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普通话中，动词“搞”是一个高频词，一直是研究的焦点。对于“搞”的语义韵问题，学者意见并不一致（杨丽君，2002；常恺，1993；邢福义，2009）。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同根同源，皆源自“五四”时期兴起的白话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汉语未能沿着相同的方向继续发展，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变体。以往有文献提到，“搞”在台湾国语中很少使用，且基本多用于贬义（刁晏斌，2012）。但是，随着两岸三地交流的进一步密切，我们在台湾国语中也发现诸如“搞民主运动”“搞个超级市场”等偏褒义或者中性的用法。鉴于此，作者尝试通过实证的方法，对动词“搞”在台湾国语中的语义韵问题作更加详细的研究。
一、语义韵
语音韵（Semantic Prosody）是一种搭配现象，是指某些词由于经常同某些语义特征的语言单位共现而产生某种语义色彩（Louw，1993）。Stubbs（1995）从功能的角度将语义韵划分为积极、中性和消极语义韵三类。积极语义韵指词项的搭配词大多数具有积极语义特点的词；消极语义韵的词项吸引的搭配词几乎具有鲜明的消极语义韵特点；中性语义韵词语既可与具有积极的语义特点的词语共现，也可以与消极意义的词项共现。
不同于以往词的搭配研究，语义韵强调词与词之间意义的转移。因此，有关语义韵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考察节点词的语义，而应将其置于整个语言单位（词项及其搭配）中进行考察。同时，语义韵强调意义的评价功能，因为语义韵的基本功能在于表达说话人或者作者的态度或者评价（Louw，2000）。值得注意的是，语义韵也受到语法规则的制约。Louw（1993）发现，当“build up”用作及物动词时，往往呈现出积极的语义韵，而用作非及物动词时，则具有消极的语义韵。Stubbs（2001）研究动词 “accost”时发现，它的消极意义往往通过句法的被动结构来实现。因此，只有通过语料库对大量的语言事实范例进行观察、辨别、归纳，才能抽象出语义韵（张莹，2012）。卫乃兴（2002）认为，在进行语义韵研究时，有必要先建立其类联接（Colligation），再通过分析其搭配词来研究语义韵。本文的语义韵研究主要遵循卫乃兴的研究范式。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研发的“汉语平衡语料库”。该语料库有3.0和4.0两个不同版本。3.0版可在网上免费获取，共收集了约795万个汉字；4.0版虽收录字数更多，但需要向台湾计算语言学申请，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汉语平衡语料库”为3.0版。首先，我们通过检索该语料库，找到包含动词“搞”的相关例句，并根据其类联接，对相关例句进行分类，探讨其类联接使用的典型性。其次，我们再使用AntConc软件，针对检索到的动词“搞”例句，检索共现次数在3次以上（包括3次），跨距在节点词“搞”右边4个词以内的典型搭配。最后，我们邀请四位台湾人对我们所收集的典型搭配进行判断，以确定其语义韵类型。
三、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动词“搞”在台湾国语中的类联接
类联接（Colligation）是词语搭配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指语法范畴间的组合。孙叶林（2004）从句法功能的角度，将动词“搞”的类联接分成2个大的类别，分别是“搞+宾语”和“搞+补语”，每个大类别下又细分3～4个小类别，共计7个类型。本文主要分析“搞+名词性宾语”“搞+动词性宾语”和“搞+形容词性补语”这三种类联接。如：
（1）杨国枢搞了个澄社。二十一个明星学者……（平衡语料库）
（2）这几百年来，客家人几乎一直在搞革命。（平衡语料库）
（3）这样问的人大概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买怎样一个PC。（平衡语料库）
例（1）是“搞+名词性宾语”，例（2）是“搞+动词性宾语”，例（3）是“搞+形容词性补语”。
姚双云（2012）认为，动词“搞”主要有两种用法，分别是替动词和虚化动词。作为替动词，“搞”可以替代其他许多动词（好比英语中的“do”）。而“搞”作为虚化动词一般与所谓的形式动词相当。它常与其他动词一起出现，表示“进行、加以”等意思。在以上所讨论的三个类联接中，我们发现“搞”在“名词性宾语”和“形容词性补语”的类联接中，主要起的是替动词的作用，而在“动词性宾语”的类联接中，起的是虚化动词的作用。例（1）中的“搞”相当于“建立”，例（3）中的搞相当于“想”。例（2）中的“搞”则是形式动词的用法，它可以被删除，也可以用“进行”替换，但是对语义没有影响。
