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8日，在中国法律制度中存续了50余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划上句号。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法废止，从2005年至今一再搁置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又一次被提上了立法日程。对于一些在日常公安执法工作中遇到的“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各类违法犯罪人员，尤其是盗窃、诈骗、伪造票证之类的违法犯罪人员，在缺少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威慑后，公安机关只能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或者由法院对其判处几个月的管制、拘役。法律的威慑力和预防违法犯罪的能力因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停止使用而出现了缺口，因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出台已经迫在眉睫。
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历经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是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法律制度，其既具备了实体法特征，也具备了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犯罪人员决定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从其性质来看，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将其规定为行政处罚，但是其处罚的严厉程度有时候又超越了刑事处罚中的拘役、管制以及部分短期的有期徒刑，它既可以适用于违法行为，也可以适用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实际上同时具备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也逐渐暴露出其方式简单、自由裁量空间极大、手段严厉等固有缺陷，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已经成为必然。
但是，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的今天，已经出现了其原有的处罚对象无法可依，无法可罚，尤其是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惯犯等，只能够与其他普通违法行为人一样，实施最高1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但是对于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其实施的违法行为已经接近刑罚的行为人而言，这样的处罚已经不能够实现对其过罚相当的原则。大多数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后，依旧会继续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废除了劳动教养之后的行政处罚，已经远远不能够实现对这类人的惩罚和教育作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作为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较优选择，将必然进入立法进程，弥补这一法律空白。
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原则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作为一项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其必然要矫正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缺陷，遵循下列法律原则。
（一）遵循宪法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但却仅仅只是一个由国务院颁布的文件，而非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法律。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立法时应当明确其法律属性，更正劳动教养制度长久以来性质不明的漏洞。《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性质，根据该法面对的对象和处罚的期限、手段等，应当明确为行政处罚。因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一方面的对象是给予一般行政处罚偏轻，但又不够刑事处罚的这类群体，一旦行为人触犯了刑律，将按照刑法给予刑事处罚，不属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处罚范畴；另一方面该法应当发挥教育、矫治、惩罚三重功效，并侧重教育、矫治功能，不像刑罚是侧重惩治犯罪的手段，更不是一种具有临时性的行政措施或行政强制措施，因此将该法定位于行政处罚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二）遵循适度性原则
从实践操作中看来，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在过与罚之间的裁量过于简单划一。劳动教养制度几乎包括了所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种类，凡是故意实施了一定违法行为，但是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均可以纳入劳动教养的范围内。但是如此多种类的违法行为却只有一个量罚标准――“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这样笼统的量罚标准很难体现出过与罚之间应有的适度性原则，也使得量罚既不均衡，又不合理。同时这样笼统的裁量标准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以定夺的问题，甚至出现乱决定劳动教养期限的现象。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其对象应当限制于两年内实施三次以上（含三次）同一种类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并针对违法行为性质、违法次数的多少、违法程度的轻重以及造成社会危害的大小等等，在均衡合理的范围内，综合考虑其教育矫治的年限，建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期限最长不能超过一年，如有经教育矫治后仍不能够实现远离违法犯罪的目标的，最多可以再延长半年。这里并不是说在立法中要彻底消灭自由裁量权，而是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细化裁量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杜绝原有劳动教养制度“一锅端”的现象出现。因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既应当尽可能地细化裁量标准，但同时也应当赋予决定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予以区别对待各种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以便更好地实现该法的适度性原则。
