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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语言学看“小姐”一词的语义转变

  Abstract:The study of appell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of sociolinguistics.“xiaojie”,as an appellation,has a long history from Song Dynasty to today.And its connotation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In the society of today,the meaning of“xiaojie”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change.The reasons for that can be contributed to many sociolinguistic factors.Grounded on China mainla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the thesis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y of“xiaojie”and then focuses on its current situation of application,especially the causes of the recent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Keywords:Xiaojie,sociolinguistics,semantic transformation
  一、引言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变化会带来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变化同时也会折射出社会的变化。1964年,美国学者J.B.Pride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杨汝明,2003)众所周知,“小姐”这个词的语义几千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意思从褒义到贬义再到褒义。因此本文以“小姐”这个典型并且具有代表性的称谓语为例,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分析和探究因社会的发展而引起的语言变化及其原因。
  二、“小姐”一词的使用历史
  “小姐”一词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怪圈。(龙烬成,2005)“小姐”并不是一个新词语,它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称呼。跟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姐”本义为“母”。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事歌舞活动的乐女,也被称之为“姐”。此俗沿到宋代。因此,“小姐”称谓的起源即与此俗相关。(丁艳,2006)此词在唐朝时即已有之,当时它只不过是对女人的通称。早在宋元时代,它一般是指社会地位低微的女性,如宫婢、侍姬、姬妾、艺人,以及勾栏瓦舍的青楼女子等等。清代赵翼在考察“小姐”一词的语源后指出:“宋时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杨培华,2004)由此可知,“小姐”一词最初指宫女、婢女和妓女等社会地位低贱的女子。南宋文学家洪迈除了著有《容斋随笔》外,还有《夷坚三志己》,其中的《傅九林小姐》中所记叙的林小姐就是一名歌妓。(杨汝明,2003)这是因为,在宋代,女人无社会地位,被视为男人的附庸、玩物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故而那些宫女、艺人、妓女沦为“小姐”。所以,“小姐”一词的出现是一种典型的性别歧视现象,它反映出那时人们对女人的认知观和审美观以及人生价值观的偏离。(王方,2008)这时的“小姐”使用范围狭窄并且多含贬义。
  但是到了元代中后期,“小姐”却开始作为官僚富家未嫁女的敬称。元代中后期,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从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小姐”那儿可见女人地位的回升,“老僧同小娘子看一遭去来,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么?”(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小姐”表示的是一般的富家女子。元剧作家乔吉的《金钱记》、张寿卿的《红梨花》等杂剧中,也有多次“小姐”出现。可见,“小姐”用来称呼有身分人家未出嫁的女子,在元曲中已很普遍。王实甫、关汉卿等皆生活在宋元之际,元曲最喜使用生活口语。因此,大概可以这样推断,宋末元初民间已开始流行以“小姐”称呼官宦富贵人家未出嫁的少女。(鲁本芹,2008)这也表明人们开始从美学等角度重新审视女人的价值,对女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定位。这时,“小姐”的意思已经由贬义转到褒义。
  明清直到民国,“小姐”一词的语义没有什么变化:明朝绝大多数人称呼青年女子为“小姐”,只有极少数达官贵人才称妓女为“小姐”,该称呼基本用以指称青年富贵女子;清代《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以及现代剧本《雷雨》中的“小姐”也都是此义,基本上指金枝玉叶、千金或大家闺秀,是官宦富贵人家未嫁少女的褒称。(任荣,2004)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宣传的是自由,民主的思想。自然,“小姐”作为一个封建性浓厚的称谓也备受关注。但在这个向欧美学习的时间段中,并没有找到年轻未婚女子尊敬的礼貌的称谓语,而随之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没有抛弃这个称谓语,反而使这个词的含义慢慢象英文中的Miss靠经。所以此词一度流行在上流生活中。(任毅,梁婷婷,2009)于是,“Miss”与“小姐”一起流传于当时的社会及文学作品中,并进入大众的言语交际,成为当时中国对新女性的一种时髦的称呼。如在茅盾的《追求》中,密司(MISS)章是向来认识的,其余的三位也都很面熟”,“漂亮的小姐,不许你再演说了,时间宝贵”。   新中国成立后,“小姐”一词又发生了语义变化,与“先生”等词一道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成为“封资修”的组成部分,一度为人们所遗弃。出于阶级感情或政治上的敏感性,人们忌讳使用“小姐”。新中国建立后,人们认识到封建官僚、地主及新兴资本家的财富源于剥削。因此,一切剥削阶级连同和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小姐”都成为那一时期被打倒被批判的对象。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使得“小姐”这个词在解放后以及文革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被民间使用或几乎不用,从而使它潜沉在语言历史的长河,消声匿迹而废弃不用。(李慧兴,2002)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小姐”一词是带有明显的贬义。如“资产阶级的臭小姐!”(谢梦得《贫下中农就是有力量》,《人民日报》1971-12-25)(任毅,梁婷婷,2009)于是在各种社交中,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同志”、“师傅”等称呼语便成为了人们交际用语的口头禅。
