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罚措施威慑力不足
本文通过考察曾受过处罚的行为人的再次违法情况来测评处罚措施的威慑力。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曾被处以处罚的种类和是否再犯进行了独立性检验，原假设H0为是否再犯与曾被处以何种处罚无关，H1为是否再犯与曾被处以何种处罚有关。选取的处罚种类主要是2010年至2012年间142家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被处以的罚款、警告、公开谴责、批评和限期整改，有26家上市公司在三年内又再次因信息披露违法而被处罚。抽样样本如表一所示：
一般采用下式计算任何一个单元格频数的期望值：fe=（RT*CT）/n，fe为给定单元格的频数期望值，RT为给定单元所在的行的合计，CT为给定单元所在列的合计，n为观察值的总个数，即样本量。计算结果如表二所示：
χ2可以用于测定两个分类变量之间的相关度，χ2=∑（f0-fe）2/fe，f0表示观察值频数。表三是每个单元（f0-fe）2/fe的取值。
运用R软件可以计算出χ2=3.146316，因为χ2的自由度为2，qchisq（0.95，2） =5.991465，当显著性水平为0.05，自由度为2时，临界值为 5.991465，因为3.146316<5.991465，所以决策：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接受原假设H0，即是否再犯与接受过什么类型的处罚无关。由此可看出目前各种处罚措施在处罚力度上的差别度无法得到有效体现，处罚措施整体威慑力不足。
二、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缺乏有效性
我国的监管模式属于政府主导行业自律补充型，在此模式下政府负责制定证券市场的管理法规，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发行和交易进行监管。目前只有证监会有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和警告，但无权进行公开谴责和批评。为了更好地评测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效果，本文以2010年至2012年因信息披露违法仅被证监会或两大交易所处罚过的32家上市公司为例进行了集中分析。具体如表五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直观的看出，监管部门的处罚措施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三年内近25%的再犯比例还是较高。而且仅被两大交易所处以谴责和批评的上市公司的再犯率较高，相比之下证监会的监管效果较好一些，再犯率远低于仅被两大交易所处罚过的再犯率，这说明两大交易所处罚措施的有效性有待改善。
三、处罚的时效性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与监管机构发现并处罚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说明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越高。然而有统计研究表明2001年至2005年间上市公司从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发生到被监管部门发现的时间间隔平均为20个月，其中最长为9年，最短小于一个月。证监会发现和处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所需的时间最长，平均为3年多。
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监管不力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责任制度设计存缺陷。我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将会被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罚款最高限额都没有突破《证券法》的规定。这样的法律规定既无法解决因通货膨胀等原因导致的货币贬值等问题也无法满足罚过相当的要求。
（二）监管部门执法地位不独立。证监会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与证券市场关联密切的其他政府部门如财政部、税务总局的牵制，同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和发展的特殊性，监管部门执法过程中难免受到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压力，导致其无法完全依靠法律授权做出独立公正的监管决定，其处罚的权威性也被损耗。
1997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被划归由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从此证券交易所既是中国证监会的监管对象，又是中国证监会的下属机构，造成了证交所的执法地位不独立，在组织市场和管理市场方面要受到证监会的干涉，使交易所监管的权威性降低。
（三）监管权力配置存在缺陷。相比于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由于身处证券市场监管的第一线，所以更便于掌握市场变化的第一手资料，更容易了解市场发展情况，从而更已于发现违法行为。但是交易所享有的执法权力有限，比如证券法没有赋予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调查权，证券交易所如认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存在重大问题，应该向证监会反映，由证监会进一步进行调查核实。此种情况下证监会调查取证的难度要比证交所大，执法效率便会降低。
五、总结
我国证券市场从建立至今才短短二十几年，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证监会的行政级别、强化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并且构建全面协调的社会化监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