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1994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食品――保鲜延迟成熟型番茄在美国上市，从此开启了转基因食品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时代。1996年转基因食品作物开始大规模推广。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报告，2011年，全球共有29个国家种植了24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1.6亿公顷，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种植国[1]。尽管如此，关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一个争议巨大的议题。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态度进而反映了人们对其所作出的不同评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评价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转基因技术水平的差异、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的不同等等。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2]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并坚信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意见惊人地分歧的原因是完全系于他们的利益差异上的”。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这说明，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评价与人们的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的目标不同而产生利益上的差别，进而直接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和态度。因此，本文拟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进行分析。
二、利益相关者概念及转基因食品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这一词最早被提出可以追溯到192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经理在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公司利益相关者服务思想，而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最先由美国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提出。1965年，美国学者伊戈尔?安索夫将该词引入管理学界和经济学界，认为：“要制定出一个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分销商。”[4]此后，有关利益相关者概念的表述层出不穷，但“没有一个定义得到普遍认同”[5]。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中对利益相关者提出了一个颇为广泛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可以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该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6]。Carroll和Buchholt在《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一书中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企业能够通过行动、决策、政策、做法或目标而影响的任何人或群体。反过来说，这些人或群体也可能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做法或目标”[7]。
从上述有关利益相关者的一般定义出发，转基因食品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可以影响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或受转基因食品影响的个人、团体及政府组织，具体包括从事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研究的生物科技公司、农民、生产商、加工商、消费者、政府、科研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其中，
生物科技公司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作为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开发者和研究者，生物科技公司通过自主研究开发出转基因农作物新品种，构成推动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转基因专利技术，生物科技公司能够享受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专属权利，通过转基因种子的销售能够给它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据报道，跨国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公司2009年的全球营业收入达117亿美元，其中65%～70%来自转基因种子和转基因技术的专利授权[8]。反过来，其所获得的巨大经济效益又促使该公司进一步加强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从而促进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进一步发展。
消费者与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联系最为紧密，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一方面，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消费水平都直接关系到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安全有序的发展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优质、营养、健康、廉价的食品，否则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甚至因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政府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作为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者，政府掌握着大量行政和权力资源，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发展战略与规划，建立专业的检测、安全性评价和监督体系，政府能够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政府也是转基因食品发展的受益者。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发展能带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改变传统农业运作的模式，从而推动农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转基因作物及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则能增强一国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专家学者、媒体以及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一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如消费者协会、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专家学者拥有丰富而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这使得他们对转基因食品具有充分的发言权。作为政府决策的咨询者与顾问，他们往往能对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决策与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影响普通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大部分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缺乏了解和认知，媒体是消费者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重要渠道。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报道必然会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选择。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扮演着市场监督者和揭发者的角色，它拥有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专家，通过发布各种有关转基因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向普通公众发出警示，建议政府部门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发展采取谨慎态度。他们的活动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转基因食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及其社会评价
以上表明，从事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研究的生物科技公司，转基因食品的研发者、生产者、销售者，从事转基因或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或农民，普通消费者，政府，媒体，专家学者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都是转基因食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行为、决策会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发展也会影响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何在，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影响他们对转基因食品作出不同评价的呢？
普通消费者是转基因食品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普通消费者主要关心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价值及其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的影响，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获得优质、健康、廉价的食品。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作出何种评价取决于其对转基因食品感知到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收益感知、风险感知、需求感知、生活质量改善感知是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评价的重要因素。消费者会将感知到的与转基因技术有关的各种属性进行评价，例如转基因技术能否降低食品的价格，是否会对自身的身体健康带来潜在威胁等等。随着感知的收益、产品质量（味道和自然性）、产品纯度（化学药品使用的减少）、产品健康性的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积极评价程度会不断提高。总体上看，只要他们可感知的满足程度高于可感知的风险，消费者就会对转基因食品欣然接受，对其持一种积极肯定的评价态度。由于消费者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受一般态度（类似于价值观，如对环境和自然的态度，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生物技术知识和对管理者信任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普通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千差万别。
