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生长及市民阶层在一些地区的陆续出现，也随着明王朝的衰败、覆灭和清王朝的建立，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一批进步学者，如黄宗羲等，通过各种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表达了人们要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发展工商业和冲破封建束缚的愿望。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潮的涌动，女性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才女不断涌现。《红楼梦》中众才女的受教育经历、思想才华影射了明末清初女性教育的风靡以及社会对于女性才华的认可。
一、女子教育的形式
明清以前，女子教育的形式主要有宫廷教育和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又有父母亲长教育和“傅姆师保”教育之分。传统社会女性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女子无才便是德”如同紧箍咒一般牵制着女子的教育解放，“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教规范也使得女子固守深闺，父母家长之教几乎是历朝历代女子教育最主要的形式。一方面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对儿童实行学前以及小学教育的功能，这可能是很多女子一生接受的所有教育。然进入明清时期，除了传统的女子教育方式以外，还有一些较为独特的教育形式，本文试从《红楼梦》中窥探一二。
（一）家庭教师
女子家庭教师又或称“闺塾师”。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傅姆师保”之教，多由“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的女性任教，郑玄注解《仪礼？士昏礼》之时讲道：姆师皆为“年五十无子，出而不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1]教育内容主要是女德、仪礼法则、协助祭祀、日用常识以及编织女红、烧饭做菜一类的家庭琐事。在有条件的名门望族，傅姆师保也对女子进行一些经籍、诗书方面的教育。例如班昭就自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后汉书*列女传》）。[2]
而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姆师之教，也有达官贵人家将满腹经纶的男性塾师聘请到家坐馆，对自家女儿进行单独的教学，当时通称“闺塾”。《红楼梦》第二回中描述林如海请贾雨村为黛玉之闺塾，写道：“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这女学生年又小，身体又极怯弱，工课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及至《红楼梦》第三回中又一言带过贾府众小姐的启蒙教育：“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此处“上学”与下文交代宝玉与秦钟上学处――家族私塾，显然不是同一场所，一来宝玉与秦钟所上之私塾尽是男童，加之，三春姐妹呼之即来，可想路途较近，可见贾府亦是有专门为女子请的家庭塾师。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也记载了才女方芳佩“幼工吟咏，曾问字于杭堇浦、翁霁堂两先生。著《在噗堂诗集》于闺秀中卓然称大家。”[3]可见，到了清朝时期，除了传统的姆师教导女德之外，也有一些人家聘请学识渊博的男性塾师教导诗经子集。《红楼梦》第三回中写道：“（王熙凤）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是否上学成为嘘寒问暖的语句，可见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女子“上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此时的“上学”已不仅仅是学习女德，《红楼梦》第三回中写道：“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可见诗经子集等文学教育也成为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女子教育的认可和兴盛，使得女性意识逐渐觉醒，更多的才女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辑录著作以清代所占最多，收录清人妇女著作达3500家左右，汉魏至明代妇女著作1000余种。
（二）诗社
《红楼梦》中除了对女子的家庭教育有所描述，更为精彩地是浓墨重彩地呈现了大观园群芳诗社赛诗的景观。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由探春提议，轮流做东，组织了大观园海棠诗社。诗社规定了简单的规章制度：“从此后我（李纨）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你们只管另择日子补开，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
