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畜禽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以及特种养殖的不断发展，畜禽疾病的防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其中也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畜禽疾病越来越复杂且难以防治，使以往卓有成效的西兽医药学免疫接种与抗病原体等针对单一病因的防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其二，由于畜禽疾病防治效果不甚理想，药物滥用与乱用所导致的食品安全等问题也备受人们关注；其三，中兽药的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其效果却不稳定或者无效。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笔者以为，其最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中西兽医药学特点的重视不够，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药物滥用与乱用。笔者在此仅就中西兽医药学特点及其科学合理用药谈一些肤浅的认识，以抛砖引玉。
1 西兽医药学特点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简单来说，西兽医药学的特点就是针对单一病因的防治，不论是疫苗接种预防还是抗病原体与代谢病等，其都是针对某一种病因进行的防治；西兽医处方也有多种药物或疫苗等的应用，但他们都是针对不同病因而各行其是，不像中药处方是根据君臣佐使理论将其组成一个整体来使用，其优势是分工明确、针对性强，在防治简单性的单一病因疾病，尤其是在急性病症的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复杂性疾病（如混合感染、病原体变异、复杂性成因与慢性病症等），其有效性受到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其一，猪瘟疫苗正常使用对猪瘟有很不错的预防效果，而如果与蓝耳病、圆环病毒、附红细胞体病等发生混合感染，或者是饲喂霉变饲料、猪慢性中毒等引起猪免疫力降低或免疫抑制，即可不同程度地导致猪瘟疫苗免疫预防失败。牛疱疹病毒4（BoHV-4）可能既不直接引起乳房炎，在乳房炎发生过程中也不起作用，但当乳房已经发生细菌感染，其在乳房免疫细胞和（或）乳导管上皮细胞中复制，则可能造成更严重、时间更长的乳房炎[1]。奶牛群乳房炎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与其饲料中的β-胡萝卜素、维生素A、维生素E、硒、锌、铜的含量有关，奶牛日粮中单独添加或共同使用这些抗氧化性微量养分可以增强机体对乳房炎的抵抗力[2]。
其二，有研究表明，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PAE）与抗生素后白细胞增效作用（post-antibiotic leukocyte effect，PALE）不仅与抗菌药物的种类、浓度、细菌的种类、数量以及与药物的接触时间等有关，而且还取决于机体的不同生理、病理状态等。抗生素的作用无论多么强大，最后杀灭和彻底清除微生物还有赖于机体健全的免疫功能，机体免疫功能状态良好、抗生素选择适当，则可迅速、彻底地杀灭、清除病原微生物；反之，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抗生素无论如何有用，也难以彻底杀灭并清除病原微生物。此外，脓肿形成、抑制抗生素的物质产生，或者在实验室条件下没有表现出来，但在动物活体中产生的毒素等等，使实验室药敏试验结果与临床疗效常常不一致。而在实践中，人们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往往都是一味地强调抗菌抗病毒感染，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的存在与临床疾病的复杂多变性特点，使其认识与处理在不同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从而使临床疗效时好时坏，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加大药物用量或延长用药时间，导致增加药物的临床毒副反应与残留，却并不能改善与提高其临床疗效[3]。这也许就是西兽医药在急性病症及其初期的防治中多能屡建奇功，而疾病一旦转为慢性或者是病程拖延较久的慢性病和现代疑难杂症，其防治效果就不甚理想且临床毒副反应也比较明显的原因。
其三，牛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谱广，可感染50多种哺乳动物和25种禽类，可在人和动物间相互传播，其病原不仅有可能来自于家畜与家禽，还有可能来自于野生禽鸟或野生动物如獾属动物（badgers）等，使其以消除病原为主要手段的净化措施不仅代价昂贵，而且难度也非常大。欧美等大多数国家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仍没有实现完全净化的目标。欧美国家实施牛结核根除计划已有40余年，欧洲多个国家（如丹麦、比利时、挪威、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虽已声明消灭了牛结核，英国、法国、美国等宣称已控制牛结核，但至今尚无任何国家获得OIE“无结核”认可[4]。
