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离不开三个要素，即：区域，人群，文化，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无法将一个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变迁说清楚，讲明白。而纵观中国的传统基层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士绅阶层始终是这个人群当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区域里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那一部分。可以说，士绅阶层是区域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核心，作为国家与地方的“中间层”，他们上承道统，下治民俗。运用着手中的“文化权力”参与并主导着基层文化建设，延续并扩大着借此得到的“文化权益”。
一、吉安地区士绅与社会文化研究
吉安地区历史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关于吉安地区士绅与社会文化研究，较早的有美国学者达得斯的《明代社会：十四至十七世纪的江西泰和县》，主要探讨了吉安地区士绅结构的演变及其在地方和中央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的变化。英国学者何安娜在《吉安士人与宋元明地方社会》一书中对南宋至明吉安地区的士绅参与地方社会文化活动诸如庙观、书院的建设、修缮与属文，以及他们在地方基层社会组织诸如宗族、乡约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考察。作者尤其注重探讨士绅在这些文化活动中的认同意识，包括社区认同，地域认同乃至思想文化上的认同。
吉安籍学者衷海燕有一系列较为全面的相关研究。如《儒学传承与儒学实践――明清吉安府士绅研究》，该书运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对明清时期吉安府士绅的书院讲学，宗族实践，乡约等文化活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该书既有全面讨论，也有个案研究，可算作是一部吉安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断代史。但其只是专注于士绅与儒学，而忽略了对儒学与佛教、道教等不同文化传统的关系的考量，无法全面的展现区域文化变迁过程。
总体上说，吉安士绅继承并发扬了宋明儒在儒学上的新创造与新理论，并运用在诸如书院，宗族，乡约等文化实践活动中，这些已有相当研究。但对于士绅在地方文化建构过程中是怎样处理与不同文化传统的关系，又是怎样在不同的认同层次下去维护乃至重建社区文化秩序，还缺乏相关的研究。
二、结语
本文通过对吉安地区士绅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认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关注一个区域的社会文化变迁时，需要以一个大的思想史变迁为背景，当然，这也离不开背后的国家和区域甚至是社区的研究。笔者并不期望给出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东西，那必然会产生阻碍我们对关于基层社会这个复杂而又深具尝试性的概念认识的条条框框。相反，笔者更希望学者选取区域研究时注重区域的普遍性状态，尤其是注重思想史脉络的共时性分析和历时性比较，力求掌握一个清晰地社会文化变迁轨迹，这样才能得出关于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