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5-0081-04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一部美国华裔文化心理成长的演绎史。从其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华裔的文化心理演化过程。泗丽莎的《百年金山》以自己的家族为背景描述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美国华裔近两个世纪的状况。李恩富，作为第一批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中的一员，亲身经历了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这段历史。他的很多作品，如《我在中国的童年》、《父与子》等都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段历史，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19世纪美国华裔人群的社会生活及精神风貌。谭恩美的《喜福会》则主要着墨于20世纪上半叶至改革开放后的这段历史状况。泗丽莎和谭恩美都出生在20世纪中叶，她们的作品以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和心理洞察力反映了20世纪美国华裔的社会生活及复杂心理变化。他们的作品，不论是传记文学还是虚构文学，都反映出一些共同的东西。选取华裔作家的作品分析美国华裔的文化心理具有典型性，挖掘他们作品中的历史、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丰富内涵，不难发现美国华裔文化心理的嬗变及其背后的历史根源。
一、美国华裔文化心理积淀与演化
美国华裔，这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文化心理经历了一个“由全中化到倾美化”[1]43再到趋于融合的变化过程。第一代移民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心理，到了第二代移民，就开始明显表现出美国化倾向。他们的文化心理与父母一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而在他们逐步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两代人的文化心理最终在冲突磨合中趋于融合。
传统的中国文化在第一代移民心目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虽已踏上美国土地，但他们仍然恪守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延续着在重大节日燃放爆竹、在祭祀时虔心供奉祖宗牌位等习惯。这些行为常令美国人感到“古怪”，但是，第一代中国移民却坚决地为中国文化辩护，以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李恩富在《我在中国的童年》中详细描述并解释了中国人在宗教、饮食、庆典等方面的文化，试图美化中国文化。第一代移民与祖国有着深厚感情，他们在中国土生土长，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泗丽莎《百年金山》中的邝泗娶了个美国白人妻子，在家中却一直奉行着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邝泗在家中把自己当成绝对的权威，对妻子严格要求，把婚姻看作一件简单的事情，即“老婆提出请求，丈夫所做的或是同意或是不同意”[2]。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主张棍棒政策，正如中国古语所言，“棍棒底下出孝子”；主张子女中以长子为大，新衣服等一切物质需求都要先依长子；不许女儿跳舞，不准游戏，只准待在家里，学做针线活，料理家务，认为女孩子要学会“三从”。根深蒂固的中国式思维使第一代移民很难接受并融入美国文化。
随着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的安家落户，作为他们子女的第二代移民在与美国当地人的近距离接触中，受美国文化感染和熏陶，开始出现了对美国文化的盲目崇拜，走向了父母一代的对立面。刘裔昌在自传《父与子》中，揭示了第二代华裔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心理。正如尹晓煌所指出的那样：“为证明自己的美国化，刘裔昌不惜否定自我，否定自己的华人身份，乃至于贬损华人的文化传统。”[3]133现实生活中的刘裔昌甚至在完成自传初稿后，参加了美国陆军，表现出了高度的美国式爱国主义。《父与子》中的刘裔昌彻底被美国文化洗了脑，他不能接受美国华人社区的春节庆祝活动，也不能理解华人黑帮组织的行动方式，他崇拜的是美国式英雄主义，梦想的是当美国总统。刘裔昌与父亲的中国式思维产生了严重冲突。他认为，父亲的“中国习惯和观念稀奇古怪、莫名奇妙、令人羞耻！”[4]175。不仅父子关系如此，20世纪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也反映出了同样的问题。吴精美从小就对母亲的教育方式产生叛逆，不愿听从母亲教诲好好练琴。受到母亲强制时，还跟母亲争辩：“你不能强迫我，这不是在中国。”吴精美甚至把令母亲失望当作维护自我权利的一种手段，她不愿顺从母亲的意愿，她不能各科成绩都是A，没当上班长，也没考上斯坦福……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能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我只可能是我自己。”[5]135这是美国人“自由平等个体意识”[6]的具体体现。薇弗莱小时候在下棋比赛中夺冠，却因为母亲引以为荣、向别人炫耀而跟母亲吵架：“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5]87女儿们不能理解母亲，不能读懂母亲背后的文化。女儿们成年以后，产生了对美国文化的崇拜，表现出对美国人的好感。由于受到美国化特征的吸引，许露丝嫁给了白人特德，薇弗莱跟美国白人里奇结成连理。这都印证了她们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从上述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子女跟父母一代的矛盾演绎到了极致。这一矛盾确切地说，应该是中美文化之间的矛盾。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月