其四，不仅临床医学是这样，而且基础医药学乃至整个生物学都同样面临着如此的困境与挑战。如Science在2011年9月与10月分别发表社论指出[5，6]：人类基因组大约有2.1万个不同蛋白质编码，而现在，这些基因产品近一半的功能只能靠猜测来获得，即使我们知道某一种特定蛋白质的准确功能与结构，把其导入常常具有极其复杂相互作用的细胞后，就像药物治疗一样，其结果也很难预料。今天，基因组技术可以对人体基因组进行常规的扫描，以探讨任何紊乱的遗传改变，有2000种以上的单基因疾病已经用这种方法得到阐明。然而，尽管发现引起剩余2000种孟德尔疾病的遗传学改变在可及的范围内似乎唾手可得，人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在普通病、慢性病与复杂性疾病中要获得类似的理解是令人失望的。再如，由于生物体外试验与其要模拟的体内试验系统缺乏一致性，现代药物研究中的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 screening）、组合化学（combinatorial chemistry）、基因组学（genomics）、蛋白组学（proteomics）与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等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新产品，基因疗法（gene therapy）、干细胞研究（stem-cell research）、DNA反义技术（antisense technology）与癌症疫苗等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而采用一种病毒蛋白的肽片段开发疫苗的简单化方法也只取得了很少的成功等等[7]。 2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看中兽医药学特点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鉴于经典科学每每在近乎于圆满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出错，从而在对其认识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传统科学（经典科学）虽然也强调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但由于其多习惯于“单因素线性分析”的认识方法，使其更擅长于对“单一因素作用”的线性认识与把握，而对复杂系统中的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则认识不足，从而使其对慢性、复杂性疾病的认识、把握与处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鉴于此，复杂性科学更加关注复杂系统中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得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非线性”与“物质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其本身，更是由其所处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与初始条件所决定的”等不同于传统科学的认识，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21st Century）与“一次世界观的转变”（A Worldview Shift）[8]。复杂性科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研究、认识与处理动物疾病时，我们不仅要重视病原微生物感染等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还要重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的“初始条件”。例如，根据现代科学认识，感冒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但其发生、发展与转归却和气候变化与机体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气候变化与个体常常会有不同发生与转归或继发感染；奶牛乳房炎在不同牛场不仅病原体谱系不一样，而且其群体发病率与发病程度也会因不同的饲养管理水平而有很大的差异；临床实际中的许多动物感染性疾病有时很难治愈，而在实验室中要人工感染发病却也并不容易，不仅要求要用无特定病原的敏感动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采用一定的措施，使动物处于应激或免疫抑制状态下才能发病；实验室人工发病大多是急性典型发作，而临床病例发病却常常是多种多样，有时常见慢性非典型发作，防治起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众所周知，中兽医药学的特点是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而中兽医药学不仅在整体观念中强调动物机体各部分之间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更是用辨证施治的方法保证了其整体观念认识的落实。中兽医药学的“证候”是动物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一种“病理状态”，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只与某一种因素或组织器官相联系，往往被认为不科学，但根据复杂性科学来讲，其作为各种因素或物质进一步作用的“初始条件”，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一，由多因素共同决定。