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漠视，日益成为了我国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话题之一。近些年来发生的如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2010年的药家鑫案、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等典型漠视生命案例令每一个国人震惊。但这么多年过去后国人仍未警醒，发生在近期的如2014年2月27日深圳女高管倒在地铁站50分钟内无人救助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悲痛过后，我们不经要问。为何我国的社会风气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是个人的道德败坏，还是现实的环境使然？如今的社会冷漠犹如病毒一般，正日益在人群中蔓延，并由个体冷漠向群体冷漠演变，逐步成为这个社会的常态。
一、个人修养因素导致的社会漠视
（一）个人责任意识下降缺少有担当的公民
中国政府提倡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产生了许多社会诟病。每个家庭从过去的多子化到如今的少子化都使得父母对孩子产生溺爱情节，父母不舍得孩子自行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长此以往产生了越多越多不敢承担责任甚至好推卸责任的青年。在遭遇突发事件时，少有青年敢于挺身而出。青年学生自我意识强烈，自私自利思想严重，对待周围的人和事物缺乏责任感。他们对待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往往首先从自身的角度考虑，怕担责任的想法看似理性却为中国当今社会的冷漠风气助长了气势。这种本应是局部地特殊风气进一步演变成了中国人的漠视现象。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社会漠视的主体，可怕的是他们的不良行为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下一代人。在对中国社会漠视案例的调查中，有一部分的旁观者并不都是冷漠而不愿施以援手的。部分群体是有意愿帮助，但最后都是被围观群众的“好心提醒”而“阻拦”。思前想后怕惹祸上身只好放弃，这类群体的心理并不是个例。他们虽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缺乏勇气。在这背后就是因为怕一旦出现问题，而需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心理。
（二）个人行善成本增大助人满足感缺失
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经纪人的一切行为均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向善”的社会力量遭受到严重打击。理性的个人算计已经压倒了人们的良心追求，混淆了应有的善恶感，为了得到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不惜恩将仇报。当选择良知的成本太高，当救人有可能被挖苦、质疑甚至反诬时，无良知不道德现象就会普遍出现。令人寒心的案例也已不是个例，使得做好事行善的成本变大。这不得不成为许多助人者理性考虑的问题，而不再顾及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倘若不存在相应的约束机制，社会冷漠将会是所有社会成员处世的一种最优选择，因为这是一种占优策略。反之如果社会加大对无良行为的制度约束性惩罚，使道德缺失者在无良与守德的“博弈”中深切体会缺德带来的风险和过高成本，就会规导他们放弃选择缺德。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使冷漠的“缺德者”选择道德。
（三）个人的自我预言形成消极反应
人们会受社会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而产生出一种负面消极的心理。认为媒体所报道的个别案例，总会应验在其生活的每一处区域。这种刻板的思想以及个人的自我预言，会使情境所具有的意义也有相应的预言反应。其随后的行为以及这一行为的结果将受这一意义的影响。因此社会群体会被媒体中报道的冷漠现象而影响最终使这种预言成为现实。自身也会“加入”庞大的冷漠群体。
（四）个人的急救常识欠缺爱莫能助
2011年9月2日，同样在武汉就出现了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市场摔倒，最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而窒息死亡。在李大爷摔倒后的一个多小时里，不断增多的围观人群中却无一人施以援手。通过记者对周围的群众的采访后得知，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表示有想法去扶起跌倒的老大爷，均因为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没有相应的急救常识，不知将老人如何搀扶只好选择围观。就连接到报警电话立刻赶来的民警也仅仅是拍照片取证，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等待医务人员前来救治。鉴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了致使部分有援助意愿的路人选择漠视，这是一个很具有代表的漠视原因。
（五）个人对社会的信任缺失引起冷漠危机
