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98-04
一、 前言
关于政治参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这样定义：“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在对于民主的分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建设程度的主要标准，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体现了政治文明进程中现代民主的精髓。在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不仅决定了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对农村的政治稳定和全社会的发展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社会变革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从政治态度、政治情感还是政治观念和政治参与上都开始趋于积极、理性、现代和自主，但由于受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的影响，大多农民的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具有保守怕变、政治冷漠、臣民意识、依附思想、平均主义等特征。尤其在西北地区的山区农村，村民们的政治参与渠道单一、参与意识淡薄，政治文化现状更令人堪忧。为了了解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政治文化现状，笔者在2012年2月以陕西洋县金水镇曹洞村为中心，对周边4个行政村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作了相关分析，以期寻找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探讨培育农民政治意识的有效途径。
笔者所调查的行政村，处于秦岭山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闭塞，这些行政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年均纯收入远在全省平均水平5028元（2011）之下，因而在整个西北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曹洞村为例，该村位于秦岭深山之中，距离当地镇政府25公里，交通十分不便，至今只有一条仅能摩托车勉强通行的山道。1992年通电（此前用煤油灯照明），2009年建通讯信息转播塔（此前无电话等任何通讯设施），全村有三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常年在外打工者除外）300余人，其中成年人（即有选举权者）215人，高中毕业者3人，初中文化程度者23人，小学文化程度者49人，其余均为文盲或半文盲。全村有党员3名，都在60岁以上，30余年未发展一名党员，基层党组织建设近于瘫痪，民主文化环境极差。该村离最近的中心集镇较远，很少受到城市现代经济文化的影响，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相当落后的。本次调查采用抽样形式，调查问卷与开放性访谈相结合，对象为金水镇5个行政村，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83份，问卷有效收回率为96%。
二、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及原因分析
本调查问卷共包括三大部分，主要涵盖村民对于国家政策的了解途径、了解程度以及政治认同感和参与方式等几个方面。通过调查，了解到该镇农民政治文化的现状：
1.农民的政治素质和参与水平整体较低。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否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39%的村民表示没听说过；26.4%的村民表示知道有这么一个法规；21.9%的村民表示了解，但不是十分清楚；只有13.7%的村民表示比较了解。当问及“怎么看待村民自治”时，34.7%的村民不知道什么是村民自治；36.1%的村民表示凡事都由村干部和上级领导说了算，村民自治都是形式或者根本没有村民自治；29.2%的村民表示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农民在一些有关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有了一定的决定权。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问题表示肯定回答的村民主要是村干部以及该村所谓的“文化人”即初高中毕业者，除此之外，曾在大城市务过工的一些农民由于“见过世面”，对国家的政策也略有耳闻。可喜的是，在这部分人当中，年轻人占了大多数，说明我国年轻农民的政治意识正在逐渐增强，这些人相对来讲比较关心有关农民的政策动向，他们了解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电视，在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关注中、省台的新闻节目以及本县的新闻播放。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说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与农民对政治民主知识的了解程度是呈正相关的，即具有一定政治民主知识的人，他们会主动了解国家的政策、法规，因而也懂得通过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这些人在村里也往往充当投票受托人和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对政治民主知识的了解程度影响着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质量，是决定村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
2.农民缺乏民主意识和参与精神。在问及村民是否参加过村干部选举时，14%的人表示自己白天要出去干活，经常不在家，几乎没有参加过；31.4%的人表示没有亲自填写过，都是委托户主或其他“能人”代为投票；其余的村民表示参加过，但是绝大多数都随大流填写，问及原因时，回答是谁当都一样，自己一个人又改变不了啥，少得罪一个是一个；在参加过的村民当中，只有一少部分人表示自己会选有本事能干的人，这些人又大多是上述我们所说的文化素质较高者或有想法的年轻人。
当问及如何看待拥有公民选举这一神圣的权利时，大多数人表现得不以为然。我们以调查为例，在现任这届村干部选举时， 你是否愿意参加，只有40.9%的农民对参与村干部的选举表现积极， 而剩下的都是表现一般或是不积极的。公民投票选举人民代表被视为一项“神圣”的权利，但是， 为什么许多人对这一神圣的权利如此不在意， 有的甚至将投票视为一种负担呢？ 在调查中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这种选举与选民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导致他们的政治功效感较弱。政治功效感， 是指在选民看来他的一张选票在决定谁当选问题上能起到多大作用的心理感受。那些政治功效感强的人往往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充满自信，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能够实现某种政治目标或预期结果。功效感越强烈，政治参与的内在冲动也越强烈。如果村民在投票过程中，认为自己的一票将决定谁当选， 他就会积极去投票。相反， 如果他认为自己的一票无论如何也不能影响谁当选，也即他的政治功效感很弱，就有可能导致他根本不会去投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村民们几乎只有村委会换届选举进行投票这样一种政治参与方式，参与决策和实行监督的行为绝无仅有，而且对于这样唯一的一种参与形式也表现出淡然漠然的态度。因此，形式上的单一和制度化渠道的匮乏也在客观上注定了社会中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的低下。 在我国广大农村，由于长期受封建宗法、等级思想的影响，整体上缺乏有利于发展民主意识的政治文化环境，村干部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管理权力，特别是贫困山区的农民，经济上的落后加上信息交通闭塞，使得他们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民主意识。在问及村民“认为村委会处理问题不公正时，会通过什么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时，47.2%的村民选择与村干部对着干并找机会报复，37.8%的村民选择不作为，即什么也不说，下次不选他就可以了，而只有15%的村民表示会写信向上一级反映情况或者到法院进行诉讼。而对于“村里的决定损害了大部分村民的利益时，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大多数村民则表示只要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或损害不大时，自己都会保持沉默，原因是不愿出风头、多管闲事，只要别人能接受，自己也行。