这一方面导致了疾病发生、发展与表现的复杂性，而另一方面却又使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即决定疾病的各种因素组合也许是变化不定的，但其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病理状态或证候，反复出现却也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其病理状态或证候的出现规律进行认识与把握，从而达到认识与把握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综合规律的目标[9]。其二，由于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是针对病理状态（证候）这一不同的“初始条件”进行认识、把握与处理的，使其作用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等复杂性科学的认识特点，不仅其药味要随证而变化与加减，而且每一种药物的用量在不同处方中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与西医学“致病因素与药物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例如，一般0.2mg乌头碱就可引起人中毒、2～6mg即可致人死亡，而中医在临床上对心衰进行辨证施治，在不同的证候状态下和处方配伍中，附子用量从0.3g到600g，其间相差2000倍，却都收到了良好的疗效而无毒副反应[10]。其三，中药的复方配伍与炮制等也对中药的疗效与毒性具有很大的影响，使其“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而不同于西药的各自为战或两种药物之间的配伍禁忌。有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关木通加六味地黄丸与关木通加滋阴药的配伍，均能显著减少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P<0.05），而关木通加甘草与加附子的配伍，均可显著地增加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P<0.05）[11]；龙胆泻肝汤与导赤散的配伍，均能显著地减轻其煎液中的关木通肾毒性作用，使其病理改变显著减轻（P<0.05）[12]。关木通经过炒焦，或与滑石粉或与麦麸炒后，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均有极显著降低（P<0.01）[13]。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对具体致病因素及其组织结构认识的不足。正因为这样，使得中兽医药学千百年来也没有筛选与开发出像现代抗菌与抗寄生虫药物等以及针对具体致病因素的特异性高、作用强的防治药物与方法。如温病学向称湿温缠绵难愈，因湿邪重着黏腻，湿与热合，如油入面；但诸如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杆菌病等湿温类温病，今天已知并非“缠绵难愈”，用特效抗生素治疗多能迅速遏制病情。再如，虽然种痘术首先发明于中国，它可以说是免疫学的先驱，但现代免疫学的发展与成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传染病与感染性疾病防治的彻底改观，却是在西方的现代病原微生物学理论建立与发展起来之后实现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或否定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认识的优势与重要性，因为它不仅与西兽医药学的辨病防治有所不同，而且更是对后者具有重要的补缺作用。
3 转变科学观念，科学合理使用中西药物
中西兽医结合的几十年实践证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仅可以克服中兽医无证可辨与西兽医无病可识之不足，而且能够显著地提高和改善中西药物的临床疗效，其在初期可以说是尽显优势；然而，由于“病”、“证”两张皮，尤其是在经典科学理念的主导下，中西兽医药学悬殊对决，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的概念不断被强化，而证的理念则愈来愈被弱化，前者是不断丰富与发展，而后者则是逐渐枯竭乃至消亡，以至于逐渐演变成了见什么病用什么药的“对号入座”，结果，中兽药研究、开发与使用中的“重药轻医”或“废医存药”思想日益盛行，不仅影响了中兽药的临床疗效，使其走向了反面，而且也严重地干扰与影响了中西兽医药学结合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一方面，畜禽疾病愈来愈复杂且难以防治，西兽医药学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兽医药学在临床上日渐衰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等国外中兽医药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治疗动物疑难病症方面屡有报道。如澳大利亚Ferguson博士2008年报道，一例患肠炎与蛋白丢失性肠病的哈巴狗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兽医院经过2个月的西药治疗后，出现体重减轻、肌肉萎缩无力、精神忧郁嗜睡、腹部肿大坚硬、几乎不能行走等现象，主管兽医师认为，该狗对药物反应迟钝，预后不良――肠炎与蛋白丢失性肠病失控，怀疑可能有顽固性疾病或其他潜在性肿瘤疾病，而转诊后根据中兽医辨证施治，其耳鼻冰凉、口舌苍白稍有湿润、脉沉迟、腹部肿胀、大便稀、昏睡、肌萎缩等，被诊为中焦虚寒（脾气脾阳两虚），治疗采用理中丸配合针刺百会、足三里、阴陵泉、胃俞穴等，同时停用甲硝唑与硫唑嘌呤，减半并逐渐停用泼尼松与螺内酯，经过3个月的治疗，该哈巴狗逐渐恢复了健康[14]。因此，要转变科学观念，改变以往传统科学一统天下的片面做法，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这也许才是中西药物科学合理使用的首要前提。 3.1 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重视临床疾病的复杂多变性