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国民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的同时，人情味却变得越来越淡。亲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信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经式微，但却未找到合适的替代品。社会成员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危机，极度的不信任表现在：生活、社交、学习等方面。市民试图将自己关在一个“安全屋”，从一开始就将他人拒之千里，更谈不上所谓的乐于助人。社会冷漠更是大势所趋。信任的产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互动，传统的中国社会信任建立于熟悉之上，但在陌生人社会中人是以利益关系相联系的，利益中止互动自然而然地中止。信任是群体互动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缺乏信任会使人性趋于过分的理性而较显冷漠。通过博弈论的视角可知，博弈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即当事人不清楚对方会如何行动，而自己才会陷入不断的博弈考虑之中。如果社会中的群体互相信任，并且相信做好事是一定不会倒打一耙的。那么在信息对等之后就会有人乐意帮助受难者，而无需担心事后不应产生的麻烦。
二、他人行为因素导致的社会漠视
（一）个别冷漠者的行为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 冷漠者在群体中具有感染性，通过自身的行为，他能将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感染为冷漠者或具有冷漠倾向。从众心理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公民会对他人的行为进行模仿。这种冷漠心理会在社会群体中蔓延，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果不加掩饰地直面自己，应该承认中国人的众趋人格存在着很多问题，麻木冷漠的看客心态正是痼疾之一。
（二）负面文化习得影响非冷漠者行为的转变
个体的行为是通过学习相应的社会规范，并使之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而形成的。曾今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尊老爱幼、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行为，现如今变的岌岌可危。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中提到的中庸，作者认为看似是一种无所忌惮的心理，实则是一种明哲保身，保护个人利益不受侵害的观念。在中国的古语中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教导，因此部分冷漠的群体就是吸收到了这一类的社会文化所感染。
当今社会个人为了追求利益选择漠视的心理也就不足为奇了。个人的道德社会化，开始被当前中国社会的亚文化“冷漠”所取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扭曲的社会规范。研究表明行为具有交互性与感染作用，冷漠者的趋利行为与动机感染或改变了非冷漠者的行为。这种价值观念开始在大众间蔓延，这就是冷漠社会的开端。
（三）责任分散心理引发社会成员的集体冷漠
责任分散是国人心中最为普遍的一个心理。当遭遇突发事件时，路人会因为周围有其他人而心理上认为自己所需承担的责任会相应的减少而内心未助人的负罪感也会少很多。因此常常会滋生出一些总会有人帮助那些处于危难中的弱势群体。这种冷漠心理正在我国的社会成员间“流行”开来。
（四）未使社会成员警醒的冷漠促进冷漠行为的蔓延
破窗理论下，可以将社会漠视的产生理解为从社会个别成员的恶劣行为而蔓延到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恶劣风气。人与人之间存在相互的模仿，认为他人的不道德的行为正是自己不道德的根源。常此以往下去，社会漠视想象会更不被人重视，这扇“破窗”会越破越严重。
（五）负面新闻的报道形成受助者不利的刻板印象
通过对当下社会冷漠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如果媒体在一段时间接连报道了一系列的救人的案例之后，当地就会出现很多救人的好人出现。这时媒体的示范效应就起了正向的作用。如果媒体接连报道一些救人后被“反咬一口”的案例，一时间民众对于救人做好事就会刻意避之。此时媒体就扮演着一个传播负向影响的媒介。2011年8月28日在武汉市报道了一个电动车司机去救一个跌倒的老人而被老人诬陷为肇事者。2011年9月2日，同样在武汉就出现了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市场摔倒，最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而窒息死亡。在李大爷摔倒后的一个多小时里，不断增多的围观人群中却无一人施以援手。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城市，仅仅相隔4天，不难推断冷漠的行为源自于好人没好报。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不负责的报道会给阅读者消极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会在个人心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易使公民畏缩行善。
三、社会机制因素导致的社会漠视