由此可见在农村中，“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很普遍，且大多数农民的小农意识、中庸思想仍然十分严重，政治参与的动因非常狭隘，他们只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只有当自身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才会有所作为。正如美国学者伯恩斯所说：“当农民决定去参与政治时，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判定这种参与将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庭带来利益。”[2]在传统封建思想的教化下，农民的独立民主意识被严重束缚，这也是影响农民积极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3.村委会和村干部失职，致使农民政治参与有效感低。通过问卷第三部分“村委会是否定期向村民公开村务”“你对本村公共事务知道多少”以及“参与了哪些方面的决定”等问题的调查发现，村委会在进行农村社会“自组织”、发挥村民自治的领导核心方面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也很少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共同商讨决定村里的重大事务。据曹洞村村民反映，该村3年间共召开了两次村民小组会议（全村只有3名党员），村委会可以说是形同虚设。当问到村民为什么不参加村里事务的讨论制订和村里的村民自治状况如何时，大部分村民都表示，不管是选举还是村务的决定，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一点也不起作用，“上面都定好了的”“还不是人家几个村干部说了算”，而且自己的利益要求也不能从中得到满足，似乎都把政治参与看成是一种与己无关的事。可见，村委会很少或几乎不履行职责，或者只为村干部谋利益，而农民自身的利益需求无法通过村委会来解决，这些无疑影响了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了其政治参与的有效感，因此，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感低也成为了制约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所言：“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 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 [3]
4.经济发展的落后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于问卷的最后一部分“村里决定的事情自己了解多少，都了解哪些方面，关心哪些方面”的调查，笔者发现，较低收入者的回答大多为“自己的日子都过不好，哪有闲心管那么多”，“庄稼人种好自己的庄稼就行了，村里爱咋弄咋弄”。但生活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则对村里的重大事务表现出了较大的热情，在基本满足了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的前提下，他们愿意也很乐意参与到村里的事务中来，这些人由于头脑灵活，因而活路较多，收入也较高，是村庄中的所谓能人精英，他们对村里事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人对下届村委会选举的候选人身份也跃跃欲试。基于这部分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落后也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我国西北广大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贫困山区更是如此，在很多家庭中，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子女早早就辍学外出打工了，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但大多数农民家庭依然处于刚够维持温饱状态，沉重的生活负担和经济压力使得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政治权力，自然不会对政治参与产生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三、提高山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与建议
调查访问中，在“你觉得有哪些方面影响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热情”的回答上，答案比较多，根据回答的频率我们依次主要归结为文化素质的高低（受教育程度只是其中一点）、农民的自我民主意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基层组织的政治认同感以及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和参与信息是否对称等，其各自所占比例如表一：
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对于提高山区农民政治参与提出以下几点对策与建议：
1.发展经济，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坚实基础。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客观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总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并且总是一个渐进的、累积的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政治参与其实就是人们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过程，其背后的动力就是利益。农民是最现实的一个群体，认为经济“实”、政治“虚”，对于普通农民而言，进行政治参与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像精力上的、时间上的以及各种机会成本。生活的困境使得广大的农民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脱离贫困状态的经济活动当中，自然没有浓厚的兴趣去考虑距离自己颇远的上层政治活动。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村民参与政治所关心的首要问题还是关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问题，发展经济、村公共建设和减轻负担等，这与中国的现实状况有着很深的关系。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但却拥有着与自身数量不成比例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因此，只有解决了农民的经济问题， 为其政治参与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更好地刺激他们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为此，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改善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将农民从封闭的社会生活中解放出来，从贫困的物质生活中解救出来，才能使农民产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发展教育，提高农民政治文化素养。政治文化素养指的是民众在一定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政治行为能力，这是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观念、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等，公民的政治文化素养水平直接影响着其政治参与程度及质量，水平越高，参与程度和质量也就越高。要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素养，其首要条件就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列宁曾经说过：“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5]只有通过文化教育事业的充分发展，才能使农民掌握科学文化知识，逐步形成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提高政治意识，增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动机并保持健全的政治心态。