女子结社现象在明末清初较为普遍，才女们纷纷以诗文切磋，互相学习，娱乐消遣，怡情养性。美国汉学家高彦颐在《闺塾师》中将明末清初的妇女诗社分为三类：家居式、社交式和公众式。家居式社团最不正规，是由亲属关系纽带连结在一起的，它们的文学活动多由家中女性成员于日常生活中进行，或于茶余饭后谈论文学，或在花园散步吟作诗歌；社交式社团也是非正规而不张扬的，是由一些有亲戚关系的女性及她们的邻居，或远方的朋友所组成，它的规模更大，网罗的人物也更广更多；公众式社团有一定的公众知名度，它有自己的出版物，个别女诗社有正式的名字，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等，才女们聚在一起谈诗论词，结集出版，和男性诗社一逞高下。接着她又指出，在明中期到嘉靖年间，家居式是最为普遍的，到万历乃至清初时，由于江南各地方都视女性诗歌为其家乡文化进步的明证，因而公众式社团遍布江南。[4]《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虽属于最不正规的家居式社团，但是诗社有名，成员有别号，社团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可见当时的女性社团已经较为成熟。明清时期女子教育的兴盛，也掀起了女子慕诗名，文风炽热的盛况。《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描写了香菱学诗废寝忘食如痴如醉的动人情景。
（三）私家藏书与戏曲
元代戏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和繁荣，加上晚明出版业繁荣，使得书籍的种类繁多，普及率也大为提高，士大夫阶层形成一股藏书的时尚。为显示富有、博学和兴趣高雅，许多家庭还建造起规模宏大的藏书楼，如绍兴祁家的澹生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等。书籍的普及和家庭藏书的风行使家庭成为了知识和学问的纳集地，为深处闺阁的女子提供了文化教育资源，极大地增加了女子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薛宝钗：“……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除了藏书，也有私自从市井书坊中买来传阅的，《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描述了宝黛二人同看《西厢记》等“古今小说”，“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自然，《红楼梦》中写宝黛二人看西厢读牡丹亭别有其独特的用意，然也从侧面视角看出古代女子受藏书的影响。而戏曲，作为《红楼梦》中最常见的娱乐消遣活动，也成为女子文化熏陶、诗词陶冶的重要元素。《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薛宝钗讲解《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巧妙的表现了薛宝钗对于戏曲中诗词的鉴赏力。第二十三回中仍有写道：“……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它的晚期。商业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生活奢糜腐化，加上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阶层追求享乐社会思潮的兴起，戏曲获得了更为便利的生存发展条件。明代以后士风颓糜，诸多士大夫狂荡不羁、纵情享受、沉溺声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迷恋于戏曲。明末东南著名文人张岱自称一生“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5]就是一个绝妙的写照。明清文人很多都养有自己的家庭戏班，著名者如李开先、屠隆、屠冲?、沈?、张岱、阮大铖、冒辟疆、查继佐、李渔、尤侗等等，戏曲的盛行，对于家庭子女亲眷的影响相伴始终。
二、女子教育的社会功用
（一）选入宫廷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道：‘便是贾府中，现有的三个也不错。政老爹的长女，名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红楼梦》第四回描述了宝钗进京选秀：“……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可见，在《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中最有才学的两位女子，贾元春入选宫中做了女史，薛宝钗也曾待选秀女，只因为作者未提及的原因而落选，引发后人的诸多揣测。《周礼》天官、春官所属都有女史，以知书妇女充任。属天官的，佐助内宰掌管王后礼仪，为内官；属春官的，掌管文书，为府史之属。及至清朝时期，康熙王朝宫女共分九个品级，其中女史属于正五品，仅设于皇后、皇贵妃宫中，仅设1-2人，见贵人以下位份内眷，可免礼。
（二）辅导子女亲眷
