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4-0032-04
道德作为符合人类本性的普遍理念，无疑是人类把握自身文明的一种载体，如仁爱、和谐、自律、孝道等是我们约定俗成的基本道德范畴。然而，谈及道德建设人们往往关注于儒家德治思想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而对佛教文化与道德建设的关系忽略不计、熟视无睹，甚至投闲置散。本文就佛教文化对当代道德建设的价值做以探析。
一、佛教文化的劝善本质是道德自我管理
佛教文化的劝善本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道德自我管理。道德自我管理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情绪、欲望、言语、行为等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佛教文化与道德自我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品德和人生的成败。
故而，中国佛教的道德文化及其在当代的现实价值无疑是具有历久弥新的主题。其中，佛教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明晰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丰富的道德层次，是培育当代中国道德文明的养料。当然，要想使其能够成为当下新的精神财富，就要盘活传统的道德资源。要在立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注入时代精神，对道德核心要素进行与时俱进的取舍，构建适应当代、属于当代的社会道德体系。譬如，佛教文化认为，社会公益性、互利互助性、伦理本位性、人道同情心等理念是构筑道德体系的基本底线，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改变。因此，在着力当代的道德建设时，应考虑到这些要素，方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与此相一致，佛教文化倡导的道德，其立足点是能有效地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精粹。譬如，“仁爱”、“和谐”、“ 孝顺”、“自律”、“诚信”等等。故而，道德自我管理就是用佛教文化实现人在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自我提升，用中国古人的话讲就是修身，就是束己，就是积善成德。道德自我管理既是传承佛教文化的目的，也是践行佛教文化的手段。《百丈清规》是中国佛教禅宗寺院管理制度的最早形态，也是对道德自我管理进行的书面化、外在化的诠释。还有《二十四门仪则》等细则，其内容主要涉及到僧人应养成的行为规范而制定的教育守则。这些清规和仪则与儒家、道家的修身理论不谋而合。如《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尽心下》中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道家《老子》也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从中足见道德自我管理的重要价值。
佛教在道德上具有止恶扬善的教化意义。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既对为善行好者是一种鼓励，又对怙恶不悛者在心灵深处制造一种慑服。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好人继续积德行善，坏人及早回头是岸的道德氛围。佛教文化用因果报应的价值观引导着人们去恶为善的道德实践。特别是其把对为善的肯定寄托到了遥远但却充满一丝甜意的来世期待。不过正是这种充满了一丝甜意的来世期待及对道德行为因果报应的规律化的认证，强化了佛教为善去恶道德说教的威慑性和对来世期待的吸引力。这样，佛教文化与以儒、道为主的古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有了殊途同归的契合，体现、继承和发展了以出世之身为入世之事的合理内核与中国人文精神。
二、佛教文化的普世价值亦在于道德自我管理
解决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是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精神旨归。因为人的道德属性使人与动物迥然分野；而道德境界的高下又使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大的差别，于是，人便有了永不满足的道德追求，不断地把自我朝着成佛、成圣贤的道德境界提升、超越。所以，对社会来讲，佛教就像一个净化过滤器，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和精神状态的平衡。
佛教文化主张要将道德见诸于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是道德的立足点和具体运用，离开日常生活的实践检验，道德必然归于脱离实际的大话、空话、套话。道德更多地体现在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的要求，体现出与当下的价值观、利益观、爱国观、诚信观、法律观的根本要义相一致，成为个体道德意识全面发展的补益剂，也是促进个体道德境界提升的价值指南。我们要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这也更加证明了佛教文化对当代道德承继与发展的价值所在。
佛教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可以说是在论证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谓“四谛”、“五蕴”、“ 八正道”、 “十二因缘”等核心价值观，都在着力于说明不能做好道德自我管理的巨大危害。又如，“万法性空”理论，不但教人不要生起贪心，而且从根本上消解了违背道德底线而滋生贪欲的真实性、可能性，以避免给自身带来痛苦和烦恼。从而在逻辑前提上抹杀了所有贪欲的必然性，这有益于改变人多贪多占、唯利是图的心理。而佛教因果轮回理论亦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互补，并起着传统儒、道等思想有时无法起到的作用。这对于克服当前社会中背德求利的现象都有一定的意义。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过分的、违背社会道德的贪欲却往往是既害人又害己。经常用佛教的“不贪著”来调控心境、淡泊名利，无疑会利国利身。就抑制过分的贪心而言，孟子有“寡欲论”，道家老子《道德经》中也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之类的话。但却不如佛教说得那么透脱、那么自然、那么有说服力。
佛教修行其实也是加强道德修养与塑造人格的过程，也更进一步证明了佛教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对道德的自我管理。譬如，《华严经》明确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条件与严格的道德考量标准，突出表现在信念、心志、实践、境界四个方面，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地”。佛教提倡人类要过有道德的生活，要在生活中追求四大美德：善行、同情、快乐和宁静。而要拥有这四大美德，佛教主张人与其它生命体要和谐相处（不杀生），严禁使用偷盗、诈骗等不道德手段达到占有目的，反对通过纵欲、酗酒或吸毒等不道德的途径来使自己处于非理性状态。在这一点上，佛教修行的最高目的与最高境界，无疑也是自身的道德品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可以说，在道德践履中对来世幸福的憧憬与期待必将是人类共同的、基本的价值追求。这也正是现实佛教信仰获得存在的前提和最本质的原因。 三、佛教文化客观上有利于全社会的道德自我管理