（一）社会财富的分配缺乏公平有效的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革。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经济改变了传统中国的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开始不均等，城市与乡村的收入差距增大。老百姓的劳动报酬率与社会精英群体差距逐渐扩大，不免让百姓萌生怨念。中低等阶层通过辛勤的劳动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与之回报的收益却少的可怜。社会精英群体不时被爆出各种贪污受贿的丑闻，在表面看来却未让他人警醒。这类群体的高品质生活不免让底层群众不满，无权者开始不信任所谓的精英。城市中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使得各个阶层形成了一层天然的屏障。个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原则，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百姓变得焦虑多疑，社会没有了共产主义社会本有的热情和温暖。不同阶层的群体对处于比自己阶层地位低的人产生结构性排斥，逐渐将处于社会底层或弱势群体边缘化，对其漠视也更加明显。
（二）社会的高度劳动分工迫使不同阶层疏离
伴随着社会物质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劳动分工达到了新的阶段――过度化的劳动分工。虽然劳动专门化是先进社会的本质要素，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我们不得不考虑过度分工所造成的弊病，人们的情感因为分工的关系被限制在少数同行人之中，而和其他阶层的人疏远（Comte，1855）。因此劳动分工为社会漠视提供了先决条件，处于不同阶层的群体无法顺利的沟通致使社会漠视现象不断恶化。
（三）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覆盖仍不尽如人意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某些方面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如今看病难，看病贵，很多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报道比比皆是。而从行善者反被冤枉的案例中不难发现，那些诬陷好人的受助者不乏有担心医药费的情况。换言之如果制度上保证了每一个民众看病就医的问题，即便是摔倒了，被车撞了，病人自己或者肇事者完全有能力承担一切费用，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放下自己的尊严去陷害别人或者选择肇事逃逸。这个原因在社会冷漠中不容小觑基于此，我国应该加强医疗保险的覆盖覆盖范围，使社会全体成员享受到生活的保障。国民不为昂贵的医药费用担忧，自然而然的就会去追求道德的自我满足。
（四）看似合理的城市功能分区缺少社会关顾
城市中具有不同的场域，包括功能型场域、流动性场域和新建型场域。这种规划的好处在于使城市的整体布局更为清晰，使每块区域发挥其最大的效益。与此同时这种规划也为社会冷漠的运行奠定了基础。西方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多采用弱关系，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强关系社会。社会中不同群体若想获取帮助依靠的是熟人。熟人的特点是与自身具有某些方面的同质性，同质性的群体较容易产生认同感。后续的互动是建立在彼此认同后才会产生的。而在城市中不同的场域如流动型场域或新建型场域中，人口多具有异质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多与利益相挂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认同因此社会漠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因此在遭遇突发事件时乐于伸出援手的人便寥寥无几。如“小悦悦事件”就发生在广佛五金城。位于广佛交界处的大沥镇黄岐，这是一个体积庞大、品类繁盛的五金交易商城，在全国五金集散地中享有盛名。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一些商人，他们都是竞争关系。在这里就是适者生存，人与人之间只能用冷淡来形容。 （五）社会中惩治诈骗者的法律机制不够健全
通过诸多事件的调查采访中可以发现，很多旁观者不是不愿意对处于危险中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而是怕被冤枉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而这其中的根源主要是我国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可以惩治那些“倒打一耙”的受助者，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了漠视。其实相似的法律在世界其他国家早已出台，如法国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新加坡也有类似规定，被援助者如若冤枉救助者，需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社会公众期待对好人的免责，期待对不感恩的受助者惩治。同时对于诚信的问题，尚缺乏一个合理的机制进行管理。如并未将污蔑好人的事情记录在诚信档案，将诈骗者的案件一经查处证实属实后则应将其记录在案，并且情节严重者有理由取消相应社会福利的享受。对于助人者也应该出台法律予以肯定或者奖励，仅有此对待社会冷漠双管齐下才能有可能见效。有理由相信当社会冷漠被民众广泛热议后，建立相应被提上议程的时间就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