[6]在西北山区，由于村民们的文化程度有限，再加上从未接受过先进的民主思想的洗礼，因而对农民进行现代政治意识、政治思想的教育和灌输最有效的形式就是通过建立村民教育培训机制，普及基础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并经常性地对村民开展不定期的政策讲解会，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及与村民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法规条例，从而逐渐培养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培养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冷静理性的精神，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同时，由于我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闭的生活环境使广大农民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造成了农民的封闭狭隘和对政治生活的淡漠，导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的动因狭隘，因此还要加强广大农民的公民教育，使其改变传统观念，建立起现代的公民意识，进而把政治参与提高到较高的层面。 3.建立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的现代组织化程度。目前农村缺少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参与组织。尤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导致了个体经营的独立性，农民间的联络逐渐淡化，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严重滞后”，加上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特点，农民们普遍缺乏协作精神和组织性、纪律性，这样一来，农民很难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导致农民利益申述渠道变得相对狭窄。很多农民认为自身力量弱小，自己的利益表达和要求不会被重视，因此在村民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就容易表现出分散的、孤立的、自发的个体政治参与行为，并且经常采取过激的、报复性的行动。对于这一点，各级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村务公开栏、村广播室等阵地，让村民们了解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的程序，全面把握与农民政治参与相关的制度规定，认识到离散性的生活方式、分散性的劳作方式、单一性的利益申述无法实现其政治参与目的，进而促使农民增强合作意识。政府可以协助当地农民建立一个民间组织来进行利益表达和经济诉求，同时可以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农民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组织，组织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集在一起，使民间的零散呼声转变为团体的共同诉求，不仅能够及时客观地表达农民的愿望，还能集中民间智慧，为政府实施经济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决策提供大量的咨询和参考，从而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质量，同时还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以防止公共权力的越轨。像有些地方成立的公道协会、旅游协会等都较为有效地起到了监督村务公开、规范特色服务的自律作用，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乡村政治的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形成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
4.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提高政治参与效能。政治参与离不开一定的渠道，传统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形式单一，而且制度化渠道严重缺乏，这种现状注定了政治参与的范围狭窄、水平低下。尽管随着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深化，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性途径日趋多样化，规则也更加完善，但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农民对新制度的需求，缺少制度的规范和引导，“由于制度不足、制度缺陷、制度不完备，农民的政治参与有许多成分逸出了制度范围”，非制度性的参与有了扩大的趋势。[7]正如日本学者蒲岛郁夫所说：“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在西北山区的一些村庄，由于村民利益表达不畅，参政机制不健全，使他们较难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积累起强烈的不满情绪无法宣泄和排释，一旦有外部政治动员，或利益严重受到侵害，“就有可能以非理性、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7]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将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点来加以推进，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政治体制，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渠道。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逐步建立起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现，提高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但是，行贿、越级上访、打击报复村干部、操纵选举等非制度性的参与途径依旧存在，在西北山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除了要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村民政治文化素养之外，还要在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实方面下功夫，不仅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还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实行“公推直选”来支持和保障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并设立村民监督小组监督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情况，以此来约束村干部的不法行为，改善村干部的工作效能，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感，为广大农民创造一个政治参与的良好氛围，使其能够切实地参政议政，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除此之外，还要健全信访制度，认真落实信访和听证制度，通过信访和听证，实现决策者与广大农民的近距离沟通，聆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利益要求，并确保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与机会，增强他们政治参与的愿望与信心。在国家层面上，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加农民代表的比例。在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历届农民代表的人数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0%，他们所占的份额与其所代表的人口比例极不相称。国家有关部门可以建立代表的资格审查和信息公开制度，通过扩大代表的覆盖面，让更多农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并且给予农民充分的民主权利，通过张扬农民的权力来推进政策执行和改善乡村治理，使农民成为社会发展棋局中强有力的博弈力量，这样农民代表才能确实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才能帮助农民进行切实有效的政治参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正如我国学者赵树凯所说，“现代的中国农民，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尊重。或许，唯有追随农民的脚步，才让我们准确把握政治的方向。”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