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和日本。由于美国是欧盟最重要的安全盟友，因此来自美、日两国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在影响欧盟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令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美国批评欧盟考虑解除禁令的各种论调中，两岸关系是其所谓的基本因素。小布什总统曾经表示：“美国深为忧虑对中国出售武器将把相应的技术出口给那个国家，而这将改变台海两岸关系的平衡。这是件令人忧虑的事情。”美国借口 1979 年通过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把维持台海军力平衡作为自己的“义务”，并借此冠冕堂皇地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及在日本保持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存在，等等。2001 年，美国政府更是企图实质性地升级与台湾的所谓“防务关系”。因此，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内政台湾问题的横加干涉，才始终存在着中美两国武装力量在东亚迎头碰撞的可能性。2005 年《华盛顿季刊》的一篇研究文章认为，降低美军在东亚面临的潜在风险，是美国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令的最重要动机。为了加强美国这一态度的份量，华盛顿还警告欧盟，如果欧盟解除禁令，美国将限制对欧洲的军事技术出口并将重新考虑现有的跨大西洋军事合作关系。除了美国，日本也不失时机地向欧盟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虽然日本对台湾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所谓的安全“承诺”，但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军事盟友，日本为此承担了允许远东地区最多数量的美军驻扎的义务。一旦台海出现军事冲突，日本也很难置身事外。此外，由于中日两国间还存在着钓鱼岛以及东海划界等领土争端，日本对欧盟考虑解除对华禁令十分敏感，总是担心由此会导致两国军力对比出现对自己不利的失衡。
众口难调：武器禁运虚虚实实。
虽然军售禁令是中欧关系中的一大障碍，但其实，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十分严格的法律约束力。1992 年之前，欧盟（欧共体）作出的武器禁运决定，是其成员国通过一个非正式（相对后来欧盟的政策而言）的政治决策程序，叫做欧洲政治合作（EPC）机制产生的。在那个机制中，成员国一般通过欧洲理事会的形式举行会商，采取全体一致的原则通过宣言，宣布欧共体作出武器禁运的决定。因此，1989 年欧共体对中国作出的武器出口禁令只是在欧洲政治合作框架内出台的一份宣言而已，它既没有对禁止出口商品的性质及其分类作详细描述，也没有规定成员国实施禁令的具体条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 1992 年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建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之后，欧盟的对外军售禁令都是在这个政策框架内作出的。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内的禁令对出口武器及其技术的性质与范围都作出了特别规定，这是因为禁运的决定建立在欧盟“共同立场”的基础上，而共同立场具有法律规则的性质。所以事实上，欧盟的对华武器禁令是唯一一个产生于欧洲政治合作时代而没有转交给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对外禁运的实例。
正是由于对华军售禁令在法律上的特点以及在欧盟机制中的特殊地位，才使欧盟的不同分支机构和各成员国有了各自解读的充分空间和余地，并在具体贯彻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独特利益和态度，正可谓“众口难调”！作为欧盟的最高政治权威，欧洲理事会在是否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上拥有最高发言权。总体而言，欧洲理事会倾向于在不久以后完全取消禁令。不过，随着 2005 年欧盟迄今最大规模东扩的实现，特别是一些比较亲美的东欧国家的加入，欧洲理事会就对华禁令作出新决定的日程被无限期拖延了下来。与之相比较，欧盟委员会在是否支持取消禁令方面始终没有明确表态过，不过它总是顽固坚持要求中国在人权领域内作出所谓“改善和提高”，并把这个作为解除禁运的先决条件。欧盟的另一大机构欧洲议会对此也没有最终决定权，但是它要求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对外问题上与自己协商，以把自己的意见考虑在内。
由于各自的利益和对华关系状况不同，20 多个欧盟成员国在是否解除禁令方面明显形成了两大阵营。在支持解除禁运方面，法德的立场最为积极，英国政府的立场总体也倾向于解除对华禁令，在实际对华出口军民两用技术方面，英国早就与法国站在了一边，其防务企业向中国出口过雷达、发动机等具有潜在军事价值的产品。此外，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军事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也不希望继续被挡在中国市场之外。不过，由于欧盟对华武器禁令的特点，欧洲企业对华出口具有军事价值的民用产品和技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然而反对解除禁运的也不乏其人。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和荷兰属于最顽固反对解除禁令的欧盟成员国。一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相对比较反华的传统立场，二是它们更加强调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三是这些国家的防务产业规模比较小或是与中国市场联系比较弱。从 2004 年起加入欧盟的十几个中东欧成员国的态度比较含糊，尽管很少就这个问题本身表明立场，但是它们的外交政策几乎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十分敏感，而这无疑严重牵制了它们对中国的政策。所以尽管从 2003 年起，欧洲理事会就表示要重新考虑对华军售禁令并最终取消它，但是欧盟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只有脆弱的共识，而且它们的态度还始终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的影响。这就形成了目前的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事实上“不松、不紧、不废”的模糊特点。
应对危机：战略伙伴机不可失。
当前的欧元区债务危机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危机的一部分，而全球危机需要全球性的救援与解决办法，以及全球各个重要国家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合作。
尽管自从欧元区危机发生后欧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欧洲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完全克服这次危机。由于债务危机已经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的前途命运，因此非同小可。在欧盟内部，如何拯救欧元区经济已经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其中包括是否应该从其他经济实力强大的第三国获取经济和财政支持。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比较雄厚的外汇储备，中国成了欧盟考虑请求财政支持的热门国家。不过根据政经界人士的普遍观点，欧盟要想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就必须在某些关键领域作出一定让步，其中包括在2016 年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尽早解除对华武器出口禁令。
在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的中欧交往中，双方是否能够在共同应对危机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就频频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国方面从大局出发，考虑到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的相互高度依赖，早就对欧洲的困境表达了关切，并真诚地表示愿意在欧盟国家奋力自救的同时向欧洲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中国方面希望欧盟重新考虑并尽早改变在诸如市场经济地位、军售禁令等问题上的陈旧立场，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中欧展开战略性合作对全球经济的复苏与振兴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欧盟通过重新评估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对华军售禁令，实质性地改善中欧关系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个机遇。不过就目前来看，欧盟在短期内解决对华武器禁令问题似乎还没有水到渠成。
结语。
欧盟与其前身欧共体的对华武器禁运已经持续了 20 多年，这是当时欧共体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举动，早已不合时宜。然而，欧盟要重新审议直至完全取消这一禁令却并非易事，而且面临着一些复杂因素。其中既有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也有欧洲人对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所谓“关心”。另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分歧。不过由于对华武器禁令的特殊性质，欧盟成员国以及欧洲企业与中国之间的防务产品或技术交往并没有被严格阻断过。在当前全球合作应对经济危机特别是欧元区危机不断蔓延的时候，中欧加强合作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而欧盟如果能够适时解除已经过时的对华军售禁令，毫无疑问将大大有助于中欧关系的整体改善与提高。
（作者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