（三）遵循程序正当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一直以来都缺乏外部监督。劳动教养名义上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实际上现如今的劳动教养案件，从调查取证到审批决定全部由公安机关独立负责完成，检察机关虽然也负有监督公安机关工作、检查劳动教养案卷的职责，但是从实践中看来，检察机关也怠于行使其对劳动教养案件的监督职能，一般公安机关向其送交劳动教养决定书后，就没有后续的监督检查工作。由此导致了劳动教养案件办理不透明、不公开，任何公安机关无法移送起诉，而采取治安管理处罚又嫌过轻的案件，均采取劳动教养的形式。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应当纳入决定教育矫治的办理机关、决定机关、监督机关，改变原有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一家独揽的情况。建议由公安机关作为办理机关，由法院作为决定机关，由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公安机关承办各类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案件，负责证据的收集、违法事实认定、前科材料收集等，在符合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情况下，应将案卷直接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简易程序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对案件全程履行监督职责，公安机关在必要时也应当出庭作证，最后由人民法院决定教育矫治的期限和方式。这样加入外部监督，可以保证案件办理、决定的公平、公正，摒弃了一个机关从办案到决定全权独揽的弊端。 三、《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中应加以考虑的新手段、新方式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考虑教育矫治手段时，也应根据违法行为适用不同的手段。
根据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践情况以及我国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幅度，当违法行为较重时，教育矫治的年限最多不能超过一年，且应当采取集中矫治的方式；当违法行为较轻时，应当可以采取开放式的教育矫治方式。这两种教育矫治方式可以分开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一）可以选择采取集中矫治的方式
采取集中矫治应当改变劳动教养以限制人身自由作为唯一惩罚的方式，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侧重点应当在教育和矫治方面，限制人身自由是对违法行为人采取教育、矫治的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使违法行为人能够在一个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氛围内，受到教育，受到对其违法行为的矫治，而不是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对其采取种种惩罚措施。
集中矫治的场所应当采取军事化管理方式，能够保证被教育矫治人的正常作息，不应当像劳动教养场所和看守所、监狱等场所那样建设管理，由于被教育矫治人员需要得到的是思想认识上的教育矫治，应当像建设寄宿学校那样来规划集中矫治的场所。集中矫治场所应当配备有能够教授专业劳动技能的教师，具备有能够进行劳动技能实践的场所和相关器械。要有能够让被教育矫治人享受充分休息权利的干净卫生整洁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应当有专门的娱乐活动场所和图书馆，不应建有高墙、高压电网等设施。被教育矫治人应当在一个活泼、积极、正面、向上的氛围中，受到教育矫治，应当与被剥夺人身自由被羁押的情况区别对待。
在教育矫治期间，如果被教育矫治人需要回家探亲或者有重大事项需要离校，在其申请后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准许离校，不应采取过多的限制。可以对被教育矫治人采取安排适当劳动的方式来矫治其不劳而获的不良习气，被教育矫治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障，并享有正常的劳动和休息的权利。
采取集中矫治的被教育矫治人，一旦能够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并且在思想矫治方面表现较好，达到教育矫治的目的后，应当及时对其解除集中教育矫治，改为开放式教育矫治或者彻底解除教育矫治。
（二）可以采取不集中矫治的方式
开放式的教育矫治方式，针对的对象是违法行为较轻的行为人，或是集中教育矫治后，表现良好、思想认识达到一定标准的被教育矫治人。
开放式的教育矫治场所应当与集中式教育矫治场所分隔，不应将二者的被教育矫治人混合在同一教室或场所当中，避免相互影响，给教育矫治工作带来难度。开放式的教育矫治场所应当像普通学校的建设管理一样，在校依旧采取军事化管理方式，被教育矫治人像学生上课一样每天到指定地点集中学习，节假日按时休息，尽量避免过多的体力劳动，同时尽量提供丰富多样的谋生技能，由被教育矫治人自由选择并完成该项技能的学习，以便于其在教育矫治期限结束后，可以有一技之长，可以有新的生活，不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在开放式的教育矫治期间，被教育矫治人应当每月按时写出自己在教育矫治期间的思想动态、进步和感受，并上交教育矫治学校，由学校统一收集，并将此作为评判被教育矫治人是否在思想上得到进步的标准之一。由于接触被教育矫治人的时间不多，对其教育矫治的思想状态和在各方面遇到的困惑难以第一时间发现并予以帮助，在开放式矫治中，应当积极联系其家人和居住地社区等，采取家访、与被教育矫治人谈心等方式，多方面的了解掌握被教育矫治人的思想矫治状态，确定其教育矫治的进展，以便于进一步决定是否解除教育矫治或延长（当然延长最多也不能超过一年）。当然，在采取家访、走访等方式时，应当注意保护被教育矫治人的隐私和合法权利，不应擅自扩大其被教育矫治的知情范围，以利于被教育矫治人顺利完成教育矫治后，步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