由于临床实际中的各种条件不像在实验室中可以进行严格的人为控制，使得临床实际中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要远比实验室人工发病复杂得多，尤其是慢性病症与疾病的后期，没有一个相对简单而又突出的主要因素，或者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变化性比较大，其作用结果有时比各种因素本身显得还要重要，这使得我们在畜禽疾病防治中不仅要重视对主要因素的认识与处理，也要关注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变化。如仔猪水肿病的防治，除疫苗与抗病原体药物应用外，其关键还在于改善饲养管理，饲料营养要全面、蛋白质含量不能过高；加强断奶前后仔猪的饲养管理，提早补料，训练采食，断奶不要太突然，饲料喂量要逐渐增加，防止饲料单一或营养过于浓厚，增加维生素丰富的饲料；病初投服适量缓泻盐类泻剂，促进胃肠蠕动和分泌，以排出肠内容物等。奶牛乳房炎的防治既要考虑病原感染因素，也要重视饲养管理、环境卫生、季节气候变化以及不同牛场对病原体谱系与奶牛机体的影响，进行综合防治。疫苗与抗生素应用，既要考虑病原的针对性与敏感性，也要重视机体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在保障准确规范应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穴位注射或与针灸与中药等配伍使用，以提高其临床应用的效果。
3.2 重视辨证施治的科学性认识，提高中兽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兽医药学的一大特色，而且在认识方法上也对西兽医药学具有很大的补充性。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说，与西兽医药学的“单因素线性分析”相比较，其“多因素整体综合分析”属于更高级的认识[15]，这也就是为什么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兽医药学经验与知识的总结方式，而且从今天的认识来说也是不可取代的，我们应该重视对辨证施治的科学性认识，以提高中兽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如研究发现，虚证患者普遍具有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而很多种补益药，无论健脾、补肾、滋阴、壮阳，只要用药对证（指补虚药针对虚证状态），都可增强机体的细胞免疫，这几乎已成为补虚药的共性；而殊不知，清热解毒药也可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当然不是针对虚证状态而言的。从免疫调节的角度来说，通过不同途径或环节具有免疫增强作用或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达200余种，其中既有多种补益类药物，也包括多种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利水等类的中药及其复方药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临床上就可以不加区别地应用这些药物[3]。
3.3 完善与深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创立中西兽药学结合的最佳临床用药形式
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虽然属于更高级的认识，但其也需要新技术与新方法来不断提高与改善其状态分析与处理的能力与水平，而其也正是在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新知识、新技术与新方法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与创新而发展起来的[15]。我们应该不断地完善与深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创立中西兽药结合的最佳临床用药形式，以解决当前畜禽疾病难以防治的难题。如冯子清在西药驱虫的基础上，配合中医药学卫气营血辨证治疗水牛伊氏锥虫病，较圆满地解决了单纯采用西药驱虫后出现的病畜死亡、病情加剧、康复缓慢等问题[16]。
3.4 加强群体辨证施治研究与应用，满足集约化与规模化畜牧业生产的畜禽疾病防治需要
辨证施治以往给人的印象就是个体化治疗，然而，由于现代畜牧业集约化与规模化养殖的畜禽个体与饲养条件等的高度一致性，不仅使其疾病发生与临床特征趋于一致，而且也使临床辨证施治在畜禽群体上共同进行成为可能，故“群体辨证施治”理论就应运而生，开展中兽医学群体辨证施治研究已成为当前发展中兽医学的重要课题。如当前防治畜禽感染性疾病的新中兽药开发，大都是在辨证施治理论指导下，根据所针对的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特征与流行病学特点等对中兽医经典名方或临床经验方进行精制等来开展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兽药的辨证施治特点与优势，又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中兽药难于进行群防群治的问题，这为开展中兽药群体辨证施治或群体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防治畜禽疾病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