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6年―848年，敦煌完全处于吐蕃统治下。62年间，敦煌各地举行礼佛祈愿、两国通好、释放唐朝战俘等活动，在敦煌各地执行的各项制度模仿唐朝，敦煌的各级官员也因此接触到唐朝中央政权，使敦煌和唐朝中央政权间保持着一定的交流与联系。
一、敦煌对吐蕃的影响
唐朝时期的敦煌处于“丝绸之路”上，是古代中国与欧洲、中亚、西域进行商贸活动的交通要道，是河西地区的佛教圣地。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由鼎盛逐渐衰落。日益强盛的吐蕃趁机进攻河西走廊地区，先后攻陷了肃州、甘州、凉州等地。吐蕃赞普亲自率兵围攻敦煌，敦煌百姓和将士顽强抵抗了11年，终于抢尽粮绝，被迫以城降蕃。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吐蕃答应敦煌军民可以继续留在敦煌。敦煌军民保留了很多唐朝的礼俗和文化，唐朝敦煌内地的佛教流传到吐蕃，对吐蕃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吐蕃传统的信仰是苯教，融入了很多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等。唐朝佛教的流传促使吐蕃将天竺佛教、西域小乘佛教和本土苯教结合，形成藏传佛教，确定了佛教在吐蕃的国教地位。
二、敦煌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的通使关系
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2年内，敦煌地区的各级官员和唐朝中央政权保持着一定的交流和联系。
公元820―824年，董勃藏在瓜州、敦煌担任军政职务，对唐朝文化典制了解较多。832年，董勃藏率领使团出使唐朝，晋见当时的唐朝皇帝―文宗皇帝。
智照是落蕃唐人后裔，在敦煌接受过较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具有极丰富的汉文化修养，精通汉语，又是佛教僧人，在公元847年，智照担任负责唐朝与吐蕃外交联络机密事务的官员。
在吐蕃统治下，敦煌汉人索都督担任最高官员，索都督曾经托付僧人向唐朝文宗皇帝进献绣像，表达归国心切和对故国的思念之情。
三、敦煌社会对唐朝礼俗典制的吸收和保留
吐蕃对敦煌统治时期，为了更好地巩固、维护统治，推行各项制度时大量吸收模仿唐制。吐蕃推行的宗教、经济、军事、法律、职官等制度都吸收大量的唐制。比如赋役制度、僧官制度、市券制度、驿传制度，职官制度中文书官、将头、水官、十将、仓曹、营田官和税务官等的设置，都参照唐制编制。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仍将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吐蕃官府的大部分牒状公文采用汉文，吐蕃官员批示时也用汉文[1]。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还保留了较多的唐朝礼仪。吐蕃吸收、学习唐朝中原汉地的“干支纪年法”，改造形成“十二生肖纪年法”，用此方法纪年。唐朝中原汉地的历法对吐蕃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还未在相关资料中发现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使用藏文具注历日，因此推测当时敦煌的民间和官方都使用汉文具注历日。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具注历日中明确记载了正月十二日癸亥实行“始耕”之礼。“始耕”之礼是模仿唐朝的“藉田”之礼。“藉田”之礼是帝王在正月亲自耕田，奉祀宗庙，意在劝农。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始耕”之礼同样有劝农寓意。，祭祀的对象为后稷和神农。唐朝有“释奠”之礼，于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祭祀孔子。
自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就派遣子弟去唐朝学习汉文化、儒家文化和典章制度。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仍保留传统的“释奠”之礼，推崇儒家文化，在州县学校的各个孔庙举行祭祀孔子礼仪。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记载当时有国子监和太学。太学源于唐朝，是三学之一，推崇儒学教育。吐蕃国子监是接受儒家教育的教学机构，有可能设在敦煌，窦良骥在当时担任吐蕃国子监博士。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开元寺仍保留唐朝玄宗皇帝的塑像，吐蕃政权利用塑像来安抚敦煌居民。
四、归义军政权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
张议潮是归义军政权的创立者，吐蕃统治时期，唐朝在河西地区仍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小在敦煌接受了唐朝中原内地文化的教育，加上吐蕃对唐朝典制礼仪的保留，使张议潮形成回归唐朝、驱逐吐蕃的思想[2]。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发生内乱。848年，张议潮趁吐蕃混乱之际，联合当地民众和豪族势力，建立归义军政权，驱逐吐蕃，回归唐朝。
结束语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与唐朝中央政权存在着一定的交流与联系。吐蕃对唐朝的典制、礼俗、文明等一直仰慕，在统治敦煌时期，举行礼佛祈愿、释放唐朝战俘等友好活动，制定的政策也大量模仿唐制，促使敦煌人民对唐朝存有极大的向心力，也就有了848年敦煌人张议潮聚众起义的壮举，归义军政权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是密不可分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