我们以文章第三部分所提及的语料库作为语料来源，通过检索动词“搞”，发现了455例台湾国语有效例句。按照文章所要讨论的三个类联接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标注，并统计其频次，最后找到了363个相关例句。具体数据见表2。
由表1可知，动词“搞”在台湾国语中主要是替动词的用法，其类联接可概括为：{搞+补语>搞+名宾}替动词 >{搞+动宾}虚化动词
（二）动词“搞”在台湾国语中的典型搭配
语义韵研究的第二步是要在类联接的基础上对节点词的搭配项进行语义归纳。AntConc是一款免费软件，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的Laurence Anthony博士于2002年研发，主要用于多平台的语料库检索与分析。我们应用AntConc软件，检索频次大于3的搭配项，在台湾国语中分别找到26个典型搭配。
（三）动词“搞”在台湾国语中的语义韵 我们请四位台湾人对表2有关“搞”的典型搭配进行判断，以确定其语义韵类型。四位台湾受试来自台中某高校语言所。具体操作流程如下：首先，我们请受试分别判断各个类联接中典型搭配的语义韵类型。以“搞清楚”这一典型搭配为例，如受试认为该搭配是积极的，则记为1；若认为是中性的，则记为2；若认为是消极的，则记为3。然后，我们以类联接为基本单位，计算1、2、3这三个数值在各类联接中的频次和所占百分比。其百分比即各类联接的语义韵类型。有关动词“搞”在两岸汉语中的语义韵差异见表5。
通过表3，我们发现：第一，在台湾国语中，“搞”的语义韵表现出一种错综性，每个类联接中或多或少都带有积极、中性和消极的特征，但是整体上以消极为主。第二，各个类联接对“搞”的语义韵类型有较大影响，“搞+补语”和“搞+名宾”以消极为主，“搞+动宾“则以中性为主。
四、讨论
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动词“搞”在台湾国语中的语义韵特点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搞”本身是西南官话中的一个方言词，它的推广流行要归功于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的作家。当时延安的共产党人强调只有使用工农大众能够看懂、听懂的语言进行宣传，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因此，当时根据地的报刊、广播、会议使用的都是极为浅显、通俗的语言（张梦晗，2010）。出于对共产党的敌视，国统区对于报刊使用的敏感词语加以限制，将很多共产党人广泛使用的词语当作“谬误名词”，一律不准使用（梁家禄 1984）。动词“搞”自然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不规范、甚至低级的词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人物的示范效应，“搞”在大陆普通话中快速流行开来，但是在台湾，除了使用频次有所增加外，基本维持了以前的旧貌。这一时期，动词“搞”在台湾国语中主要用于政治领域，例如“中共就在那里搞合作化”“共产党说要搞社会主义，他们只有拥护，鼓掌的份”“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曾提出搞乡社合一”等。对于动词“搞”在大陆的广泛使用，有些台湾学者也表示批评。例如丌婷婷（1989）认为“抓”“搞”是两个语义粗鄙的动词，在破坏传统语言结构的同时，破坏了社会结构。刘新圆（2003）则认为大陆知识分子说话动不动就“搞”什么，“听起来颇为粗野。”近几年来，随着两岸四地交流的进一步密切，在台湾的报刊杂志中也出现了“搞理论”“搞清楚策略”“搞个超市”等偏中性和积极语义韵的用法。同时，来源于香港的一些流行用语，如“搞笑”“搞定”“好搞”也开始慢慢被台湾年轻人所接受。我们认为动词“搞”在两岸四地中相互靠近的趋势会进一步明显和增强。
五、结语
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调查了动词“搞”在台湾国语中的语义韵特点，并从历史文化角度对此作出解释。研究发现：动词“搞”的语义韵在台湾国语中表现出错综性，但以消极为主，同时“搞”的类联接对其语义韵的影响较大。尽管历史文化的原因导致“搞”在台湾国语中的语义韵表现与大陆普通话很不一样，但随着两岸交流的进一步密切，其差异性有进一步缩小并趋同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