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在 经 历 从低 收入国家到 中 等收入国 家的 跨越后，正面临 向高 收入国家跨越 的严峻挑战，即面临 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 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 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战略 “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 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 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 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 将面临诸多的挑战。 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 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 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 ，目前 ，中国 “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公共服务总体不足，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 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 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 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 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 过度依赖外资）、 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 “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 ， 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 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 体现出阶段式特征。 以中国经济四个成长阶段 （低收入阶段、下中等收入阶段、上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为例， 从成长驱动力角度概括， 其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 和 “创新驱动”
（郑秉文，2011）， 目前我国已经从 “市场驱动”（ 低收入）、“要素驱动”（下中等收入）跨入到“效率驱动”（上中等收入）阶段。 其中，“市场驱动”、“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 发展方式都是当时经济发展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即改革开放之初，跨越“贫困陷阱”的经济社会条件选择了“市场驱动”方式，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的经济社会条件选择了“要素驱动”
方式，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使“效率驱动” 成为该阶段社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由此看来，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二）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观点。 舒尔茨（1992）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力资本将取代物质资本并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这一重要作用必须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 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很完善的中国，人才和教育并不能立即转化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战略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 始终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笔者认为，在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的特殊阶段， 任何国家都应该有更合适的重大战略，因为从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视角看，人力资本的观点并不能回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提出的问题。
（三）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 ，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观点。 这一观点实际包括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个方面的战略。由于相关学者没有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论证， 且该观点忽视了从政治角度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考察，因而是不完善的。
四、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维”视角的中产阶层培育与发展。
中产阶层培育、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以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中产阶层的阐述多是由社会学家在社会学层面完成的， 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极少。马晓河（2011）提出：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以促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 但是该研究没有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视角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一）“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
1.政治视角。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合适的政治体制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 中产阶层是政治改革的温和派，一方面，其所代表的政治改良方案能够被“威权政治”所接受，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贫困阶层所向往的， 因而其有利于上下层纵向流动的政治改良方案能够得到贫困阶层的支持。对中国而言，中产阶层在未来将成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人群，其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正好契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培育、发展中产阶层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可以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
2.经济视角。
中产阶层的经济本质是人力资本的载体， 更准确地说，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集合。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最大区别在于： 物质资本可以通过集聚和集中对劳动力产生替代与排斥效应， 导致要素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即资本报酬比例上升、劳动报酬比例下降，其导致的直接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人力资本是分散的，他的所有权不能让渡，不会对劳动产生替代和排斥效应，相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可以实现对物质资本的替代， 使得人力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报酬占比越来越高、物质资本占比越来越低，进而逐渐缩小贫富分化差距。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在产业结构上，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带动转变；三是在要素投入上，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粗放式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集约式增长模式转变。 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 中产阶层的作用是将三个方面的转变内在地统一起来，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升级三个方面，同时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中产阶层的培育、 发展对需求结构升级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产阶层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这意味着其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提高；二是中产阶层的消费倾向高于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中产阶层队伍的扩大直接推动其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提高；三是中产阶层主导的全社会消费向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转变，推动需求结构升级；四是为保持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和人力资本质量提高， 对教育和科技等生产型服务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 进而推动社会需求向生产型服务消费主导的结构升级。
中产阶层的培育和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应置于国际贸易格局和国内市场变化的背景下来考察。
欧美过度消费、债务危机和再工业化以及我国劳动力、资源价格上涨、 汇率上升等因素导致的成本上升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加剧， 使得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中国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高端产品贸易和低附加值、 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品贸易两个领域将同时受到竞争的挤压，唯有科技含量较高、成本相对低廉的产品在国际市场才有出路， 并且在国内市场替代一部分进口。目前，中国人力资本与普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还是不高，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应通过培育和发展中产阶层， 让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进入各个产业部门， 加大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代程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3.社会视角。
通俗地说，中产阶层就是白领阶层，是设计人员、工程师、技术员、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咨询师等知识阶层和技术精英及其管理队伍。 中产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 意味着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中人力资本的比重在上升，物质资本和其他物质资源消耗在降低，生产中科技水平和人的素质在提高。 一定物质和能源消耗所生产的产品升级、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加，正是微观层面经济增长从粗放模式向集约模式转变的有力证明。
中产阶层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作用， 而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社会动荡不安会引发人们对生活的焦虑、对未来失去信心，会引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逃，同时加大生产、交换、消费的交易成本， 导致产品成本上升、 产品竞争力下降。社会动荡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严重不公酿成的。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市场价格会不断走高、 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一次分配中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随着中产阶层队伍的发展壮大，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来越小。可以说，中产阶层是天然的社会稳定器。
（二）国际证据。
1.美国、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
美国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中产阶层社会， 其中产阶层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0%～80%。 从 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新式中产阶层”就把眼光放在了商业上，着重于追求商业利益，这种择业趋势在“二战”
以后尤其明显。 随着“二战”后高科技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美国中产阶层把眼光投向了 IT 业或与新技术相关的产业， 可以说中产阶层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美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促进了生产型服务业的强劲增长， 促使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日本是东亚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最早跨越到高收入行列的国家。 1972 年，日本中产阶层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70%， 对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由投资、 出口带动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以及日本由此迅速迈入高收入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 2002 年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992 年，韩国中产阶层人数占到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 75.2%。 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直接推动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到高收入国家。 此外，韩国政府 20 世纪 70 年代实施的“新农村运动”以及 80 年代末实施的《最低工资法》，对缩小国民贫富差距、促进中产阶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拉美国家的教训。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拉美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达到 0.52，以巴西为例，巴西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1960年，该国的基尼系数达到 0.50，1995 年更是高达 0.60。1999 年 ， 占全国总人口 1%的富人已经拥有全社会53%的财富， 而占全国总人口 20%的贫困人口仅拥有全社会 2.5%的财富。 由于两极分化严重，巴西中产阶层队伍一直无法壮大，严重阻碍了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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