从佛教发展史来看，佛教的儒学化为佛教文化的道德品格和伦理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为佛教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创造了条件。佛教文化一方面通过对儒家的比附、调和甚至迎合，沟通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之间的联系，从而拓宽了佛教“中国化”的道路，并以此而得到了社会管理层的支持和下层民众的接纳，也就得以在中国盛行。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发展，佛教的儒学化也逐渐从表面层次对儒家道德规范的妥协调和，发展为深层次上对儒家重视现实生活的务实精神。在儒家重人事和重视主体及其道德修养的思想影响下，佛教文化将抽象的佛性与具体的人性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对主体自我的肯定而进一步走向了对人的道德的肯定，由此而确立了中国佛教“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的中国特色。[1]当然，在隋唐时建立起来的各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思想体系中，老庄玄学的“自然”、“贵无”和“道”等概念以及相对主义、得意忘言等方法，都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思想的出现，就更是道家哲学与佛教思想相结合的结果。[2]
正是缘于这样的历史文化渊源，佛教文化在客观上自然地有助于全社会的道德自我管理，它对当代人的生活困顿、抑郁、孤独、焦虑等苦难的心理治疗也产生着重大影响。佛法中“四谛”的苦是在欲望与道德中二选一的苦恼。佛法认为，苦的根源是妄想和执著于欲望的不能满足，认识和明白了这些感受是如何产生、如何变化、如何发展的全部过程，才会使道德自我管理更具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实现佛教通过控制欲望来达到精神安宁的目的。正如《坛经》所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3]因此，要想摆脱这些欲望及其引发的苦难，人类就要想办法来清除这些苦难产生的原因，才能结束这些苦难，为此，佛教提出了涅?的思想，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内心存在的各种欲望，从而使自己达到无苦的境界。在这一点上，佛教的涅?解脱与中国的“寡欲”思想不谋而合。当代心理学认为，当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应该冷静对待。这样，当代心理学的精神内涵和佛教的自我管理思想就形成了交集。这正应了这句谚语：“美好的东西最终都会走到一起来。”
四、佛教文化培育道德自我管理的关键是形成道德自觉
要想引导人们的道德自我管理，就首先要增强人们自我道德践履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要在日常生活中树立并培育道德自我管理的意识，并在日常生活中把道德自我管理的理念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让伦理精神约束人们的生活，实现传统美德回归日常生活。佛教戒定慧，其实就是最好的自我管理理论。戒的出发点就是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使做事的习惯适应社会，消除太多的妄想和不正确的做法。当人的心理状态难以平和时，定则能指导人们有一个淡定的心态。佛教提倡的“无我”更是化解压力的除烦剂，并用它来淡化职务的高低、钱财的多寡，让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佛教通过戒律来实现对僧团的管理，有促进僧人的和谐相处、自我管理、止恶行善、完善个人修养的伦理意义。从佛教的终极追求来讲，其最基本的目标利于促进佛教持续性传播与解脱生命，成就佛果的终极目标。
加强自我管理的关键是形成道德自觉。要想随心所欲，先得不逾矩。人要追求自由，就先要加强修养，做好自我管理。尽管人的意识深处的道德自觉是直接看不出来的，但自我管理的目的仍然是实现人的行为自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意即对自身进行道德约束是所有社会关系得以和谐的基础。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的道德自觉是自我管理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自觉意识，也就谈不上道德行为的自觉。道德行为是不能掩饰的，用一些假相来掩饰自己，也可以从他的外部表现观察出真相来。比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首先要注意言传身教。如果做父母的为人不正，子女受父母言行的耳濡目染，就会在道德上受到邪恶的潜移默化。而言传身教的前提，是父母自身的道德自觉。颜之推认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亲，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5]所谓“狎”与“简”，即蕴含着道德上的不自重、不自觉。这样一来，等到坏习惯养成，想要制止也就来不及了，因而，自我管理的道德要求应立足于道德自觉。把主体的道德修养提上来，父母应有父母的修养和自觉，子女应有子女的修养和自觉。就像《礼记?礼运》中讲十义那样：“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类似于《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的意思。这也足见道德自觉对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之意义深远。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同时扮演父母与子女、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等多种不同的角色，对这些角色的道德要求在同一个人身上都是要遵守的。慧能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4]每一个人总是希望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成为受人尊敬的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通过自我管理。佛教文化的道德自我管理跟社会普遍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规范是一致的。自我管理客观上必然会顾及到他人、社会、外界的利益，客观上形成一种无私、仁爱、友善的品德。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佛教文化要求人加强道德自我管理，最终必然会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