第30卷第5期扈彩霞，等：美国华裔文学视域下华人的文化心理嬗变及其历史成因
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和文化观念上的背道而驰，随着他们逐步融入美国的社会生活，终将在两代人之间的磨合中趋于化解和融合。这是“中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融合”[1]44的必然结果。在《父与子》中，刘裔昌大学毕业后一直无法在美国社会找到工作，他不得不求助于父亲，被逼回到了华人社区，认可了华人生儿育女就是“赡养父母，光宗耀祖”[4]322的中国文化传统。被儿子认为是“思维方式一直保留在中国”的父亲，也在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中受到一定影响，成为“开化”的中国人。刘父没有选择住在多数华人居住的旧金山唐人街，而是住到了奥克兰市的一个白人社区；他用杰出美国政治家的名字为子女取名；他的着装跟早些时候的华人也不一样，身着西装，脑后的辫子已经剪掉。根据刘裔昌的回忆，父亲60岁寿辰的庆祝活动都是中西结合式的。整个祝寿活动按照中国传统进行，然而，父亲的着装却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场合，他穿的是西装，而非中国长袍，这是典型的中西方文化妥协的表现。谭恩美《喜福会》中女儿们跟母亲文化心理上的对立最终也以相互理解和融合而告终。吴精美麻将桌上对母亲位置的替代以及后来替母回国寻自己双胞胎姐姐的举动都显示了女儿对母亲文化的充分理解。一直被母亲视为“内部全属美国制造”的女儿薇弗莱也最终喜欢上了中国，就连第二个婚姻的蜜月度假地也选择了中国。在长期的文化碰撞中，母亲一方也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一直反对女儿跟美国人通婚的龚琳达最终也接受了自己的外国女婿。时隔四十多年，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虽然着中国装、说中国话，但还是一眼就能被人认出是国外来的，她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人”[5]260。由此可见，在不同文化夹缝中生存的人们，不管是否坚决维护其先前的文化，其文化心理总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并且都会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做出妥协，以最终达到文化上的融合与和谐。 二、美国华裔文化心理的历史成因
摊开美国华裔在美国谋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美华裔人群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他们不为人知的辛酸经历，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其文化心理演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根源。据记载，华人于1785年最早登上美国大陆，而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出现在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时期。1848年1月，约翰?苏特锯木厂金矿的发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开挖金矿。为了谋求生计，很多贫苦的中国农民通过中间人的安排来到美国。当时大批华人移民涌入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此时的中国还受到鸦片战争的深重影响，《南京条约》大量赔款加重了人们苛捐杂税的负担，致使很多人变卖家产，离开自己的家园故土；广州港口的开放使大量国外商品涌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经济。二是由于1851―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国战事频繁，民不聊生。据统计，1849―1882年，共有30万华人进入美国，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高潮。这一时期的华人移民，开始是开挖金矿，后又修筑铁路，有的也参加了农场工作。这些移民大多为中国男性壮丁，他们在中国长大，自小接受的都是中国文化的熏陶，进入美国后，仍然延续着自己以前的文化传统和行为方式，最突出的，他们还坚持保留着清王朝时期男性束在脑后的大辫子。由于中国人与当地人的文化悬殊，大多数中国人选择跟自己国人生活在一起，这样，就有了发展到后来国外中国人聚居相对集中、又有中国特色的“唐人街”。唐人街里，人们穿的是中国服装，吃的是中国食品，连街上挂的都是中国“对联”。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带来的“陋习”，如抽大烟、赌博等。在唐人街的保护下，中国文化得以较好地延续。此时的人们跟美国人交流很少，夏洪进曾评论说：“由于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等原因，他们在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方面起的作用甚微。”[7]从1854年开始，中国向美国输入了大批女性。她们对促成后来华裔的男女平衡起到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文化在美国得以继续传承。
