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厘清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个人只有从物质生活过程以及在其中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才能获得质的规定性，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国内外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做过多方面研究，归纳起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四种：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和社会环境论。我们可以把政治社会化表述为：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
通过特定的媒介，政治文化才能得以传递，这些媒介包括：家庭，学校，特定的政治符号，大众传播工具，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实践六大类。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第一站，人一出生最早接受的并不是老师或者学校的观念，而是家庭的观念，因此家庭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对于人早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二、家庭对个人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即使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的动物。”人不可能孤立于社会而独自存在，人的政治社会化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如果说，社会化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转化为社会人的关键，那么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社会人转化为政治人的必由之路。
家庭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人接受教育的第一场所。在个人成长的最初阶段，家庭对其人格特征的形成，心理品质、价值取向等都会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
香港的两位学者余振和郭正林针对中国大学生的家庭政治社会化问题曾做过一份问卷调查。从1995年10月至1996年10月，他们对中国大陆8所大学的231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8所大学分布在五个地区，即北京地区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武汉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山大学和深圳大学；西北地区的兰州大学；西南地区的西南师范大学。且于1995年1月对台湾大学、1996年10月对香港的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以及澳门大学这四所大学共1385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以封闭式问题为主，开放式问题为辅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调查内容涉及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家庭关系、社会文化、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指标。问卷共分为三大部分，通过家庭决策过程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家庭权威模式，通过大学生与父母亲的关系来考察家庭“代沟”问题，最后通过家庭决策和参与环境把握它们对个人政治态度取向的影响。在对大学生的家庭决策活动进行调查时，两位学者一共设计了五个提问：在家中，对于您家庭直接有关的事情，谁做出决定呢？对与您直接有关的决定，您有影响力吗？如果您不满意父母的决定，您会不会向他们诉苦或抗议呢？如果您向父母亲诉苦或抗议，他们会改变已作出的决定吗？您有没有向父母诉苦或抗议呢？
由此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家庭权威模式大多数倾向于民主协商，尤其以大陆地区的家庭最为显著。但是这一结果在之后的调查中显示对个人的政治态度或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有超过七成的被访者表示“肯定会”或“多数会”对父母所作出的不正确决定提出抗议。在实际行动上，台湾地区的大学生较为倾向对父母作出的决定诉苦或抗议。台湾、香港地区大学生倾向于对父母抗议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行为。有7成的港台大学生被访者倾向于采取实际行动去抗议政府的错误政策，这比大陆和澳门地区的被访者高出两成。因此，家庭决策与个人的政治参与态度有关，认为自己对家庭的决定有很大影响的被访者倾向于关心以及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三、结语
家庭关系在逻辑事实上与社会关系乃至国际关系是相同的。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政治文化认为家庭是政治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小而为家 ，大而为国”，君主乃“天下之父母也。”家国同构的特点使家庭成为政治社会化的第一个环节，具有直接的政治社会化效应。
家庭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起点，它在个体的政治人格塑造、人生观的形成、基本政治生活规范的获得等方面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家庭中，父母的政治态度、政治倾向、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父母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正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研究所表明的，随着同辈集团、学校系统、广播、电视和杂志接替了许多原来应该由家庭所承担的责任，家庭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可能已经大大降低并呈弱化趋势。但是无论其影响在如今看来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家庭的政治社会化都是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最初阶段，它始于胎教，贯穿于人的一生，个人先入为主的观念仍然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