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发部门、种子企业、生产者、销售者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生物科技公司是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发主体。作为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发部门、种子企业、专利拥有者，转基因作物及食品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生物科技公司大力宣传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给人类所带来的好处，给予转基因作物及食品一种积极的评价。作为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产利润和销售利润，无论是否是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的增加，他们就会进行生产和销售，否则就会转而生产和销售其他产品。因此，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评价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中立的。转基因作物是转基因食品的原料来源，因此农民是转基因食品的间接生产者。面对生物科技公司或种子企业的营销，农民通过种植转基因作物短期内可能减少农药用量，减少病虫害，降低劳动成本，提高产量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可以说，农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愿意种植转基因作物，并对转基因食品持肯定态度。
政府是转基因食品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政府首先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首要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同时，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除促进公共利益外，还要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以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公共利益体现为保证普通消费者身体健康，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安全。社会福利体现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获得“农业发展利益”和 “国际经济与贸易利益”，维护“科技主权利益”等[9]。不同国家和政府会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基于对上述利益的不同考虑和平衡，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不同的政策。美国的转基因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程度高，因此，美国对转基因食品大力支持。欧盟的转基因技术水平和商业化程度与美国存在差距。为了防止美国的转基因食品与种子出口到欧盟各国从而垄断欧盟的市场，欧盟各国一方面以“转基因食品不安全”为由拒斥转基因食品，另一方面抓紧时间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技术与食品，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实际上欧洲国家从未放松过转基因技术的基础研究，只是在应用研究和商业化方面不如美国。当然，欧盟国家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排斥和反对，也迫使其对转基因技术及其食品奉行“小心谨慎”的原则。一些发展中国家转基因技术水平较低，为了使自身不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失去发展的机会或防止自己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不得不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以求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与推广、研究与开发方面有所突破。对于面临粮食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基因作物具有抗旱、抗虫害、增加产量、改善营养等效能，这对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原生作物被转基因后成了跨国公司的专利，今后的作物就需要进口种子，这就会影响本国种业的利益。非洲国家拒绝转基因粮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转基因作物传入后被作为种子，破坏非洲国家传统作物的种子，进而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另外，由于欧盟国家拒绝转基因食品的进口，非洲国家担心转基因作物如果用作饲料会威胁到其对欧洲的牛肉出口市场。因此，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转基因食品都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政策。
专家学者本来是“社会理性”和“社会良知”的象征[10]，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完全融入社会结构之中，特别是融入到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之中，这使得专家学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评价越来越受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影响和制约。对转基因食品评价的核心是其安全性评价，这必须建立在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包括人体健康研究和环境安全性研究，包括用实验来获知某种作物的短期或长期的效用和后果）基础之上。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和实验，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但现实情况是，政府的研究经费往往与产业目标挂钩，公立的研究机构也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定义成功，公司财团正取代政府等公共部门成为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就使得许多科学家不得不依赖大公司提供科研经费来进行科学研究，使其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失去独立性。据报道，2009年，一群人数达26位的专家在发给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份声明中指出：由于生物技术公司的种种阻挠，他们在有关转基因技术对环境和人类潜在影响等很多关键问题上都无法进行真正独立的研究[11]。作为直接从事转基因食品开发的科学家，他们受到相关产业的资助，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他们理所当然地是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从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研究的独立科学家需要转基因作物的种子或植株作为研究对象，但大公司往往以专利权保护为由拒绝提供。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教授埃尔森?希尔兹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你唯一的研究对象是玉米的害虫，你就需要最新的（转基因抗虫）玉米（来做实验），而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样本，你就只能一事无成”[12]。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事业上的发展机遇和就业的保证，一部分科学家自然难以对转基因食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如果想在转基因问题上保持批判性的职业眼光，就意味着你会很容易得罪公司和政府，自毁前程。为了事业上的发展机遇和就业的保证，面对科研团体和商界之间强有力的结盟，科学家们正在学会保持沉默，或者沦为摇旗呐喊者”[13]。 在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一些关注转基因问题的消费者组织和国际环保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是一类特殊的群体。这类组织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有着自身特殊的价值取向。这类非政府组织着眼于未来，关注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对生态环境、人类社会与人自身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求实现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最大化。由于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存在着潜在风险，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他们持一种强烈的否定性评价。
四、结 语
以上分析表明，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主体总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评价的。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了对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多元化。不同的评价会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肯定性的评价会引导人们积极推动转基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否定性的评价则会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产生阻力，形成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发展的不利性制约。只有形成对转基因食品合理而一致的社会评价，才能促进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究与商业化的和谐健康发展，并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要形成对转基因食品合理而一致的社会评价，需要一个整体利益和总体目标的代言人来控制、引导、协调和规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行为。能够担当此任的只有政府。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台，实现利益控制、协调的制度化，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合理而一致的社会评价需要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不统一，则无法形成一致的社会评价。这就需要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沟通，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达成共识，通过反思和商讨来寻找化解利益冲突的方法，提供可能的协调性替代方案，创造一种对彼此都有利的评价标准与原则。这同样需要政府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及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提供开放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为不同利益相关者提供对话与协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让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媒体应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与沟通的桥梁与中介作用，尽可能公平公正地表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声音与利益诉求，促进各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和共识的有效达成。普通公众作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借助现有的各种沟通机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道积极参与到利益的表达与对话协商之中，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并监督与敦促政府相关决策的合法公正、公开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