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众多西方电影进入了中国。电影片名翻译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一个好的片名翻译能够突显影片信息，提供审美愉悦，实现商业价值。作为特殊的文学翻译，片名翻译极富创造性。而历来强调对原文“忠实”的中国传统译论对于片名翻译没有太多实际的指导意义。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能解决这一困境。“化境说”强调译者创造性，故而可指导片名的翻译实践。
二、“化境说”与文学翻译
1、“化境说”内涵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算得入于‘化境’。”[2]钱先生的 “化”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化”包含改变形式和保留内容和风格；二、翻译要“达”，符合译语语法规则。改变形式的同时，译者应尽力避免翻译语的出现；三、翻译应在内容、思想和风格上忠于原作；四、“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2]。这四点都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关。译者要消除这类差异，就要发挥创造性。
2、“化境说”在文学翻译中的创新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独有的审美性和创造性。在中国传统译论中，有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和标准。而强调译者创造性的“化境说”是文学翻译理论的一大突破。钱先生的“化境”理论承认不可译性。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是由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决定。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具有创造性，并从翻译实践角度证实了译者创造性在译作艺术生成中的作用。而译者对原作的美“化”正是译者创新意识的体现。郑海凌教授认为“化境说”“首先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性质与任务的严格限定；其次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3]。故笔者认为对于片名翻译，“化境说”有着明显的指导意义。
三、“化境说”下片名翻译的叛逆性
电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片名翻译需要根据影片内容，考虑文化异同以及翻译可接受性，使其既传递影片信息，又富有美感。电影特殊性决定其翻译需以观众为主体。所以，片名翻译应忠实传达原片名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更应考虑观众的期待视野、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换言之，在文字转换过程中，应切实保留原作的“信息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商业价值”[1]。但由于不同文化间的较大差异，片名翻译往往具有叛逆性。直译、意译片名经常难以恰当地表现原片内容、激发观众审美愉悦，这就是片名翻译的叛逆性。在这种情形下，译者必须发挥自身创造性，抛开原片名的形式和内容，以电影内容为基础，使用目标语重新命名电影。如将中文电影《鹿鼎记》译为“Royal Tramp”，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便更具吸引力，大家都想看看“皇室流浪者”的故事。类似的片名翻译：《大武生》（My Kingdom）、《窃听风云》（Overheard）、《一代宗师》（The Grand Master）。
片名翻译的叛逆性决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创造性。“化境说”不仅肯定译者创造性，还划清翻译和创作的界限，保证译者足够的创造空间，限制译者过度滥用创造，能很好地指导片名翻译。从实例中看看“化境说”对片名翻译的指导。有部片名为“Cellular”的罪案惊悚片，影片男主角瑞恩接到一位陌生女子来电，该女子称自己一家被绑架，丈夫儿子会先后被绑匪杀掉，求瑞恩救救他们，营救故事便从这里开始。如果直接将片名译为《手机》，估计不会有多少中国观众感兴趣。译者将其巧译为《一线声机》，既巧妙地突出了影片内容，又深深吸引了中国观众的眼球。另外一部是名为“Inception”的心灵犯罪科幻电影。影片男主角多姆能在人们精神最脆弱的时候，潜入他们梦中，窃取潜意识中有价值的信息和秘密。而这次多姆和他的团队不是窃取思想，而是植入思想。“Inception”就是“植入”。直译片名显然不行。译者将其译为《盗梦空间》，不仅达旨，而且能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当译名所增加内容无法在原名中找到对应部分时，只能在影片中寻找译名的可行性。这类翻译通常在功能表达上摒弃或超越了原名的某些方面，译者往往结合影片内容、主题和基调，把带个性化色彩的功能取向反应到译名中。如《逃出克隆岛》（The Island）、《人鬼情未了》（Ghost）、《阿甘正传》（Forrest Gump）、《恋恋笔记本》（The Notebook）等。片名另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再创造，但这种创造不是滥用创造，是抛开原电影片名的形式和内容，根据电影内容进行的有效创造，这种再创造能够传达原片信息，沟通观众感情，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四、结语
“化境说”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个巨大突破，打破了传统译论“信”的模式，划定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肯定了译者创造性。电影片名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其文本特殊性赋予片名翻译显著的叛逆性，“化境说”为译者在片名翻译中的创造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