  改革开放以后,“小姐”曾一时表现出了它的大度,无论职业、收入、阶层、籍贯,都可以被敬称为“小姐”。甚至于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只要是女性,无论婚否,只要说话者有这个意愿,都可以称之为“小姐”,“小姐”已经不再是未婚女子的专用称呼语。(刘晓玲,2002)然而,90年代后期至今,含贬义的词义回归,在某些社会交场合成为从事色情服务业的女性群体的代称。因此这个词现在就带有了明显的轻视鄙夷的意味,人们甚至因避免他人的误会而尽量不使用小姐这一称谓,或换作其他的称谓。如:在中国的东部、西部和南方一些地区,人们将服务员改称为具有地方色彩的特殊称谓,如“小妹”等等。而到了2000年后,一方面从事色情服务女性这一指代含义由于必须有特殊环境的要求,同时对色情女郎的指代词也呈多样化趋势;另一方面这一词的尊称义又出现回归局面。因此,“小姐”一词再度出现褒义义项。从这个方面我们便可以这个变化过程反折射社会的变化过程。(任毅,梁婷婷,2009)
  “小姐”一词的语义流变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变化过程,即由贬义到褒义,又由褒义再到贬义,再到褒义、贬义共存。这种变化不是一种偶然的语言现象,它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随着社会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三、“小姐”一词语义流变的原因
  社会语言学认为,词汇的语义流变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语言发展的产物。从历时的角度,语言的历时发展与其共时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语言的地域分布特征。语言与社会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意见作为对客观事物的解释和评价,就是用语言来表述的。偏见、信念、价值观的形成都要借助于内部的语言,并依靠外部语言来表述。态度中的认知成分、情感成分、意向成分的产生都离不开语言。(李明洁,1996)小姐词义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点。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由于不同的生产关系而导致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出现或者旧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异,使原本固定的称谓语含义出现新的含义。“小姐”一词在改革开放至当代语义的转变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在改革开放前,“小姐”受阶级思想影响,是带有明显而深程度的贬义的。改革开放后,由于色情服务业的急剧增加,“小姐”被附加了从事色情业的女性的代称。这导致了“小姐”称谓语在日常交际中出现人人喊打的局面。称别人为“小姐”便成为一种侮辱性的行为。而到了2000年后,一方面从事色情服务女性这一指代含义由于必须有特殊环境的要求,同时对色情女郎的指代词也呈多样化趋势;另一方面,“小姐”一词的尊称义又出现回归局面。因此,“小姐”一词再度出现褒义义项。从这个方面我们便可以从称谓语的变化过程反折射社会的变化过程。此外,诸如美眉、斑竹、土肥圆等一系列信息化称谓;小时工、钟点工、财务总监、营销总监等一系列新经济时代称谓应运而生。前者是由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而迅速出现的新称谓语,后者则是对新生产关系的反应。它们并以最快的速度对社会新产生的新社会关系和新群体进行反应和群体定位,它们迅速的反应了社会因经济生活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同时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李丹弟,2006)
  任何一种文化必然都是和其他文化相生影响并存的,必然之间会存在相互的影响。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传统文化的变异方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小姐”一词由大家闺秀意义向“MISS”靠拢,它的新义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李成军,2001)“同志”,同性恋的新意历来的含义都是不存在的,但是香港回归导致两地文化交流的深入使这个在西方已经十分普遍的社会问题正式进入我们中国人的视野,于是“同志”意义的演变也反应了社会不同文化形态的交流融合。更多的诸如白领、CEO、粉丝、老板、经纪人一类或直接由外文音译或从外国文化吸收或老词新义的称谓语出现在我国当代称谓语系统中,中国本地在没有白领,这个词是对white-collar的直译,现在它就成为一个对脑力工作者最普遍的称谓语。因此,这些称谓语在文化形态方面的变化反应了社会对各种文化产生的应激性,以及社会本身的文化生活状况。
  就整个历史而言,政治生活对称谓语的影响是最小的,但是在某些特殊阶段,政治生活则会对称谓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文革这一具有突出典型性的例子。无论是“小姐”还是“同志”都因为政治的需要而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同理,诸如“臭老九”、“贫下中农”、“走资派”一类称谓语也因为政治需要在当时社会大放异彩。不过由于是政治的特殊性,这些称谓语成也一时,败也一时,很快的就退出了我们的日常交际舞台。这也正反映了政治生活对社会的影响。
  其他的一些影响包括信息化的冲击、东亚外围文化内侵、传统文化的变异、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引进等一些本隶属政经文三大版块但又别具特色的因素。分别反映了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些不显著但是又有代表性的变化。
  四、结论
  语言体现着时代的特征。一切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凝固在语言之中。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小姐”一词经历了循环往复的语义转变,而当今社会该词正处于贬褒共存的特殊时期。如何判断“小姐”一词的特定语义,需要根据交际的目的、对象、语境、地域等因素而定。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可以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小姐”一词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语言学原因。伴随着社会的变化,经历一段时期的流行和过渡使用,“小姐”一词的淡入淡出是必然的。“小姐”一词的语义变化,也可以通过社会语言学性别歧视的研究得到解释,即“称谓形式上的语义降格不是发生在女性所指之上,就是表现在通性形式之上。(杨永林,2004)(作者单位: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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