《红楼梦》第十八回：“（贾宝玉）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而李纨也同样肩负着教导贾兰的重要职责。有研究者运用大量墓志铭考古资料研究明代女子的婚姻家庭生活，认为明代女子十分注重修女德，执妇道，也很注重母亲对子女的言传身教。[6]母亲在子女的启蒙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女教书《教女遗规》中收录了唐代《女论语》的教女思想，其中讲道：“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实专于母。”[7]母亲授以诗书文史的子女，在明清时期比比皆是：明代嘉兴的桑贞白，在其诗集《香奁诗草》的自跋中说道：幼荷严母庭诲，日究女训列传经史，以明古今。方识汉有曹大家，中郎女，晋有窦滔妻，宋有朱淑真，明有朱静?，俱各?才巧思，异句奇章行世。[8]明代宜春令张孟端之长女张引元“容止婉娈，天姿颖拔，六岁能诵唐诗三体，皆得母王文如之训，左、国、骚、选诸书示之，姝一一了悟。”[9]清代江苏的张采?与其姊妹采?，“幼承母教，均以诗名。”[9]可见女子有才德，对于子女亲眷的教育十分重要。封建时期的士大夫阶层，父亲多忙于朝政等，子女的启蒙教养之责也便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若母亲受文化教育的层度较高，那么对于子女的教导也便不拘泥于德育。
三、女子教育的局限
（一）思想主流：“女子无才便有德”
虽然在许多文化素养较高的家庭，天资聪颖的女子学习妇德的同时，也被授以文史，甚至有些女子文墨皆通。然而纵观整个封建历史，传统女教奉行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教原则，明清社会自然也不例外，甚至重德行轻才情的女教观念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楼梦》第三回：“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可见在贾母眼中，读书对于女子来说只是“认得两个字”罢了，并不需要多么出众的才学。《红楼梦》第四回：“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继承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对于李纨的这部分描写本文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来李纨的教育受限于“女子无才便有德”的传统思想，二来李纨深受女德教育的影响，青春丧偶、形如枯槁、只知侍亲养子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在传统社会里，李纨也可称之为妇德的典型代表了。 明代吕新吾曾说：“四德备，虽才拙性愚、家贫貌陋，不能累其贤；四德亡，虽奇能异慧、贵女芳姿，不能掩其恶。”[10]可见百善德行居首位，成为衡量女子的第一标准。明崇祯时期的官吏周亮工，主张女子最好不识字，女子宁可无才，不可无德。他在《赖古堂集?吉祥相》中说，女子识字，“淫词艳语，触目而是”只会败坏妇德。清代李仲麟也在《增订愿体集》明确提出了女子不必有学识，“妇女概不令其读书”的观点。[11]于是，明清正统思想下这种重德灭才的的女子教育观，与女子教育的盛行既矛盾又限制了其发展。
（二）教育内容：“正经”之书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成为正统思想。尤其宋代朱熹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四书五经也便成为读书人的“教科书”。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也曾提到仅上了一年学，刚读了《四书》，贾宝玉去私塾之前，贾政问起跟随宝玉的小厮宝玉在读何书，小厮说了句“读到第三本《诗经》了”。可见，《红楼梦》中宝钗所指“正经书”亦指四书五经、《女戒》等正统思想读物，不会“移了性情”，与流传市井的小说“杂书”相对比。
可见传统社会更为重视女子教育的德行及针织技艺，一如宝钗所说“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而对于诗词小说等，则归为“移人性情”之书，不读最好。正如《温氏母训》指出：“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12]如此更为限制了女性的思想解放和才学施展。
（三）教育对象：钟鸣鼎盛之家
封建社会几千年不变的等级制度，在女性这个群体中自然也是根深蒂固。女性群体本身存在的阶级、阶层和等级的差别也限制了女子教育的发展。例如，就家庭出身而言，贵族女儿更容易接受较多的文化教育；而贫寒人家的女儿和婢女接受文化教育的难度就要大得多，她们每天迫于生计，辛苦劳作，处于这个阶层的男子尚难接受文化教育，更何况是女子。这样的家庭条件，或者说社会条件并没有给她们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
《红楼梦》中荣宁二府上下数百名女子，然而真正可以识文断字的人寥寥可数，连袭人这样的大丫鬟、宝玉有实无名的侧室也无缘诗书，宝玉的字帖儿也要黛玉帮忙看看是为何物（第二十二回）。而参与到海棠诗社的也只有金陵十二钗中的七位，加上后来的宝琴、邢岫烟等，凤毛麟角。可想受教育的群体是极小的。这样正反应了封建社会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