由于中国人特有的勤劳智慧、吃苦耐劳以及人口的急剧增加，美国白人感到了一种威胁。1882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案》，规定所有华人劳工10年内不得进入美国。这一法案颁布的背后是当时清政府实力的软弱和中美交流的欠缺。当时，清王朝与国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实力，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中国人在国外受人欺辱。再加上当时中美交流的缺乏，很多美国人根本不了解更不能接受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习惯和语言都很不习惯。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强烈的反华排华情绪，甚至出现了打劫和屠戮事件。不少在美华人不幸遇害，伤者无数。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清廷驻美公使向美交涉赔偿，美方都不加理睬。真所谓弱国无外交！1884年修订法案的出台是对排华法案的进一步强化。在美国国会就排华法案进行讨论期间，美国白人诋毁中国文化，称“中国文化低劣至极，永远无法与西方文明相比”[3]57，当时，身为官派留学生的李恩富民族自尊心严重受挫，他写了《我在中国的童年》为中国文化辩护，意在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不仅不逊色于美国文化，反而在很多方面优于美国文化。美国《排华法案》的实施使在美华人的数目一时间迅速减少。其间，能勉强在美留下来的华人受到严格限制，而其子女却不受《排华法案》的影响。这一代人的子女在美国出生，大多没有到过中国，他们与中国文化之间具有一种先天的隔膜。在子女与白人社会的频繁接触中，又加深了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刘裔昌父子之间的矛盾便深刻印证了这一点。
三、风云变幻时代的心理嬗变与超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成为盟国，中国人民及美国华人在战争中的表现改变了美国对中国人的看法。1943年，美国又通过了《马格纳森法案》，允许美国华人入籍。1946年，再次通过法案，允许美籍华人妻子入境。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为华人在美取得了一定的平等地位。这进一步推动了华人与白人的接触，很多华人子女进入美国学校读书，接受美国教育，受美国文化的洗礼。从另一方面讲，这也加深了子女与父母两代人的矛盾。根深蒂固信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父母与带有浓重美国化行为的子女已显得格格不入。《喜福会》中描述的母女冲突即是这一时期此类矛盾的集中体现。华人子女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美国的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这种长期浸淫其中而产生的潜移默化的美国文化的影响，致使其子女表现出对美国文化的高度认同，以至于“他们正在日益失去所谓的‘中国性’”[8]。
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次年，中美正式建交，两国交往日渐频繁，不仅身在中国的人可以了解到美国，美国的华人也有了更多机会来了解中国。之前，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对中国人的了解也仅限于美国华人那个小圈子，而如今他们对中国人的了解有了更多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股“寻根热”[9]117，很多华裔来到中国寻根。《喜福会》即是描述这一史实的作品，作品中吴精美来到中国寻找双胞胎姐姐即是当时顺应这一潮流的做法。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逐渐地，那些耻于当中国人的二代华裔也开始把做中国人当成一种时尚。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年轻一代的华人子女原先跟父母文化心理上的对立日趋平和，二代移民开始试图理解父母、理解父母的文化，中美文化日趋走向融合。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美文化进一步交融，美国华裔文化的多元化倾向日益明显。进入90年代，“经过多元文化的洗礼，文化已经不再成为影响个人身份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成为可以选择的成分”[9]140。也就是说，美国华裔完全可以自由游走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任意确定自己的位置。近些年来，美国华裔也逐步走入美国政界，到2000年美国大选时，在联邦法官中，亚裔占到7个[10]，从布什政府至今被任命的华裔高级官员从劳工部长到国防部长等已达近80个。2011年华裔骆家辉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充分展示了中美文化的融合程度。这对当今全球化影响下的社会也提供了一定启示：世界的多元文化有望在矛盾冲突中趋于融合。 文学作品总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记叙和反映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丰富多彩。通过阅读华裔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美国社会中华人生活的艰辛岁月，也可以借此窥测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及其文化心理演变，因为人之为人，首先就是某种文化意义上的人，而此后的人生断然难以逃脱这种文化为之塑造的心态与性格，而新的时代一定又会产生新的文学作品为人们提供新的视角、新的视野。
四、结语
总而言之，美国华裔的文化心理，经历了一个由“全中化到倾美化”再到中美融合的发展演变过程。第一代移民身上体现出的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第二代移民开始出现了美国化倾向，在第二代移民与第一代移民的长期磨合中，双方的文化心理在冲突中趋于融合。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淘金热时期第一批移民进驻美国，到美国《排华法案》的推出，再到20世纪下半叶中美关系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实力及中美之间的交流都对美国华裔文化心理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美国华裔文化心理的演变史，从华裔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两代人之间文化心理的冲突与融合，并从中得到启示，即当今全球化影响下的多元文化社会终将在矛盾冲突中趋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